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尚书》《春秋》的记言叙事艺术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主要记言；《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专门记事。《尚书》所记之言虽然“佶屈聱牙”，但能围绕中心，分明层次，并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春秋》所记之事虽然极其简略，但初步确立了叙事散文的基本规范，叙事系统、严谨，坚持道德原则。而且，《尚书》有许多作品在记言中有叙事成分，亦有以叙事为主的作品。其叙事能根据事情发展的先后次序，条理清晰，首尾完整，富有表现力。《春秋》虽然专门叙事，但在语言运用上的艺术原则和艺术技巧却十分突出，文字表达比《尚书》有明显进步。它们不仅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两大源头，而且也是我国记言叙事文之祖。     

《维莱特》中的女性书写策略

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女性作为一个具有审美主体性的生存个体，历来被塑造成主体属性缺失的“天使”或“恶魔”形象，这是男权话语对女性实施客体化、物化的一种叙事策略。基于此，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探讨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绝笔长篇《维莱特》中的女性书写策略，以揭示身处男权社会的女作家夏洛蒂大胆地把女人当“人”来写的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     

隐而不退的叙述者——从叙事视角的转换看汤显祖戏剧的改编艺术

“临川四梦”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唐代小说。汤显祖在改编唐人小说之际,对其叙事视角也加以改造。相比之下,唐代相关小说《霍小玉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离魂记》显示了丰富多样的视角操作艺术,并以多视角叙事为主,汤显祖则根据戏剧舞台演出的需要,在叙事视角上通过八种手段将叙述者隐身于戏剧人物之中,使戏剧中的许多人物具有了显在的叙事功能,这种替身的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知叙事,由此可以窥见汤显祖戏剧叙事艺术之一斑。     

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续)

《周礼·秋官·士师》:“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 郑注:郑司农云:“傅或为付,辩(按原文为辨,据《校勘记》改)读为风别之别,若今时市买为券书以别之,各得其一,讼则案券以正之。” 《周礼·秋官·乡士》:“辨(按原文为辩,据《校勘记》改)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 郑注:要之,为其罪法之要辞,如今劾矣。 贾疏:云“要之,为其罪法之要辞,如今劾矣”者,劾,实也。正谓弃     

前五四时期女性期刊中的女性自叙体叙事创作

近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自叙体叙事属于女性古典文学叙事向现代文学叙事的过渡类型,以大量的创作传记、日记、书信形式散见于近代女性期刊中,其中尤以易瑜的《髫龄梦影》、赵璧如的《赵璧如女士日记滕稿》为代表,区别于近代女权小说受男权意识形态指导的“回响”状态,具有彰显女性“自我”意识,还原女性自我生活历史的特征,这种内倾型立场与选择恰与五四女性作家群创作相贯通,成为了五四女性文学创作的先声。     

时代曲与救亡歌——白先勇小说影视化过程中的音乐修辞

音乐修辞是以修辞学原理分析音乐表达的一种理论视野。但在影视文本中，音乐修辞所拓展的叙事功能常常被忽略。本文选取白先勇小说影视化过程中颇具音乐特色的作品《孤恋花》《一把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为讨论对象，分析影视文本中涉及的音乐作品在影视表达过程中所展现的情绪助力、话题隐喻，由此深入挖掘音乐生产的时代性、历史性以及音乐叙事过程中所搭建的“台北人”在“今昔对比”的情感困顿之外更深广的精神空间与在地空间。特别是其中突出表现的两岸底层女性关于“爱”与“家”的追寻难题，以及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民族情怀、家国想象之间一次次遥远的呼应，呈现出1987年以来台湾电影人在技术、光影之外，试图通过音乐修辞传达关于“情”的经验、“家”的议题和“国”的脉络的影视叙事肌理。这也是音乐语言超越形式结构而颇具现实意义的重要修辞面向。     

