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及其现代价值

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梁漱溟提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包含东西文化观、中国社会结构理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个密切相关的部分,其中,东西文化观是基础;中国社会结构理论既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分析,同时也蕴涵着梁漱溟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乡村建设理论则是这一构想的体现。梁漱溟以伦理的手段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对中国社会所作的独特分析拓宽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认知视野,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从文化角度入手改良社会的新方法。     

基于文化社会学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研究

梁漱溟从文化层面对我国乡村建设进行反思,认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侵和冲击导致了乡村凋敝,进而提出乡村建设理论。建设中国,应从乡村入手,要建设乡村,应从文化重建入手,具体要重建社会组织构造;强调科技兴农,以农业引发工业;在知识分析辅助下,发挥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之社会、文化因素探源

从社会、文化方面探讨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背景是一种新的视角.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促使乡村建设者开始重视农民组织和农民自觉性的问题,这是引发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最重要社会因素;中国传统的乡村情结和西方实用主义理念是影响乡村建设思想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实用主义理念对乡村建设思想的勃兴起了催化作用,并且为乡村建设实践引入了具有现代化性质的科学指导方法;始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情结",让人们试图从乡村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契机和起点,这种思路有利于创造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改造道路.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源可以对当代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

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晏、梁的乡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是基于平民教育的原则进行四大教育、四大建设,进行乡村系统改造;梁漱溟则是从"文化复兴中国"的角度着重于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     

论和谐文化制度与文化生产力

当代中国,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带动发展模式向"和谐科学可持续"的多元统一的社会全面发展模式战略性转变的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这种全社会范围的重大战略性转变,正在酝酿着一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全新社会文明状态的形成,社会文明的进步则越来越彰显文化生产力的魅力,文化生产力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而和谐文化制度建设则是新时期促进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文化生产关系和根本制度保障,和谐文化制度的建设首先有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协调与整合。     

乡村文化与现代性

乡村文化是一种内卷化文化。所谓内卷化是指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就此而言,乡村文化与现代化是异质的。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消灭农村、彻底城市化,也不可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上放弃现代性取向,把乡村建设成独立于现代社会的"飞地"。从反思现代性角度来看,现代性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化,它与乡村文化之间并非决然对立,在文化现代性框架中,乡村文化可以实现其性质与功能的转换。乡村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关键问题与基本路径就是重塑乡村文化主体。     

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探源与出路

中国乡村民主建设和农民的民主政治参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农民的民主政治行为尚未达到理性化的高度.从国外引进的"形式制度"与农民的"社会心理文化"还隔着一层皮.探求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根源,是解决乡村民主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重要依据.     

透视“乡土中国”的路径——读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组织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国家赋役征发、维持地方秩序和宣扬王朝教化的职能，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从乡村组织的视角对“乡土中国”进行解读，不啻为破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     

当代中国乡村教育的文化阐释与价值选择

文化与教育是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的。文化赋予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在现代乡村教育中,"城市世界"成为构造教育蓝图的基础与背景,而传统乡村文明被排斥于视野之外,这对于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传递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必须保持乡村教育的乡土性,走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和而不同"的和谐发展道路。为此,应引导农民正确认知自身价值和乡村社会,正确地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从而树立起乡村社会的文化自信。鉴于此,必须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中的教育资源,构建以乡村教师为主导的乡村文化教育空间,培养人格健全的乡村青少年。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源式发展模式分析——以广西牛哥戏为个案

当下农村的公共空间被压缩,文化建设被边缘化,导致农民会共文化生活呈委缩之势."文化下乡"政策实戏体现的是嵌入式的发展理念和简单的"送文化"行动逻辑,即农村社会需要由政府自上而下的"送文化"方式来解决文化匮乏的现实困境.这种理念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了农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及农民在建设乡村文化方面的主体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作为乡村社会一种传统的文化娱乐方式,乡村戏剧的演出构建了传统村落的公共文化空间.应以牛哥戏在桂东南农村地区的繁荣为契机,推动广西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源式发展"理念建构.     

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和视域

当下农村文化建设的目的是建设一种包涵价值观、文化认知、交往方式、乡村精神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在内的新的乡村文化形态和新的乡村文化.所以,它不仅是民族的、地域的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话与互融,是乡土文化内涵的重构与创新,而且也是"人的建设"和乡村文化生态的建设,是乡村精神与乡村文化价值观的重构和创新.     

