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 Politics: Two Points of View and Two Perspectives——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on Rural Land and Politics

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时期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两种观点.“无关论”认为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关论”认为小块土地作为传统村庄治理的基础,与乡村政治间存在着因果或相关关系.在“相关论”的前提下,对于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互动影响机制存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分析视角,但已有的研究对小块土地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缺乏直接的因果论证.基于小块土地对乡村治理的实际影响可以发现,农村小块土地不仅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而且在社会层面上塑造了农民的“五种性格”,同时通过利益、偏好和权威三个机制实现了乡村的政治效应.     

"文件政治":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视角和"社会"视角是当下学术界研究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两种分析方法,这两种分析方法自然都有其合理性与解释力,相关研究成果甚丰。但这些方法还存在着一些理论限度。本文提出从文件政治的角度去研究乡村治理,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补充,或许更切合中国乡村乃至中国政治的本土化特征。     

乡村治理成长与农民组织化再调适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要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视角看,＂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的方法论指导。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要逐步形成＂强政府一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应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现有的发展水平,探索治理视野中政府主导的农民组织化参与的长效机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困境,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蓬勃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途径,本文从经济、政治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我国乡村治理问题,从而认识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功效.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透视“乡土中国”的路径——读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组织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国家赋役征发、维持地方秩序和宣扬王朝教化的职能，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从乡村组织的视角对“乡土中国”进行解读，不啻为破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     

“缠闹政治”:征地拆迁中官民互动与博弈的现实图景——兼论枢纽型乡村治理结构的构建

当前的农村研究为征地拆迁中农民的抗争行为提供了诸多的理解与分析框架,"强国家—弱社会"分析范式从宏观上展现出了极强的现实解释力。然而当前中国农村的征地拆迁实践却展现出了另一番鲜活的图景:"缠闹政治"。蕴含于其中是一种"弱政—刁民"的互动模式与官民强弱关系倒置的场景和更深层次的"民弱",这影响并威胁着良性国家—社会关系与有序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这就要求构建以单中心与多维度的立体关系网络、互补性与有效性并存的全面资源供给保障以及基于社会正义的认同性价值基础为主要特征的枢纽型乡村治理结构。     

胥吏规制与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评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的新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理解我国现代乡村社会起源的新视角。面对着传统乡村社会的全面危机，魏源提出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减轻乡村负担的方案，冯桂芬主张应在乡村地区实现以选举为中心的乡村自治，不过最终都未能遏止乡村社会危机的愈演愈烈。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土豪劣绅阶级，彻底解决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危机，建立起对乡村地区的全面政治控制机制的现代乡村社会。     

论乡村廉政治理中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

近年来随着乡村自治逐步成为乡村管理的主导，政府行政力量在乡村管理领域正逐渐从过去的直接管制转变为间接指导，然而在中国部分乡村由于长期以来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桎梏、治理范式的滞后和乡村村官干部意识的缺失，导致村官群体中原先被政府行政力量所压制的不良作风成为影响乡村权威治理尤其是造成乡村腐败的重要原因。大学生村官作为国家所引导的乡村治理新兴力量正努力配合解决乡村自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一群体对乡村治理的介入将对乡村廉政治理发挥积极的作用。     

国家自主性: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的一个维度研究

转型期中国的有效治理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回归国家学派提出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理解国家和社会关系新的范式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以批判社会中心论作为支持理论的回归国家学派提出了国家可能做出摆脱其统治阶层的国家自主性行为,国家自主性以相对性和动态发展性为主要特征。国家自主性理论经常面临着来自社会中心论的挑战,而国家自主性理论自身也存在着诸如概念界定不清、推演过于绝对等缺陷。对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发展道路来说,当前转型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经常表现出一种失衡的状态,政治现代化是构建合理限度的国家自主性的发展方向。提出构建隔离性的政治体制、打造嵌入性的社会组织和追求国家自主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作为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可能的路径选择。     

法团主义视角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调整与建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背景,从法团主义理论的视角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简单的理论探讨,并对当下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应然建构做一方法论思考。我们应努力寻求法团主义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间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一种“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来。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在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通过其"以人民为中心—善治—民生"的治理逻辑闭环结构呈现.乡村振兴中治理实践的政治伦理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实践的价值追求是善治;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有着民生的多重内涵并体现着当代民生特质,其治理逻辑从理论、目标、价值、实践等四维向度体现了始于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善治,实现民生的新时代乡村治理逻辑,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逻辑紧紧围绕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民生发展的特点.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是近年来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两大视角,晚清时期的乡村动荡、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嵌入的初步尝试、共产党政权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化”努力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了众多新成果的问世,其中华北、江南、华南的区域性研究最为深入.但社会实践与制度构建的背离、历史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的疏离、乡村社会物理机制的研究与乡土人群群体意识研究的脱节,也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疏漏.     

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国家-社会"理论是否适用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的本土视角可以发现: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乡村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国家政权的把度下进行的,但是,由此将国家权力的下渗设定为国家政权的单一化判断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影响,忽略了社会对国家的反向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正向效应.另外,如果仅将基层组织力量作为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又无法从国际领域找到经验证据.因此,"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方法论指导.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

从中国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的路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领军人物、成员（包括核心成员和一般成员）、代表作、理论贡献、学术范式及独特的研究风格上整体鸟瞰，乡村社会研究绝对是中国人类学的主流、主旋律，“中国乡村学派”，体现了中国人类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特征。     

乡村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在承袭传统中不断变革。在数字时代，简约治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待实现数字化转型。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源自现实基础层面的深刻变化，国家加大资源输入、社会结构基础改变、风险社会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形塑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这种转型。数字化转型对简约治理带来的挑战集中于行政成本、人际互动、治理回应性等方面。在保持“积极有为”治理取向的基础上，数字技术在组织体系非科层化统合、治理过程人格化互动方面，赋予简约治理以新的要素和表现形态。数字化转型的简约治理应当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流程精简为构造理念、以多元参与为调适机制，实现“化繁为简、简而不少、简而高效”。与此同时，应防止带有刚性约束的数字技术弱化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防范过于依赖数字技术治理而弱化人格化互动。     

法团主文视角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调整与建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背景。从法团主义理论的视角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简单的理论探讨，并对当下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应然建构做一方法论思考。我们应努力寻求法团主义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间的良性互动，探索出一种“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