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区夜郎民族历史文化的溯源

夜郎是我国古代秦汉以来在西南夷历史中的一个待解之谜,<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一记载和司马迁其他有关夜郎的记述,都被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夜郎的建国年代记载最早的有力证据,也是可信度最强的关键性史料依据之一.     

“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试解

《史记·西南夷列传》,是“正史”记载西南地方史事的首篇,所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分布、社会生活,以及西汉王朝经营该地区的经过甚详。它是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进行实地考察之作,信而有征,故向来为研究西南历史者所珍视。但是《西南夷传》的许多字句颇难理解,其中尤以“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句为甚。班固在作《汉书》时,     

“嶲”、“昆明”考

西汉时统称巴蜀境外的少数民族为“西南夷”。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大体总括了西南夷各部落的概况,在其列述的七个“君长以什数”的(约百十余)部落地区,还有“毋君长,毋常处”的巂、昆明部落。由于语多简略,故对于巂、昆明的情况至今不甚明了,以其方位而言,司马迁仅用了“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等12个字。一般认为同师在今保山一带,楪榆即今大理。依此,则巂、昆明之地西界怒江,北不     

枸酱小考

司马迁撰《史记·西南夷列传》,文末以“太史公曰”作点睛之议:“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说汉代有关西南夷的若干历史事件,是由在番禺(今广州)见到枸酱引发的。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厚赂"、武力统一、"故俗治"、徙民实边、打通西南夷通道等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南夷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加强边郡统治、廉吏政策、"以夷治夷"等民族政策,是以德化为主,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汉王朝所委任的边吏多比较清廉,善于安抚西南夷,这也是东汉西南民族政策成功的保证.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东汉《白狼歌》的政治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价值

东汉《白狼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夷汉"双语"互译的民族志文献资料和民族历史语言资料,承载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它不仅鲜活地体现了东汉时期白狼、槃木、唐菆等西南夷各族对东汉王朝的政治认同,还体现了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及各级官吏的"大一统"政治理念,是汉代西南边疆地区民族融合、边疆开发、西南夷政治心理成长演变和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重要历史见证。     

论《史记》的心态描写

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性质决定了统治阶级心态深刻地影响到历史的发展 ,而司马迁个人特殊的个性气质也促使他深入到历史人物心灵深处与之交流 ,这两个因素使司马迁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心态。文章运用心态史学方法 ,讨论了司马迁对民族文化心理、帝王心态、社会群体心态的描写。     

司马迁奉使西南设郡考

《史记·西南夷列传》是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最早的一篇专著。司马迁给我们留下如此宝贵的历史记录,不仅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而且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分不开。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值汉武帝积极开拓西南地区之时。建元六年(前135),唐蒙出使夜郎,汉王朝在这一地区正式设置了犍为郡。元光五年(前130),司马相如为使臣,招抚了邛、筰、冉駹、斯榆等部落,设置一都尉,十余县。唐蒙、司马相如两次出使,     

西汉张骞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发现西汉王朝对西域和西南夷的开拓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西汉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张骞的西域之行及其远见卓识促进了中原民族与西北民族及西南民族的大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创建了不朽功勋。     

浅析《史记》的悲剧人物及其精神

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悲剧审美问题,在此之前有很多研究成果,但主要是从整体的文艺理论角度或者部分个案人物分析上出发,本文拟以《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为对象,统计《史记》的悲剧人物数据比率,以此分析司马迁的悲剧精神及其意义。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史记》人物之死描写论

<史记>人物之死的描写,是司马迁表现悲剧人物思想的特定瞬间,作者通过短暂的历史画面,形象而富有韵味地展示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不管人物的身份、地位如何,在死亡面前,都毫无例外地流露出了对生命的留恋.只不过,这种留恋幻化成了或慷慨、或悲壮、或无奈、或痛苦的万千世相.     

论司马迁游学

游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揭示游学的重要价值,从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这一典型案例入手,运用性别角色理论及社会学理论,通过分析司马迁为人、著书的成功之处,探究游学对其产生的积极作用,从而窥见游学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承继与发展: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则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二者旨在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从经学入手,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创建了“大一统”理论;司马迁则是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在历史观上,两人都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变易论成为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司马迁则通过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的分析,得出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在社会观方面,都积极主张安民、保民,目的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董仲舒借用儒学的影响力,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把它塞进了神学的外壳之中;司马迁则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的一些内容则已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体系中。     

司马迁的心理障碍

本用司马迁自己选用的史实来论证司马迁的心理障碍,以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评史遗下的错案,贬抑了李广畏罪自杀、李陵投降,为有功于国的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张目。     

论司马迁的民本思想

司马迁一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另一方面又以民本思想考察历史的更替，探讨民与国家治乱及朝代兴衰的关系，揭示统治者以民为本治国兴邦的意义。他从历史考察中认识到：统治者治国要合乎民心，顺应民意；其施政要安定民生，不与民争利。司马迁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论作者传记批评的发端及其意义--司马迁《史记》中的作者意识和作者批评意识的觉醒

中国史籍一贯保持作者传记批评的传统,从而形成中国文学作者批评的重要构成部分。作者传记批评发端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屈原列传》和《太史公自序》通过立传和自传方式对作者创作构思、指导思想、文学观以及生平简介、道德思想进行记叙和评论,不仅为文学、文学家树碑立传,具有历史流传的意义,而且有利于欣赏与批评,形成了史籍中的作者传记批评传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作者批评模式的建立和发展。     

论司马迁对伯夷和叔齐的评价

传统的中国学者都将伯夷和叔齐视为道德楷模,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视为对伯夷、叔齐的赞扬。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和《史记》相关章节中的描述却显示伯夷和叔齐并不符合司马迁自身的道德标准。此外,司马迁通过在《伯夷列传》中所展示的种种矛盾,告诉读者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的多重可能性,并由此捍卫了其写史和历史评判方法的合理性。     

《史记》十表总论

《史记》十表所记叙的内容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它反映出司马迁在编写十表中所体现出的进步的历史观点与其所要抒发、表现的感情态度,同时由于资料缺少和所依据的资料不同,也出现了一些重要错误。对此加以梳理,对读者全面理解《史记》与评价司马迁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