“老生”常谈，新意何来？——论《老生》的多声部叙事

贾平凹在《老生》中采取了多声部叙事策略，作者是最高层次的叙事者，其次是饱学之士的老师，最底层的叙事者是唱师。与多声部叙事相对应，《老生》的文本结构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由《山海经》部分原文组成，属于原典部分，它构成全书的意象系统，奠定了小说的格调；第二个层次由师生对话构成，这既是对《山海经》原典的阐释，又直接促成下一层次的故事讲述，它是沟通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的桥梁；第三个层次是唱师的回忆，由革命、土改、文革和改革四个时期的故事构成，呈现了“无言的历史”，这是《老生》的主体部分。多声部叙事令文本系统奇崛而突兀，也使得文本的意义系统含混而丰富。     

论张艺谋电影中女性意识的渐变

从《红高粱》时代对自主、对抗的女性意识的张扬,到《秋菊打官司》之后女性魅力与欲望的缺失,再到《英雄》开启的奇观电影里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消费”,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意识存在着一个逐渐隐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背后,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电影叙事策略.     

论明清传奇中画中人意象

“画中人”是一种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普遍采用的艺术手法。尤以明清传奇《牡丹亭记》、《梦花酣》、《画中人》和《桃花影》中“画中人”意象刻画最为成功。作家借助画像这个特殊载体，或附身画中，或化为人形，在现实与虚幻，阳世与阴间，传达自己的人生观和爱情观，使“画中人”这一母题具有深刻的文学价值和思想内涵。     

论《搜神记》中的鬼神与“神道”

《搜神记》中的鬼神旨在体现鬼神之道,也即鬼神在自然秩序中体现出来的道德.《搜神记》中的“神道”,指的是具有道德属性的鬼神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的政治伦理功能.通过《搜神记》所讲的鬼神故事,无论是在精神象征的层面,还是在百姓日用的层面,浩大无形的“神道”都有了明晰的道德意蕴和现实指向,并发挥着惩恶扬善的功能,由此阐发和证明了“神道之不诬”.《搜神记》中的“神道”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的现实基础,它不仅折射出魏晋现实的百态万象,也展示出时人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     

张恨水长篇小说《斯人记》的叙事结构

一《斯人记》在张恨水众多长篇小说创作中是并不特别引人注意的一部,但是从小说的叙事特征角度来看,它呈现出典型的“环境小说”的独特叙事结构形式。所谓“环境小说”,指的是小说的主题与构思重心是环境,而情节与人物都从属于环境。而小说理论意义上的环境指的是“构成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的背景事物和关系”。①同张恨水的其它许多长篇小说一样,《斯人记》也活用了传统的意回小说的形式。如果深入分析一部小说的叙事结构的话,仅仅指出这是一部章回小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章回小说只是各回的标题遵循惯例,采用字数相等的古雅的…     

《左传》的叙事艺术

《左传》的叙事艺术陶然《左传》是一部解释《春秋》的编年纪事的史书。但是它“文彩若云月，高深若山海”①，“其辞婉而畅，直而不肆，深而不晦，炼而不烦”，②不愧为先秦杰出的历史散文，其叙事技艺尤为高妙，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一、生动而形象《左传》记...     

魏晋志怪故事《树神黄祖》的民俗文化阐释

《树神黄祖》是《搜神记》中的一篇，讲述的是大树有神灵的故事，是志怪小说中习见题材。如果从民俗文化角度加以分析，会发现其具有独特价值：第一，“黄祖”是文献记载中第一个有名有姓、完全人格化的女性树神形象，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第二，这则故事完整地记载了一株大树被神化的过程，清晰地展现了民间信仰形成中的推动力量，从这个角度审视，文中的“寡妇李宪”就不仅是一位弱小女性，还是一位“巫者”。     

德国科幻《大都会》中的女性机器人形象解析

在西方机器人叙事史中,德国科幻经典《大都会》中的赫尔-玛莉亚是女性机器人形象的银幕首秀,在概念、定性、形象和功能等方面均独具特点。赫尔-玛莉亚并非“robot”式的反叛奴仆机器人,而是更有早期机器人的类人属性：在女性机器人叙事中,它不仅符合“男性幻想—女性身体”的性别模式,也成为西方文艺中技术与女性负面结合的典型代表;它不仅满足了个体欲望,其影响也拓展社会层面,成为西方早期到当代、小说到影视机器人形象的承转角色。同时,为什么传统机器人多是女性?《大都会》给出了答案。     

