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的理想是寻求儒学的现代化。但他们在推行儒学现代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困境，难以消解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排斥儒学。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们理应积极寻求切实可行的途径以培养现代民众对儒学的特殊情感。可从20世纪后半叶现代新儒家复兴儒学的价值取向(不是力求儒家精神的世俗化，而是力求儒家精神的超世俗化)来看，他们并不认为培养现代民众认同儒学的特殊情感对儒学的长足发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他们之所以不重视培养现代民众认同儒学的特殊情感，是因为他们在认识上陷入了三个迷失，即认为：1、 现代民众冷漠儒学，恰好证明儒学在现代社会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2、 现代民众因其生存困境而必然认同儒学；3、 只要知识分子认同了儒学，通过他们的影响，现代普通民众终究会认同儒学。     

儒家人性设计模式与中国道德特性

五伦实体与人性认同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两个支点.如果说五伦实体是对整个伦理实体与各种关系的设计,人性认同则体现了儒家德性对道德主体的选择与人生价值的取向;五伦实体从社会整体方面对伦理生活作出规定与设计,而人性认同则从道德的主体方面对个体道德作出规定与设计.如果说,人性是儒家德性精神的本体与潜在的话,五伦则是这种本体的外在与自在.从逻辑上说,人性认同与伦理实体的设计应当是各种传统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与前提,然而对中西方伦理传统的比较发现,其它任何一种传统的伦理都没有象中国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那样把人性提高到如此重要的高度,也没有任何传统的伦理象儒家伦理那样对人性进行过那么深入特久的讨论.人性认同更加清晰地体现了儒家德性的特性.     

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对儒学人文精神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的分析 ,探讨了儒学在 2 0世纪大起大落的原因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作者认为 ,从总体上看 ,宗法伦理是儒学理论的主干 ,而人则是其出发点与核心 ,对人的重视与对人伦关系的强调是儒家人生哲学的两重性格 ;随着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加强 ,儒家伦理异化为束缚人并阻碍人之实现的外在权威 ,本质上成为统治者的意志 ,这是孔子儒学的悲剧 ,但从汉代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的分析中仍可看到儒家人文精神的顽强表现 ;通过对 2 0世纪儒学起落的观照 ,说明只有打破封建桎梏 ,才能真正结束儒学的悲剧 ,使其人文精神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而儒学的人文精神在当前也需要与科学、民主、法治精神相结合     

儒家伦理精神的价值诠释

一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什么? 儒家文化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精神。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社会与伦理有机融合的国度。它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其中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等等都被伦理纲常所笼罩,伦理准绳实乃评判社会行为的价值尺度。从根本上讲,儒学就是一种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     

彻底的儒家--梁漱溟形上学思想论衡

在现代新儒家中 ,梁漱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一方面 ,与现代大多数学院化的新儒家不同 ,梁漱溟是一位知行合一、毕生力行实践其学说的思想家 ;另一方面 ,他的思想数经变化 ,自上世纪 2 0年代初转向儒家 ,其在实践上亦完全过的是一种“孔家的生活” ,但他终生却又一直保持着对佛家终极信仰的认同和崇敬。由此 ,一些学者认为 ,梁漱溟之倡导儒学 ,只是出于一种理性的选择 ,而非出于宗教的信念。其新儒学思想 ,亦仅局限于伦理和社会层面 ,而未落实到心性和形上学层面 ,因为其在超越的层面上 ,仍然是心仪佛家的。这便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 :梁漱溟…     

儒家的德性伦理与现代社会

儒家伦理是一种德性伦理，但具有“共时性”特征及普遍理性精神。德性不是客观化的知识系统，也不是纯粹经验的集合，而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自觉（即反思理性）。德性的实现不仅体现了历史的目的性，而且体现了自然的目的性。德性伦理的核心是仁德，其表现形态则是境界。儒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融入竞争时代并在新的竞争中形成新的和谐，从而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人的社会角色是历史的、变化的，但人作为德性主体生活在世界上，并以此为基础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点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完成德性，提高境界，这就是真正的人生。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就在于此。     

儒学精神及其合理性的成长

一、儒学精神的三个社会学命题及其内在规定性儒学精神是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所谓儒学社会，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或精神为依归。如果不仅仅就其理论形态而言，而且考虑到儒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那么儒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为基础、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所谓以君主秩序为目的，指的是儒学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天下有道”（孔子语）的秩序或一种“王道”（孟子语）的秩序（天下有道…     

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辩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分,旨在说明道德本原与儒家道德的普遍性(超时代性)。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的建设,应该走出梁启超前期《论公德》中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接续其后期的思考,以儒学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     

儒家伦理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传统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以基因与血脉的根源性特性存在于民间。当下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儒家伦理既抱着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敬意,又与之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隔阂与疏离;不管人们读没读过“四书五经”,作为基因与血脉的传统精神无时无刻不在通过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运作。儒家伦理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当下中国人有着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因而采取何种态度与方法来批判继承和转换儒学。与之相应,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至命运也会受到以儒学为血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状况的制约。     

