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朝的秩级整理运动——以比秩、中二千石、真二千石秩级的形成为中心

比秩、中二千石、真二千石是汉代以"若干石"为名的秩级序列中的特殊秩级,关于三者何时产生,学者有不同意见。本文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通过辨析相关核心史料,确认三者皆形成于汉武帝朝前期,其中比秩约在元朔之前,中二千石约在元光之前,真二千石约在元光三年之前。三种特殊秩级在10余年时间内集中出现,显示出武帝前期曾发起一场秩级整理运动。借助于这次运动,武帝期待秩级序列在实现大幅扩张、涵括大多数官职的同时发挥分等、分类功能,从而建立等级分明、类别明晰的秩级序列。武帝对秩级序列的精心设计,以及他在其他官制、礼制改革中所体现的齐整有序倾向,均表明武帝意欲建立垂范后世的"汉家制度"。     

汉初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张家山汉简研究之一

汉代县廷官吏分为长吏与少吏二类。长吏为朝廷任命之官员,秩二百石以上。少吏则长吏所自辟除,秩百石以下,为长吏之属吏,此传统所知之汉县官制。《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载诸官吏,秩最低者百廿石。按吏秩百石以下,长吏得自辟除,不必上请。吏秩过百石者,长吏得上书朝廷,批准乃得任用。则汉初县廷诸属吏及乡亭吏之秩高者,皆朝廷所任命。县属吏为郡县长吏自行辟除,此实西汉中叶以后形成之制度。     

《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

张家山 2 74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简 ,不但在秦汉法制史的研究中有重要的价值 ,而且其中的《秩律》部分 ,更有一定的历史地理意义。过去因文献资料有限 ,于秦汉时期的县 ,只知有大小县两等 ,而不知其更详细的差异。《二年律令·秩律》不但让我们详细知道了汉初各县等级具体细密的差异 ,而且对于汉初究竟存在多少县 ,以及汉县与秦县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的启示     

线性变换的秩与其对应矩阵的秩的等价性

线性变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求一个线性变换的秩是一个难点,而每一个线性变换在一组基下都对应一个矩阵,矩阵的秩容易求.本文给出了线性变换的秩与其对应矩阵的秩的关系及其应用,从而使抽象的问题具体化.     

关于“任子”

西汉时,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为“任子”,是少数封建官僚的一种特权。《汉仪注》记曰:“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那时依恃父兄之特权而为官者甚为普遍。比如苏武以父任为郎,董贤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萧育以父任为太子     

向量组秩的两种求法

根据高等代数教材中向量组秩的定义及向量组的秩与矩阵秩的关系,本文给出较为实用的求向量组秩的方法。     

《后汉书》及注校勘拾遗(九)

《后汉书·光武帝纪》 :“十八年春二月……三月壬午 ,祠高庙 ,遂有事十一陵。……夏四月癸酉 ,车驾还宫。…… (戊 ) [甲 ]申 ,幸河内。”《校勘记》云 :“据殿本《考证》改。按 :是年夏四月庚申朔 ,下文云‘戊子至自河内’ ,明此‘戊申’乃‘甲申’之误。”余按 :“夏四月庚申朔” ,三月无“壬午” ,“壬午”当在二月。《后汉纪·光武皇帝纪》 :“春二月……壬午 ,上幸长安 ,祠园陵” ,是也。《后汉书·光武帝纪》 :“二十六年 [春 ]正月 ,诏有司增百官奉。”李贤注引《续汉志》曰 :“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 ,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     

《老子》五千言与商鞅变法

在楚简研究中,有论者认为,二千言简本《老子》出自老聃,五千言《老子》则出自太史儋。本文接着提出,太史儋入秦时间不是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而是秦孝公十一年,即公元前350年,正值商鞅变法十年后。五千言悉数采用二千言并加以改铸,实际为反变法而造,其政治取向与其崇高的哲学成就并不匹配。     

唐律中的“累犯”

法制史学者原则上一致地认为,《唐律》有“累犯”的规定。但具体分析时,又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同志认为,《唐律·名例四》的“再犯”和《贼盗》律的“三犯盗”就是关于“累犯”的规定;也有的同志认为,“再犯”不是“累犯”,只有“三犯盗”才是“累犯”。孰是孰非?本文试作探讨。 一、再犯是累犯的前身 《中国法制史》一书认为:“唐律中的累犯,是指三次以上的犯罪行为。”只有《贼盗》律的     