神仙传记类志怪小说之生成

神仙传记是对神仙信仰的表述,它萌发于先秦,先是夹杂在历史、地理、哲学等著作中,后来逐渐单独成篇,收入志怪集。汉魏时期神仙传记已经结集成《列仙传》《神仙传》等专书,形成“凡人—学仙—成仙”的三段论式的叙事模式。今天神仙传记被当作志怪小说的一个品种,但历史上它是神仙实有的文献证据。神仙传记是中国文学的独特类型,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     

《史通》"偏记小说"类目厘定评述

刘知几《史通》在分析正史“六家”“二体”时,把“为体不纯”的史之杂作为“偏记小说”,并对其进行了类目厘定,这是关于中国古小说第一次明确的类目划分;其所分“十类”,虽然不尽科学,但是体认了“偏记小说”琐碎(?)残,并认识到琐碎(?)残的原因,抓住了唐前小说的体裁特征;从“以叙事为宗”出发,分析了史家叙事与小说叙事的根本性区别,以及小说“可观”审美功能的不可替代性,这正是唐后小说的发展方向。     

“大团圆”叙事模式的早期表现及伦理基础--以《列女传》为例

《列女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女性传记集，其情节结构的方式具有较为明显的“圆满化”叙事特征，这是作者道德理性觉醒的文学表现。这种结局方式已经开启后代“大团圆”结局之先河，其伦理基础为儒家道德体系及民间朴素的因果报应观念，又深受史书叙事“道德决定论”的影响。     

主流媒体女性典型报道的现状、困境与出路——基于《人民日报》“三八红旗手”报道的内容分析（2013—2023）

“三八红旗手”是全国专项表彰妇女先进人物的最高荣誉,相关报道对女性典型人物的再现和评价,体现出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女性核心品质的期望。以《人民日报》“三八红旗手”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讨论女性典型报道的叙事策略。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将生活伦理事件和性别因素作为人物道德成长轨迹的辅助性叙事要素,丰富了人物的面向,报道得以脱离泛道德化的窠臼。另一方面,性别议题结构仍显表层化,尚未充分阐释人物基于性别的个体经验,难以呈现出与男性典型的差别;静态的叙事视角弱化了人物成长的动态性和历史性。培养问题意识,重新建构道德、生活与性别话语的逻辑关系,将人物经验置于国—家—人的关系网络,寻找时代的精神诉求与人物道德世界的契合点;从个人生活事件中发现人物道德成长的动因,呈现人物在这一过程中的性别体认,是改进女性典型报道的有效逻辑。     

走向世界和走向自我：《新中国未来记》的叙事艺术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进行了大胆的叙事实验,包括对叙事时间、空间、视角的处理。《新中国未来记》中三维时间体的建构和时间流速的变化,显示出他在晚清变革浪潮中的思想困境和历史意识。小说中空间设定的焦点及散点背后也颇具文化意味,反映了近代都市的发展及近代文人“走出去”的世界意识。此外,小说有四层叙述者,多重隐身叙事者与现身叙事者并存,梁启超的自我主体性十分蓬勃,展现出对叙事的强大介入力,用以宣扬己见。通过对《新中国未来记》叙事策略的考察,可以从文本层面揭示梁启超文学正在努力摆脱传统叙事话语,走向世界文学领域的新特质。     

论史传对《搜神记》的影响

作为成熟较早的叙事文体，史传对志怪小说《搜神记》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史传的实录精神对干宝辑录《搜神记》的态度影响较大。实录精神不仅体现在干宝对材料的处理上，还在于他采用了史传常用的全知视角。其次，史官“究天人之际”的创作目标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干宝不仅仅对神异的事件进行记录，而是立足于现实，力图解释这些事件与历史兴废的关联，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次，史家“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念也对《搜神记》有着影响。最后，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干预、语言简洁等史传叙事笔法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