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理论视野下的传统国家与乡村问题

文章试图通过回顾分析对士绅社会、国家与社会理论，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对传统乡村的解读方式，对传统中国国家与乡村的权力关系进行一次知识层面上的梳理。文章以为，当下围绕乡村基层政权建设而出现的争论，应是对传统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认知差异，而分歧的解决则需要对传统国家与乡村的动态权力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通过明确国家政权向下延伸的边界、限度。才能进而讨论进行乡村基层政权重建的可行性。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平衡性逻辑：乡村社会组织成长路径的中国模式——以渝东北Y村“乐和家园”为考察对象

社会管理的创新性不仅是对传统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能否实现其发展的可持续性。该文并不突出“乐和家园”对乡村社会组织构建的创新贡献，而是在“体、用、的”三者关系的变化中分析乡村社会组织成长的规律性问题要素。作者发现，发展乡村社会组织的功利性是影响其本体成长及永恒性价值实现的关键因素。如何实现这种理想与现实跨度的有效弥合，需要在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在本体发展与外在环境之间、在利益与价值之间，以平衡性的逻辑思维，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组织成长之路。     

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为传统时期、晚清民国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四个阶段。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分别对这四个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进行分析,可以透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的轨迹,从而为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貌提供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从内嵌到内生：乡村合作治理变革新趋向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中国乡村的简约式合作治理模式被打破，国家权力日益下沉，最终出现国家政权-乡村社会的吞没困局。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乡村治理发展的需要，技术治理得到广泛应用，但也催生了事本主义的治理困境，弱化了政党整合乡村的能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政党“向前一步”，通过强化治理引领、重构治理体系和新铸治理形式等，强势地将政党因素持续内嵌于乡村社会。从总体趋势看，政党叙事的发展重心在于省思和优化政党行动，逐步从强调政党内嵌走向引导乡村内生，建设一个具有更强韧性的乡村社会，从而彻底超越传统的吞没困局。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是近年来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两大视角,晚清时期的乡村动荡、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嵌入的初步尝试、共产党政权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化”努力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了众多新成果的问世,其中华北、江南、华南的区域性研究最为深入.但社会实践与制度构建的背离、历史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的疏离、乡村社会物理机制的研究与乡土人群群体意识研究的脱节,也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疏漏.     

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国家视角：基于“政党入户”的观察

乡村共同体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从自我建设到国家建设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一个既能与国家权力互动又横向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再建乡村共同体内化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政党入户”以党员联系户机制为基础，将政党组织体系延伸至乡村社会基础单元(户)的过程中，以政党联户实现了政党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政治整合，将乡村社会重构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同时，在党员服务人民的机制下，纵向的“以户联户”转换为横向的“以家联家”,增进了乡村内部横向社会联结，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国家再建。国家是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主体力量，为乡村共同体建构创造基础和条件。整合式联结是乡村共同体再建的国家逻辑。从国家视角认识乡村共同体建构可以将乡村共同体置于国家建设体系之中进行整体和历史地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理解乡村社会建设。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新村运动与民国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象

民初新式读书人与社会的疏离，使得不少人生出了“另辟新境”的想法，希望在新的社会空间中实现其“新生活”。这一思想本有隐逸传统的意味，又受到五四前后来自俄国、日本的新村思潮影响，将这种“另辟新境”的想法落实到了乡村。“耕读传家”的思想开始被赋予了泛劳动主义的意义，乡村也被视为一个远离都市，甚至现代社会组织的虚拟空间。然而，此时读书人的“新生活”自有一整套文化标准，不少人因此开始注意到乡村生活“黑暗”与“落后”的一面。乡村的文化内涵开始改变，乡村运动也逐渐走向了乡村改造。更有人反思了这种“跳出现实”的社会改造方式，呼吁更激进和全方位的政治解决，成为了稍后农民运动的起点。     

乡土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胥吏规制与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评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的新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理解我国现代乡村社会起源的新视角。面对着传统乡村社会的全面危机，魏源提出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减轻乡村负担的方案，冯桂芬主张应在乡村地区实现以选举为中心的乡村自治，不过最终都未能遏止乡村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土豪劣绅阶级，彻底解决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危机，建立起对乡村地区的全面政治控制机制的现代乡村社会。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传统社会中乡村建设研究的尝试——《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书评

<正>宣朝庆教授的著作——《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中华书局2010年版),通过分析泰州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探讨了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的乡村建设运动轨迹。本书以泰州学派为例,具体阐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运行结构和社会运行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传统社会的地方性共同体是以何种方式应对政府权力机关。本书以社会学和历史学跨学科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乡村社会改造

乡村社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乡村社会的建设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社会实际,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发展农业生产,改造小农经济,规范农民意识,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构建了新的乡村社会秩序,把分散的乡村社会纳入到国家设置的政治体系中,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统摄和整合。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改造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

从中国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的路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领军人物、成员（包括核心成员和一般成员）、代表作、理论贡献、学术范式及独特的研究风格上整体鸟瞰，乡村社会研究绝对是中国人类学的主流、主旋律，“中国乡村学派”，体现了中国人类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