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下的中国古代语-图关系的形构

中国古代的“文”的传统建立在一种连续性的“文”的观念基础之上,表现为自然与人文、文字与图像之间的一体性,也体现为这种整体性的“文”的观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的语-图关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以新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发生西方意义的语-图关系的对立和紧张。语-图关系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的内涵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文”的意义赋予语图关系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旦图像逻辑试图独立发展,“文”的传统总是进一步对图像予以新的赋义。在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中的图像逻辑被“文”的传统彻底归化,而那种独立性的图像逻辑在中国文化中则始终没有出现。     

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和理学文学观的演变

宋代理学在德、艺关系和文、道关系上走向了重德轻艺和重道轻文的极端 ,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说 ,对宋元时期的诗文和文学理论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程颐等人的主张是不符合先儒垂训的 ,于是在宋元时期 ,许多人起而批判这种文道观 ,批判由此造成的文弊。与此相伴随 ,宋元时期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一方面 ,他们改变了理学宗师们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 ,如抛弃“作文害道”说而提倡“融会文理” ,抛弃“作诗妨事”说而提倡“敛情约性”以为诗 ;另一方面 ,他们对理学前辈提出的一些反文学的文学观做出了新的解说 ,我们称之为“非诗理论的诗学阐释”。由此角度 ,我们也可以审视宋元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 ,特别是与理学影响有关的文学观念的变化     

“乌托邦”思维与普遍伦理

“乌托邦”无疑是人的一种思维定式, 这种思维定式所诉求的规范性与普遍有效性是人类理性使然。理性的变式不仅为我们记录下了不同样态的普遍伦理, 而且使道德哲学呈现出从形而上的论证转向一种后形而上论证的发展趋向。     

女性写作的两类文本——陈染与卫慧作品内涵的一种比较

在当前的女性文学创作中 ,以陈染为代表的写作是一种认真体察和表现女性生存之痛的写作 ,具有人类性和形而上的意味。而卫慧等人的作品却失去了这样的文学品格。两者内涵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女性的人物形象、女性的时空观念以及女性的“躯体写作”等方面。     

九十年代的江西小说创作与地域文化

20世纪九十年代，江西区域的文学创作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文学赣军”取得了更多的实绩。作家的创作相对于建国以来的其它历史时期，蕴含着更丰厚的文化内涵，呈现出更为多样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本文试图从文学与文……     

《尚书》中“上帘”观念与殷周宗教信仰的变迁

通过对《尚书》中“天”、“上帝”等概念及其内涵的分析论证,结合古今研究尚书的重要理论。梳理出《尚书》中“天”、“帝”观念的发展演变实质,并比较《尚书》中各时期宗教观念的发展变化和“帝”、“天”观念前后发展的不同,从宗教观念发展过程出发,按照人思维认识的发展脉络提出了“上帝”观念是在从“帝”到“天”的宗教观念和认识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阶段。     

宋元之际的"诗史"观念与"崇雅"风尚探讨

宋元之际"诗史"与"崇雅"是两个重要的、也是其时普遍流行的对诗学观念进行的考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诗史"观是遗民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遗民思想的体现;同时随着元政权的逐步建立和稳定,"崇雅"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接受,而到延祐开科取士,"崇雅"就成为一时风气了。本文希望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诗学观念所呈现出的特定理论内涵,更重要的是,揭示理论内涵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从"史传"模式到现代叙事——"文"、"史"观念的分离与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

“五四”时期中国小说的现代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描述为从“史传”模式到现代叙事的转型,这其实也就是一个“文”的观念独立的过程。“五四”时期,中国小说在审美对象、审美方式、时空观念等方面一系列的变化,都是通过与“史传”模式的分离表现出来的。     

论中国画的“文人化”道路

在讨论“文”与“画”的关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文”、“人”与“画”的内涵、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其中又首先要弄清楚“文”与“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后蕴含的本质异同和型态变化的规律,以及它们的关系;最后我们才能大体上认识什么是“文”,什么是“人”什么是“文人画”进面才能认识到中国画在其文人化的进程中具有哪些本质规律及其特征。以往的研究常常偏重于一种政治的演变历史作为诠释艺术史甚至文化史发展的某种必然;并将一种更为狭义的“政治”关系作为艺术发展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将艺术家在政治上的某种遭遇和生活经历当成了艺术家和艺术现象唯一必然的因果关系。     

先唐俗赋与其他文体的互为接受

各种文学形式之间的互相影响与互为接受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之一,无论是在同一时期,还是经历了朝更代迭的不同时期,各体文学作品都在题材、语言、风格、审美趣味等方面互为接受与影响。前人曾指出“赋兼众体”,近人亦言“赋”介于诗、文之间。俗赋源自民间,肇始于先秦,明显受到当时民间“谐隐”风俗和“客主问答”通俗文艺形式的影响。汉代民间乐府与俗赋之间的互为接受就更为多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俳谐文俗赋化颇为流行。     

明代嘉靖年间散文的时代风骨

明代嘉靖年间,无论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唐宋文派,还是李攀龙、王世贞、宗臣等秦汉文派,都曾相聚在“风骨”的旗帜之下,呈现出“建安风骨推今代”的风貌.严嵩一类奸臣弄权、南倭北寇的侵扰等两大社会悲剧,从相反相成的角度促成嘉靖年间“风骨”散文的两大主题:一是反对权奸乃至“骂皇帝”,二是抗倭御虏.散文创作中具有了新的内涵——融合儒家“节义”、鲜活的时代精神与刚健的文人骨气,其中也有希冀摆脱封建专制思想和复古思潮束缚的个性自由的文学精神,给嘉靖时期的散文“风骨”打上文艺启蒙思想的时代烙印.因而,嘉靖时期的散文风骨形成与“建安风骨”、“盛唐风骨”等同中有异的时代特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     