儒家礼俗的现代生命力

儒学在现代的生命力被遮蔽了。对儒家礼俗的重塑也许是开显儒学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向度。梁漱溟的礼俗儒学为我们阐述儒学的现代生命力提供了一个范例。梁漱溟所说的传统儒家礼俗至少包含两个含义,一是伦理责任,二是情感联系。他把礼俗关系而非法律关系看作现代社会组织建设的主导原则。建设现代礼俗社会需要汲取传统的资源,在儒家传统中有两个资源可以吸取,一是乡约的思想和制度,二是儒家讲学的风气。从梁漱溟的论述中得到的启示是,儒家礼俗生命力的发挥既要求礼俗儒学、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共同发展,又要求我们激发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简论儒家道德的内在性与西方道德的功利性

儒家道德与近代西方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确立起来的道德体系有着明显差异。前者强调道德的内在性,认为道德是人的本性;后者强调道德的外在性,也即功利性,认为人们追求道德是为了得到利益。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体系,应当充分吸收两种道德观的精华,对道德的内在价值和功利基础都不可偏废。     

大众道德：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道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新的道德观与之相适应.在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中,我们应该承认适当利已的合理性,不但要推崇精英道德,而且也要弘扬利己不损人,利己又利人的大众道德,这样才能让道德教育走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大众道德的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好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基本道德和特殊道德的关系,使人生过程不断地进入一个道德化的过程,进入更高的道德层次,从而德化人生,构建和谐社会.     

关于社会公德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社会公德是一种社会道德而非国家道德。现代公德建设必须建立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隔的基础上。所谓"公共领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共同世界。社会公德从性质上可分为两类即消极性的社会公德和积极性的社会公德。所谓消极并没有负面的意思,而是指"不作为"、"有所守"式的社会公德行为,而积极性的社会公德行为则是指"有所为"的行为。在现代社会,社会普遍的日常公共生活要求每一个公民首先要做到"有所守"的消极公德,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能过上现代公共生活的合格公民,才会维护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社会公德的精神根源和价值基础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敬"与"义"而非"爱"与"仁"。     

浅析转型时期社会公共伦理之缺失

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公共生活领域的不断拓宽,公共道德问题正在成为公民社会的热门话题。通过对转型时期,伦理领域面临的主要困境、公共伦理缺失的成因分析,针对诸如传统伦理的隐患、公德具备公共用品使用和回报的特殊性以及公德行为道德监督行为情境的弱化等问题,应采取提出加强和完善德福一致的公德制度建设;加强公德教育,提高公德意识等措施,构建转型时期伦理秩序。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道德状况探析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在其统治中国的13年时间里,由于辛亥革命的余波及中国社会自身的内部变革,国民的道德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民国初期的社会进步,道德批判、道德重设、道德救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道德变革破除了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绝对权威;民主与科学的加入加速了中国社会道德现代化的形成;它完善了社会道德理论和实践体系,更加有利于启发人们道德修养和实践的自觉性.同时它也呈现出政治化、启蒙性、思潮性、批判性、科学性、夸大性的特征,这些都是当时历史的产物.     

个人品德建设的若干理论思考

个人品德建设的提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完善了道德建设体系,突显了个人品德建设的重要性,为明确“四德”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打开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空间。个人品德是个人的道德表现及其所处的层次。个人品德建设就是在社会（国家）、组织（单位）、家庭和个人的协同努力下,个人道德品质持续不断提升的系统实践过程。个人品德修养、个人品德建设的原则底线应该是不损害相对一方当事者的利益。推而广之,利他应是社会主义道德及其建设的原则。个人品德建设的方法途径,一是个人要加强品德修养;二要以纪律、法律做保证;三是社会各层次、各方面要认真履行职责,做好正面宣传,严格执纪执法;四要旗帜鲜明地弘扬主流道德观念和言行准则。     

“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及其现代影响

带有强烈“私德浓厚而公德薄弱”特征的传统道德,使我国在走出传统的村落社会并构架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种支撑这种生活的具有公共理性色彩的公德伦理精神。它造成了许多道德错位应用现象的发生,给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必须弄清楚公德和私德的区别,力争在道德实践中合理地应用二者。     

试论我国公民伦理道德教育

公民伦理道德教育作为世界性的课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根据当前我国公民伦理道德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公民伦理道德教育应从培养公民意识(包括平等意识、主人意识、权利和义务意识),培养尊重他人、尊重权利和尊重公共生活准则的公共伦理态度,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加强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等几个方面入手,并找出公民伦理道德教育的方式和途径.     

论社会公德建设

江泽民“七一”讲话指出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社会公德建设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与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良好程度 ,务必花大力气抓紧抓好     

当代西方道德:挑战与出路

西方近代以来的道德观把伦理学理解为限制人们做事情的规条 ,而不是把它掌握为思考人们如何生活的基础 ,因而使人性处处受到困扰。当代道德哲学以激烈抨击康德伦理学为开端 ,展开了重新探寻新道德的努力 ,试图走出实在论时代对人性本质上分裂的形上学设定 ,在什么是真正的人性、什么是道德的真义、什么是道德的根本形态等问题上做出了新的探索。通过对人性的新诠释 ,提出道德的目标是弘扬生命 ,从而在人的生活展现中、在社会结构的公正设定中、在人的德性完善中 ,重新找到道德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