乡村文化治理的国家嵌入：逻辑、路径及其限度

乡村文化现代转型中出现的内生权威弱化和治理功能式微的困境，呼唤国家治理的嵌入。在我国，国家逻辑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文化变迁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其独特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组织权威能够有效链接和整合国家与乡村、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在具体实践中，国家逻辑以价值引领、组织领导和制度嵌入等三种路径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和利用乡村文化治理乡村。为避免过度嵌入引发治理的内卷化，国家逻辑应以不损害乡村文化的多样性、不消解文化治理的协同性、不抑制农民文化需求的差异性为边界与限度。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架构为:"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农民自觉"与知识分子作用.梁漱溟提出通过乡村建设实现保存并光大中华文明传统的思路,以及关于文化建设、中国发展道路等问题的独特见解,具有重要价值和现代意义.     

论“文化三民”的本质、体系与当下性——一种文化惠民、文化强民的发展路径

"文化三民"就是文化乐民、文化育民与文化富民。"文化三民"有着科学的文化创意产业与知识经济的理论路径依赖。"文化三民"是以文化惠民、文化强民的理念推动城镇与乡村的文化建设,依照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的路径,以梯次推进与并举齐张的方式,推动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三民"的深入实施,带动了系列文化惠民的新政策新举措;通过"文化三民"实现载体创新,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文化三民"实现方式创新,加快推动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变。     

乡村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以河北唐山乡村公共空间为例

乡村聚落中的公共空间是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随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乡村公共空间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以河北唐山为调查区域,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地乡村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分布特点。即虽然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多数乡村公共空间还是分布在必需性活动场所及其附近,并以两三种活动复合在同一地点为主,良好的环境和设施是附加性的分布影响因素。同时,本文归纳了公共空间活动的人员结构和组织特征,进而分析了政府、村委会、核心人物在乡村公共空间中作用。     

村庄秩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

稳定而有活力的村庄秩序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资源与市场的限制使得中国无法走先发现代化国家同类型的道路,故而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以文化重建为主要内容的村庄建设。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存在内在缺陷是缺少群众参与性文化组织及其动员机制,培育这种组织与动员机制是中国通过另一类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也是乡村文化重建的核心内涵所在。     

社会结构变动中乡村振兴的文化动力和思想范式研究

在社会结构变动中,乡村发展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城乡社会流动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多重挑战。文化动力以独特的社会特性,使当代乡村的传统性得以保留、现代性得以丰富、未来图景可以期待,为乡村振兴夯实精神思想动力,筑牢社会发展动力,激发美好生活动力并赋予生产结构动力。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围绕"乡土性"带来的"当地感"和"历史感"所构成的乡土文化,在"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与动力形态"和"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创造性提供动力源"两种"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中的表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理论折射和思想书写,创造出赋能乡村振兴的思想范式,充分释放出文化在守护乡村历史传续、回归乡村精神故乡、塑造乡村生活图景和促进乡村均衡发展方面的导向作用,并勾勒出乡村振兴的文化创新之路。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宣告了"离土"时代的到来.然而,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使乡村文化瓦解,农业凋敝与农村"虚空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不过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像.     

当代中国平民文化的城乡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平民文化,是由平民创造或为他们创造的、反映其日常生活和精神风貌的文化,表现出真实、积极向上的日常生活色彩,关注平民百姓的情感世界,具有突出的平民立场。相对而言,城市平民文化具有开放性、多样性、高效性和创新性;乡村平民文化则表现为封闭性和复杂性。应以乡村为本、以文化为目的,用科学意识、民主意识和发展意识引领乡村平民文化建设,促进两大领域平民文化的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破解与发展路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国城乡关系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不过,"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现代化建设逻辑导致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城乡差距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后期持续拉大,形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维护城乡空间正义、激活乡村社会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蕴含了农业现代化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落文化现代化重建、乡村治理德法并用、发展成果城乡共享等极其丰富的理论意涵。新时代要以"三农"问题为靶向,以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为关键,继续释放制度红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进文化复兴与融合,以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