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建构

随着“五四”时期人的思想的大解放，文的自觉也大为增强。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包涵着一种崭新的现代意识，锻造出更加新颖、符合人性发展的诸多形式。而在人的自觉中，对自我的自信所引发的强烈的创造欲和表现欲又为文的自觉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由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便必然成为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关注的对象。这是因为对人的发现往往容易回归到单纯而又充满希望的儿童世界里，而这一回归又意味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与发展。所以，在“五四”时期，真正体现了“人”与“文”双向自觉的就是儿童文学。这一成果，不仅改变了我国传…     

19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外交观念探析--以遣使问题为中心

1866—1868年,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是否向海外派遣使节的讨论。此次讨论,充分展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的思想状态,有着深刻的内涵。此期国人的外交观念呈现出一种混合的状态,其间交织着华夷之辨与西方原则、传统观念与近代意识的矛盾与冲突。     

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概念。今天 ,人们一般都把“人的文学”观念的建立看作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折的关键 ,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人的文学”术语的首次使用者是周作人 ,1918年 ,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人的文学》一文 ,阐释了“人的文学”概念的内涵。但“人的文学”并非周作人一人所主张的 ,而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核心理念。周作人对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的突出贡献 ,是以“人的文学”概括新文学的新内容 ,标识出新文学不同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周作人在1918—1919年间相继发表了《人的…     

道德形而上的思考

道德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体。道德形而下的规范是形式和现象,形而上的寓意是内容和本质。如果仅从形而下的层面理解道德,只能认识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及现象;只有以形而下为基础,从形而上理解,才能真正把握道德的内涵、本质与价值。从内涵上说,道德是一种令人欣然向往、追求并能使人产生坚定信念从而为之坚守的价值目标和精神支柱,它既能使人抵御利益的诱惑(欲望)从而自觉地以"善的为人处事方式"调节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间矛盾,又能促使并引导人的生命、人格及精神的不断完善和提升。从本质上说,道德是人生命的存在之本,是人之为人的价值准则,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从价值层面讲,道德能为人提供终极价值目标的精神支撑,为人提供令人敬畏的价值信念,为人提供精神寄托之所。     

论道:先秦儒家人文价值

人文价值是指对人的生命活动存在的生存世界,人格尊严的意义世界和人的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的可能世界的体认,以及对个人和社会所开发的效应、创造和意义。道范畴沿着“同心圆扩大型”和“螺旋式上升型”的道路,其价值内涵愈来愈丰富和深刻。道的人文价值为:一是形而上的本体之道;二是社会政治原理、伦理道德规范、修齐治平原则;三是器物的现象、行旅的载体、视听言动的样式。先秦儒家论道开展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融合机构、天道性命与百姓日用融合结构、内在心性与外在情感融合结构的和合。     

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中,“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观念。论者多将其直接解释为“道德”,这对于理解先秦时代的“德”观念是不妥当的。大体说来,先秦时期的“德”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天德、祖宗之德;二是制度之德;三是精神品行之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德观念都没有能够摆脱天道观念的影响。“德”观念走出天命神意的迷雾是西周时代的事情,然而将它深入到人的心灵的层面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贡献。中国古代思想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德”观念的发生与发展的道路,对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重释“大我”与“人”的观念——从郭沫若、贺敬之诗中的“大我”形象谈起

郭沫若和贺敬之同为 2 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 ,他们的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代表诗作中都有一个“大我”形象 ,但二者内涵不同。郭沫若的“大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和完美的人格特性 ,贺敬之的“大我”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改天换地之豪情。两个“大我”形象折射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观念     

新媒体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困境与反思

新媒体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传承面临困境.于外,后殖民时期,现代西方文化霸权通过操控各种大众媒介来传播并强化其主流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欲图通过“颜色革命”达到文化殖民的目的;于内,发达的电子媒介通过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交往方式而彻底改变了社会机体.形而下的“变局”或者“断裂”,必然会导致形而上失去“滋养”和“依托”,出现“文化滞差”.所以,身处巨变之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应着眼于文化的主体——培养具有人本精神的现代主体.通过确立这样一种人的主体性,达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转型以及重建这个最终目的.     

儒家文论与曹植颂文的创新

汉魏之际,曹植融汇儒家经典,吸收儒家文论,并将其运用在颂文创作中,在本质论、功能论、形式论等维度使该文体呈现出系列新变：其一,他在儒家文论“诗言志”“诗缘情”等基础上,突破了颂只能歌颂的文体规范束缚,明确了颂“吟情述志”的本质,在颂文创作中注重作家主体情感的抒发。其二,依据儒家诗教“美刺”论,强调辞赋等文学介入社会的价值,拓展了颂的政治功能,使以往“润色鸿业”“宣上德”的颂还具备了“讽谏讥评”的价值功能。其三,在儒家文论“主文谲谏”的思想下,打破颂体朴实厚重的语言风格与单调的形式节奏,追求颂的形式美,讲究颂的语言技巧,提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使颂呈现出辞采华丽、文情并茂、音律谐和的艺术特色。曹植对颂文的创新,不仅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论思想和美学趋向,彰显了儒家文论的价值与意蕴,而且促进了晋代颂文的发展繁盛,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