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口语书面语之争与“诗笔之辨”

王充、葛洪提出口语、书面语之争的关键之处在"易晓",此后口语、书面语之争表现在"诗"与"笔"的语言表达形式上,有着异向发展、不同追求。"诗"由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的口语化,经曹植、陆机、谢灵运诸人提倡藻饰、对仗等,又发展至沈约"三易",回归口语化的"易读诵"。"笔"由曹操诸人的口语化表达,经历了越来越藻饰化进而成为与口语对立的规则化的骈文,但其各种规则也集中到"易读诵"上。而且,佛经也在追求翻译的"易读诵"。诗、笔、佛经同是"易读诵",却有回归口语化或对立口语化、转化口语化的不同,这就是诗歌与非诗歌、文言文与白话文、口语与书面语貌似天壤之隔而又有所沟通、有所融和,古代的文学语言正是在如此的循环往复中被人们运用着的。     

伦理视域下的童蒙经典

童年是道德人格建构的重要时期。中华传统童蒙经典不仅是儿童识字的蒙学读物，它更具有丰富的德性知识，明确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儿童伦理教化的经典系列教材。童蒙经典的伦理思想基础主要包括天道观念、家长制度、修齐治平思想、中庸思想、道德义务观、功利与保守主义和男尊女卑思想等。其主要道德范畴包括善与恶、诚与信、礼与让、仁与义等。童蒙经典对儿童化蒙昧以文明，理混沌以清晰，在培养儿童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形成道德品格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童蒙经典也有其局限性，但经典不盈，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将不断生长，结出新的经典。     

欧阳修宗经的学术思想刍议

北宋仁宗庆历前后学术界盛行宗经复古的学术风尚,作为学术界领军人物的欧阳修对圣人的经典也相当重视。与同时代学者相比,欧阳修的宗经思想更加全面而系统,主要表现在确立经典地位、确保对经典阐释的准确性、保证经典性质的纯一性和疑改经典原文等四个方面。他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宗经思想,成为庆历前后这一思想最典型的代表,为宋代义理之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鲁迅，为何成为中国现代儿童观的经典中心

鲁迅所确立的“立人”为旨归的现代启蒙主义儿童观,作为鲁迅思想世界和文学世界的一部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又始终处于变动状态。其实,鲁迅儿童观的独特性正是在于鲁迅对儿童观体验和表达上的深刻性、矛盾性和复杂性,由此开启并探索了中国现代儿童观的诸多要义并居于中国现代儿童观的经典中心位置。     

经典诵读与儿童创新精神的培养——以《弟子规》为例

经典诵读能够培养儿童孝敬父母，关爱周围的人乃至关心整个民族群体的品质，有了这种品质，儿童对大家事、国家事就会富有责任心。创新精神是一种以责任心为前提的不断发明不断创造的精神。儿童有了责任心才能深刻理解创新精神的内涵，也才能承担起服务社会的重责大任。     

伊朗经典儿童电影价值分析与借鉴

伊朗儿童电影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备受欢迎,其成功之处在于其先进的教育理念,浓厚的文化思想,精妙的艺术手法。本文通过对伊朗经典儿童电影优秀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其在教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等方面具体特点,以此思考中国儿童电影,从教育价值导向、社会文化传递、艺术手法表达三个维度探索中国儿童电影创作路径,以期中国儿童电影回归本位,真正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论金庸小说《鹿鼎记》的经典性

以文学经典理论观照金庸长篇小说《鹿鼎记》,从本质主义文学经典理论考察小说文本的思想、艺术价值;从建构文学经典理论考察小说文本的生产与接受,及背后潜藏的巨大消费价值。通过对《鹿鼎记》的文本分析和深度思考,认为在思想内涵、艺术特性以及消费价值上都有其成为经典的潜在可能性。     

诗歌式微与小说勃兴——维多利亚时代文类嬗变刍议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一大批驰名世界的文学大家。反观这一时代的文学创作,读者会发现这一时期的文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诗歌逐渐式微,散文占据重要地位,成为这个时代思想的直接表达。而小说则登堂入室,凭借批判性锋芒,成为贯穿维多利亚时代始终的经典文学样式,并与所处时代构成强有力的互文关系,传神地诠释了"文本的历史性"这一概念。     

