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阐释普惠金融减贫机理、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普惠金融减贫绩效对推进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通过金融服务对象的拓展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并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保险产品的普遍应用提升“因病致穷”等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金融产品成本的削减增强农民使用金融产品的意愿和能力等途径减缓农村贫困。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其综合指数、广度指数和深度指数的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0.349、0.284和0.510提升到2014年的0.850、0.898和0.727。在1%置信水平上,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广度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农村贫困率分别下降0.151和0.122个百分点,普惠金融深度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可通过加快发展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保险等措施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     

小额贷款公司能服务普惠金融发展吗?——来自山东省的证据

普惠金融旨在通过解决金融排斥问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小额信贷业务作为普惠金融制度的一项基础环节,在经历了最初的快速发展后面临制度瓶颈。关于小额信贷机构的社会绩效及其在普惠金融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需要根据现实发展进行重新审视。小额贷款公司能否服务普惠金融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借鉴联合国构建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思想,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编制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以山东省为样本地区,对山东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小额信贷机构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小额贷款公司通过扩大规模、提高内部经营水平、增加贷款规模等措施都能够对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规模、提高对"三农"的支持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覆盖水平;降低贷款利率、提高短期贷款占比等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使用成本。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发展普惠金融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从金融服务便捷度、金融服务参与度、金融服务质量三个方面选取11个指标构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模型评价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及西藏除外)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并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中,北京、上海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优势明显,而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相对较低;进一步通过聚类分析将30个省(市、自治区)按照发展水平划分为普惠金融发展较高、一般、较低等三类地区。我国应从完善金融服务、加大扶持力度、鼓励服务创新等方面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作用具备双重门槛特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位于第一门槛值(2.916 1)和第二门槛值(5.735 7)之间时,其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影响作用最弱,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跨越第二门槛值时,其对乡村振兴水平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截至2018年,全国有8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跨越第二门槛值,其中有6个为东部沿海省份。由此可见,我国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不均衡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加大各地区普惠金融实施力度,有效提升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第二,根据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实施有差别的普惠金融策略,提升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三,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相应体制机制;第四,建立智能化风控体系,构建普惠金融监管机制,有效防范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风险。     

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应用研究——以江苏普惠金融发展为例

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惠金融联盟等国际组织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仅仅适用于发达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而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试图构建的评价体系在阐释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时,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因此,基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情,兼顾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考虑指标的可量化,从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使用度、规模度及涉入度等五个维度,15个细化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遴选部分有代表性的指标,以江苏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对于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将更具可行性和阐释力。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基于富裕、平等和共享协同的视角

从系统观念出发阐释共同富裕内涵并构建与测度了包含富裕度、平等度与共享度子系统的共同富裕指数,深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GMM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均显著提升了富裕度、平等度、共享度,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同稳健性结果均支持这一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共同富裕子系统的综合协调与良好耦合,体现了从系统视角协同促进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东部更大,存在随时间递减的时变特征,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水平的促进效应依次由大变小。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基于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构建度量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借助DEA模型测度中部六省2012—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最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管理和技术等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主要原因;分布空间上,中部六省份间存在区域差异,动态结果上,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效率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在稳步增大,但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不明显;从影响因素看,政策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城乡差距对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技术和乡村教育水平有待提高。     

中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2005-2016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中国城市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及空间集聚特征,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考察。结果发现:(1)我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态势良好,不同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异质性。(2)从全域来看,我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从局域来看,我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3)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和交通便利水平均为普惠金融的正向影响因素,且不同区域的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金融普惠、数字化转型与农村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基于江苏43家农村商业银行2015—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普惠金融渗透度、普惠金融业务开展情况、普惠金融服务质量3个维度14个指标,从机构层面建立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化转型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金融普惠与农村商业银行盈利目标之间仍存在矛盾,这是由于普惠金融发展增加经营成本从而对机构盈利能力产生负向影响;但农村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这种负向作用,平衡金融普惠与银行盈利的关系。最后提出持续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农商行数字化转型,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对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研究

金融科技改变金融生活，当前只包含传统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的指标体系已经不能真正反映区域的金融包容发展状况。文章将风险容忍度和数字金融指标纳入金融包容的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和欧式距离法构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国31个省份在2011-2015年的金融包容指数，并运用泰尔系数剖析了各省市、各区域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变化趋势及存在短板。研究表明：全国金融包容水平除北京、上海外均处于较低水平，但存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金融包容的内部差异最大，而区际的发展差异在逐渐缩小。通过金融包容指数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对比分析，以及各省在传统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的不同表现，提出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以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包容性发展；提高公众金融素养；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推动区域内协调发展及区域间相互合作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农村的现代化金融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省农村出现了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和现代化的金融业务,标志着民国时期四川传统的农村金融开始向现代化的农村金融转型,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对四川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性质,再加之制度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其转型是艰难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存在诸多问题,使得依靠现代化的农村金融来挽救四川农村、振兴四川农村经济的愿望落空。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兼论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我国正处于由农业大国转型为农业强国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问题突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的内在要求,通过构建并测度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约提高0.08%,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东西部差距约缩小0.15%;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侧存在由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所带来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需求侧存在由农业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部分中介效应;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性。以数字普惠金融促农业农村金融供需适配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未来可进一步补齐农村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短板,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加快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我国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实证分析

2005年,联合国《普惠金融体系蓝皮书》首次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它的发展开始得到广泛关注。普惠金融又称包容性金融,是一种可以全方位有效地为全社会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理念。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让更多人享受到金融服务。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系统、全面地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研究,立足金融需求研究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促进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建议。     

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来自1 867个县（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来自中国1 867个县(市)的数据为依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的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增长;从区域层面看,中部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西部地区不显著,东部地区不存在效率损失。就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生产率增长提出了继续深化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增加金融资源在中西部的投入等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的税法规制

普惠金融是一种旨在为社会弱势群体谋求公平的金融发展权利的新兴理念,其与我国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高度契合,故此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的税法激励被屡屡提及,但是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制度设定和规范建构。实际上,普惠金融的税法规制是一种带有特定公共利益倾向的政策性规制,其具有理论正当性;同时税法规制的激励性功能和补偿性功能构成其合理性依据。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税收优惠依赖于政策性文件,缺乏系统性考量,其内容设计较为粗糙,税收优惠的公平性和保障性尤为不足,其实际效果也有待观察。对此,采用转向制度化的规范之治、差异化的激励机制、实质性的监管约束等法治化路径应该是将来理想的规制方案。     

竞争性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路径

现阶段农村金融存在农村信用合作社“一社独大”的局面,农信社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农村金融的有效竞争,降低了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山东莘县农村金融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就和问题,提出农村金融改革建议,即打破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的垄断地位,建立与农村多种融资需求相匹配,政策性、商业性、社区性、普惠制、合作制和民间金融等多种金融组织并存的竞争性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陕西省民间金融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在国家金融体制改革战略下,民间金融的开放发展与中央的文件精神保持了高度统一性,民间金融成为当前普惠金融中最受关注的金融形态。目前陕西省发展民间金融存在法制体系不健全;民间金融机构规模偏小,吸收民间资金能力不强;互联网金融政策支持不给力,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本文对陕西省民间金融现阶段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