可实现模糊方阵与亚可实现模糊方阵的秩

证明了可实现模糊方阵的秩是存在的 ,指出亚可实现模糊方阵的秩也是存在的     

论走马楼简所见“小妻”——兼说两汉三国社会的多妻现象

本文对汉代以至魏晋有关历史记录中多见的“小妻”称谓,结合长沙走马楼简所载进行考辨,认为正史记载,大体以上层社会作为主要对象,而走马楼简则提供了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资料,其中有关“小妻”的记录,体现了多妻现象涉及社会层面的普遍。     

定州《论语》分章考

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论语》之性质约有二说,李学勤先生以其为《齐论》,刘来成、单承彬先生则认为是《鲁论》。实际上,王素先生已经指出,由于郑氏注本以及传本或今本都是融合本,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齐论》和《鲁论》,根据这种比较是无法确定简本《论语》的性质的。王素先生认为简本分章一般较今本为少,从而否定简本为《齐论》说。但考今本章数,三十章以上凡六篇,而简本虽已残缺,其残存的十枚章数简高于三十章者即有五简,简本最高章数四十七章也高于《集解》本最高章数四十四章。因此,王素先生根据古书《齐论》章数多于《鲁论》的记载所判定的简本和今本《论语》归属,恰恰是南辕北辙。有学者认为汉代《论语》文本的出现都是在《古论》发现之后,本文不能赞同。武帝时经学出现由齐转鲁的倾向,以《鲁论》为主,融合《齐论》的文本应在张禹之前就已出现。因此,八角廊汉简《论语》很可能是与古、齐、鲁三家《论语》并行而内容互有同异的一种文本。     

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教育制度论析

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现,为研究秦代教育提供了新材料,竹简的若干条目客观反映了秦代官员教育和基层民众教育的基本情况。通过分析简文,可知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下,无论是高级官吏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相当的知识水平,这有助于对秦代教育做重新的审视。     

厉神占梦与《惜诵》中两“曰”字的人称归属

《惜诵》中厉神占梦一节,连用了两个“曰”字,其原因何在?参考《离骚》中的灵氛占卜与《诗经·小雅》之《斯干》《无羊》的占梦,结合上古“习卜”的礼俗,并由《包山楚简》《望山楚简》等出土材料考察楚国的占卜方式,可以推知:厉神占梦的过程分为首卜与习卜两次,故而其占辞也就分为两部分,两“曰”字便是占梦者两次占辞的分别引起之词。由此亦可就原诗之相关内容作重新解读。     

重申儒家“使民”思想──关于“民可使由之”章的最新解释

近年来,有些学者利用考古发现的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文献,对《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些解释可以分别称为“强制说”、“身教说”与“反智说”。他们对于探讨孔子这一条语录的确切含义做出了各自的努力。但是这些解释都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将郭店楚墓竹简《尊德义》等儒家文献的内容,同孔子的思想进行比较,完全可以进一步证实本文作者于１９９４年提出的“使民说”的解释的正确性。     

“兴、观、群、怨”说与《孔子诗论》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学的纲领,它建立在周代传统诗教基础上,并植根于孔子思想体系之中,其主要特点是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功能。而《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继承或内在地把握着"兴、观、群、怨"的诗学思想。解读二者的关系及其内涵有利于理解孔子及其后学的诗学特征。     

上博《性情论》小笺

上博《性情论》与郭店《性自命出》内容基本相同 ,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先秦儒家心性论的内涵与发展。但其中有若干疑难字句 ,尚需进一步探讨考释     

谈《法律基础》课教学的创新

坚持教育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课堂教学的创新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应把教育创新落实到各门课的教学中.法律基础课作为大学生"两课"中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同样需要开展教学创新,特别是法律基础课所具有的思想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实践性、应用性及综合性的特点,更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其他课程教学的特殊性.     

秦统一初年置三十六郡考

秦一代置郡问题,有不同说法,自谭其骧先生考证之后以为定论。然近年出土秦封泥和秦简牍等文物都涉及秦郡,其中众秦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从而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考古出土秦封泥、简牍和传世秦玺印等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重新思考秦郡,考证秦统一初年所置三十六郡。     

西域汉简与秦简词语互证

本文通过对秦汉简牍中几个词语的训释提出秦汉简牍词语研究中的词语互证这一词义训释方法,为解决简牍中的词义训释问题提出一条新的思路。文中主要运用了西域汉简和秦简材料,通过词语相互比较,辨析验证,考察了“发”、“别书”和“手”三个词语在简牍文书中的特定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