“经典”与“理性”的平衡——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思想的重要内涵

强调"天启经典"与"人类理性"之间的平衡并举是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之道的重要思想内涵。伊斯兰哲学强调"经典"与"理性"两者各有所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穆斯林既要遵循"经典"的引导,遵行经典教义,也要发挥"理性"的作用,思考万物奥妙,探索宇宙真理,恪守中道,不偏不倚。历史昭示,秉持"经典"与"理性"的平衡历来是伊斯兰哲学的主流思想,也是伊斯兰文明的成功之道,而偏离这一中正和谐之道,就会导致各种极端思想和极端主义的滋生。深入理解伊斯兰宗教哲学中正和谐的思想内涵,平衡协调和正确把握"经典"与"理性"的关系,弘扬伊斯兰文明的中道思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周易》的法律思想及影响

《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后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历来被推崇备至,称之谓“群经之首”。它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既有社会科学,也有自然科学。我们在研究《周易》时,可以看到它还包括了丰富的关于我国古代法律思想及法律制度内容,本文拟就其法律思想阐述几个问题。     

廖平经学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廖平经学六变的学术道路及其变因的研究上.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另外,关于廖平和康有为经学思想师承关系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在这方面出现的研究成果使这一问题越来越明朗,但真正解决仍需时日.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学术主体的思想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新评价廖平的经学思想,我们对廖平的经学思想的认识才会更为客观和全面.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     

论"立言不朽"作为文学话语的历史生成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领域内,"立言不朽"由政治(伦理)命题转化为文学命题是经过两个人实现的--曹丕和刘勰.曹丕提出"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文学争得了与"立功"、"立德"平等的地位;他还有意使"经"向"文"屈就,"文"向"经"攀升,从而在文学外部实现了"立言不朽".刘勰则以"宗经"为策略,在文学内部实现了"立言不朽".他认为,文学只有"宗经"才能祛除"去圣久远,将遂讹滥"的弊病,得以健康发展.因为"经"具有其它文化资源所不具备的思想取向与艺术选择的优势;"经"具有可以为文学效法的优点;"宗经"的核心是"正末归本".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的检验,刘勰真正实现了"立言不朽".     

追寻失落的经典——从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观中探析经典的本质特征

美国“耶鲁学派”成员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是建构审美经典理论的著作。经典的特性在审美的特性之外,思想意蕴和社会历史层面的意义也不可剥离,同时对经典原创性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这种经典构建理论在文学阐释的未知性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     

廖平经学思想检论

廖平是近世经学大师,其孔子改制之说间接地在晚清维新变法思潮中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然而他将今文经学思想发展到极荒诞的地步:以孔子为素王,以六经为孔子因革改制之作,片面地以礼制区分经今古文学,以《王制》统六经,进而以六经统全球,最后由“天学”建构离奇虚幻的“皇帝之学”。他的荒诞是高度学术水平上探求真知而出现的谬误,故为近世今文经学的终结者。     

李兆洛与嘉道经世学风

嘉道时期常州学派著名学者李兆洛不仅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和广泛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并且身体力行,在舆地方面卓有建树,在漕、盐、河等政务方面多有建言;他不仅致力于消除学术界长期以来无谓的"汉宋之争",而且还积极刊刻庄存与等清代今文经学家的著作,传播学术文化;其学术交往对于龚自珍、魏源等晚清经世派思想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转向与经世学术形成之重要风向标.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探王应麟的经学思想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两部著作的研究入手，探讨由此反映出的王应麟的经学思想。在其学术渊源以及时代背景等多 方因素作用下，其经学思想主要表现为：融汇百家，经、史、小学并举；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兼具；通经致用，内圣、外王相合三方 面。     

《文心雕龙》之“典雅”论

刘勰对文学作品的"典雅"特征很重视,当前学界多认为"典雅"与儒家经典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相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里却有一层更重要的内涵被忽略了,即"典雅"是"六义"的体现."典雅"不只限于对儒家思想内容的学习,也不是要学习经典质朴的文风,最主要的是要学习经典的创作原则,即文有"六义",概而言之,是做到"文质彬彬",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四部分类法之解体探因

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在目录学中的表现即是经部的独尊地位。对经部书籍的科学认识,意味着对四部分类法的真正破坏。四部分类法的解体,是近现代学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中西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     

钱穆与张舜徽汉代经学研究之比较

钱穆、张舜徽二人,均被当今学界视为”通人之学”的国学大师,两人于经学之研治,亦皆在汉代经学上有专门的代表性著作。通过对二者汉代经学研究的比较,可窥见其各自治学方法、旨趣的异同,从而更好地解读两家经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