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哈尔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与政策研究

乡村治理模式转型是哈尔滨市新农村建设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通过对哈尔滨市农村工作实际的研究,首先指出哈尔滨市乡村治理模式的现状及问题;其次分析了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最后指出解决哈尔滨市乡村治理问题的根本措施是进行乡村治理模式转型,并提出"乡政村治"向"乡政自治"转变和"乡政自治"向"乡村自治"转变的两步走战略,以及法律与政策保障问题。     

乡村治理方式变革:从管制到服务——治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当前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创设的,通过政府的管制方式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治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显现出了诸多弊端,迫切需要进行改革。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被确立为政府改革目标,乡村治理方式也需要从管制转变为服务。根据治理理论,这一转变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县乡关系的结构性改革、加强村民自治以及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流变与基本遵循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下,协调处理乡村各方面事务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活动。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中,虽先后历经政党下乡、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多元共治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却始终以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党的奋斗目标、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为基本遵循,推动乡村治理不断取得新进展。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村治立法探析

当前我国的村级治理是以"乡政村治"法律模式为基础的,实施村民自治。"乡政村治"立法既符合中国历史形成的村治传统,也切合我国的治理需求。然而,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入及其社会的快速转型,农村治理出现了乡政介入疲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整体衰败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治理难题,国家不断通过人力资源输入、项目资源进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干预等机制,努力推进农村各方面的振兴。这些探索性措施,很多已经发挥出制度引导的正功能,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法律化;而有些可能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则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和协调。而完善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加强村治的党内法规建设,另一个就是完善村级治理的国家立法。     

“自组织”理念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结构研究

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广泛而深入的系统工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目前的"乡政村治"模式曾在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该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制度性缺陷。如何破解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困局,强化社区自组织能力或可成为乡村治理优化的一种新思维,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的运行现状及局限性进行分析,提出应从政策倾斜、政府扶持与"让权"、农村精英培养、法律规范化、文化引导等几个方面培育乡村社区的"自组织"能力,进而优化乡村社区治理结构。     

互动共治: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与法秩序转型——从“桂西北”~①特定地域观瞻

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一直受到国家权力与民间内生力量的共同制约和推动,国家与乡村之间总体上处于互动状态。自治是桂西北乡村治理发展的逻辑趋向。厘清这一历史逻辑,为我们理解当下村民自治的失落与重生奠定了基础。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制度异化和治理失灵两大困境。基于"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的乡情,回归村民自治本色,需要走一条从单纯依靠自治转向政府乡村互动共治的新路,从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尊重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的良性互动、完善民主协商机制等四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法秩序转型。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历程、经验与未来着力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治理基本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政权下乡"革命时期、"政社合一"建设时期、"乡政村治"改革时期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乡村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得以优化、乡村治理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乡村治理实践做法不断创新.回顾历史,中国乡村治理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的经验在于:治理目标上,始终着眼于乡村稳定和发展;治理理念上,牢牢锚定农民的根本利益;治理主体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治理模式上,自觉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要紧紧围绕着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着眼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营造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走好乡村善治之路.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略论中国近代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逻辑

乡村治理结构随国家政治与经济需要而相应调整与转型。本文就我国近代百余年各主要历史时期的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乡政、村治和宗族作用三要素的转型逻辑进行探讨。从正视传统的小农经济特点切入,经过初级到高级合作化进而人民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到城乡联合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提升,进行了内涵与外延要素的相关分析,提出了加强当代乡村治理结构效能的四个观点。     

中国乡村关系的现状及对策

在“乡政村治”格局中 ,乡政权 (乡镇党政机构是其主要组织形态 )与村治权 (村民委员会是其主要组织载体 )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关系是制约乡村治理的深层因素。作者在分析乡村关系冲突的主要表现的基础上 ,提出了健全乡政村治制度体系 ,实现乡政与村治的法治化 ;将村委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 ;改革乡政政绩考核指标制定制度 ,规范乡政行为 ;明确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各自的职责权限 ;有条件地逐步推行乡镇长直选等若干对策建议。     

村规民约在构建乡村“三治”格局中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治,乡治需要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向来是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嬗变的重要参照,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社会环境的支持与集体认同心理的支撑、自治传统的发扬与治村能人的推动、国家法律的确认与村规民约的变革调适,内生化的村规民约具有保障基层民主与管理公共事务、促进团结互助与推进移风易俗、维护乡村治安与调节民间纠纷等积极作用。然而,就村规民约的现实而言,还存在着被夸大的民主与规范的表象、被忽略的权威性弱化的困境、被异质化的主体——村民的流失等问题。加强新时代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需要加强引导创新,开创乡村"自治"村约;坚持党建引领和在法治框架下创制"法治"村约;强化道德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德治"村约,全面发挥村规民约在促成乡村"三治"格局中的作用,推进我国乡村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基层善治。     

试论农地流转背景下乡村治理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促成了农村“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然而近年来,随着农地流转在广大农村地区兴起并产生新的利益主体,“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呈现出参与主体扩大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新兴利益主体与原有“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的参与者既存在利益关联,又有利益冲突,原有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需要与时俱进进行调整。分析农地流转背景下相关利益主体各自的角色期望和行为方式,基于农地流转的利益关系,将各利益主体置于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框架下,并探索治理的优化,是今后广大农村地区深化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     

乡村治理的新路径:政府主导治理向市场引导治理的转换

传统的乡村治理是由政府主导下的治理模式,即所谓的"乡政村治",但这种制度设计和实践中带有浓郁计划经济色彩的治理方式,正被市场经济催生出的以农村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代表的市场引导治理模式所打破.市场引导治理模式要求建立完善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转变职能,构建市场引导的多元乡村治理模式,并由制度性安排来保证其推广实施.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逻辑与实现路径

"乡政村治"是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诱导性制度变迁",在特定时期内推进了乡村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但在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基层政权组织与自治组织显现出了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两者关系衔接不畅等问题。考虑到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以及解决"乡政村治"所隐含问题的迫切需要,党领导下的乡村多元主体通过平等协作的方式参与村治形成了协同合作化治理模式。这不仅化解了当前村治所面临的困境,满足了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还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发展程度,扩大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布局,为我国乡村治理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基层党组织统率下的政经分离：乡村治理体制现代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我国乡村政社分设治理体制改革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然而，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当下乡镇一级实现了政社分立，村组一级并未彻底实现政社分立，后者转而形成了“政经合一”的管制性乡村治理体制——村委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农村经济组织“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的管制模式。如此导致治理组织之间，特别是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互相激扰，不能在各自的封闭系统内根据自身的原初设定实现各自的功能优势，甚至还存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彼此充减的负效应。在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背景下，唯有不断推进乡村政经分离治理体制改革，重构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农村基层治理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方能更好地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一核二元”善治格局的形成，进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转型。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多元矛盾分析

目前，在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几大持续性的矛盾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矛盾、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矛盾、乡镇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矛盾、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矛盾。本文详细分析了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并总结全国各地乡村治理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障碍的对策性建议。     

村民公私观念与乡村社会治理

公私观念指导着村民在乡土社会中认识公私关系及其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下,村民的公私观念呈现出伸缩性、层次性、价值与实践不对称性。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礼治秩序与法治精神、乡治传统与现代自治之间的张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公私观念和行为选择,并对现代乡村治理形成了挑战。必须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下致力于公与私的消解,在理性基础上实现"公私"伦理与法律制度的互动,进而在公私融合主导下形成多元主体的情理共治,才能逐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