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邓小平义利观与中国传统义利观之关系

重义轻利以及对个人利益的否定,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中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受其影响,毛泽东提出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利益”,但把“人民利益”更多地解释为“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仍没有受到重视。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鉴于此,邓小平明确肯定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互惠互利的原则,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义利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戴维·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哈维深刻地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指出其实质是以信贷膨胀和金融投机作为掠夺、诈骗手段的一种新剥削方式的崩溃,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产。哈维进一步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推动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权力的巩固,他号召普通民众发起反抗新自由主义及其剥夺性积累的激进政治斗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此外,哈维还揭示了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模式之间的关系,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妥协。在西方政治向右转的背景下,哈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治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来剖析新自由主义和国际金融危机等新问题,为人们提供了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独特而有力的理论分析框架。     

黄公渚与周至元交游考论

黄公渚与周至元两位先贤以崂山为媒介而定交于1952年,至1962年周至元去世,两人在晚年交往颇为密切。周至元敬仰黄公渚"才兼三绝诗书画,辞具众长词赋歌"的艺术才华;黄公渚则对周至元的《崂山志》有"《华阳》《武功》二志之继步"的赞誉,并向出版社力荐。他们围绕崂山自然山水之美,在诗文、画艺两方面的十年交游,不仅极为典型地体现了文人间的惺惺相惜与相互欣赏,也是山东文学和文艺史上的一段佳话。     

周至元对黄宗昌《崂山志》的继承与创新

周至元作为即墨黄氏之外甥,对其舅氏之祖黄宗昌极为崇拜。其《崂山志》不仅具有继承黄宗昌为崂山立传的自觉的写作意图,而且在写作特点上也深受黄宗昌影响。但周至元严守山志传统体例,与黄宗昌借山志以寄慨颇为不同。故两部《崂山志》,一平实客观,一多抒己见;一重视历史源流的梳理,一种偏好沿途环境的描写。可谓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从经典著作走向新时代: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意涵与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其经典著作中,都对爱国主义的意涵进行系统阐释,爱国主义从来都是与社会治理和政治向心力紧密相连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实践也证明了只有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情怀,才能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党的十九大更是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式进入新时代的政治宣言,绘制了发展的美好图景.爱国主义情怀对于激发整个中华民族的昂扬斗志,具有不可或缺的时代意涵.要不断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的引导和培育,应对时代挑战.     

中国古代廉吏与儒家伦理浅论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伦理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汉以后的历朝历代，以儒家伦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立身规范，不仅将之内化为个人操守品格，而且将之贯彻于为官做人的实践活动者，可谓代不乏人。廉吏即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是儒家伦理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也是儒家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其特殊的伦理品格和文化功能，对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行政伦理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论儒家道德的内在性与西方道德的功利性

儒家道德与近代西方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确立起来的道德体系有着明显差异。前者强调道德的内在性,认为道德是人的本性;后者强调道德的外在性,也即功利性,认为人们追求道德是为了得到利益。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体系,应当充分吸收两种道德观的精华,对道德的内在价值和功利基础都不可偏废。     

科技意识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引起了社会的深刻变革，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要求我们必须有正确的科技意识，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科技意识是人们对科学技术及其社会价值在观念中的反映。如果说科学技术反映的是从科技劳动到理性认识的过程，那么科技意识反映的则是从理性认识回到社会实践的过程。它包括对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以及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反映。那种基于科学技术具有负面价值而否定…     

儒家“君子小人论”与毛泽东伦理化政治理想的发展——以与小人“共跻于圣域”为核心

毛泽东伦理化政治理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延安时期和建国以后.其早年与小人“共跻于圣域”的思想,不仅突破了儒家传统的“君子小人论”,对当时的革命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而且在三个阶段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并直接影响到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与建国后的“群众运动”.探讨这一思想及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关系,对于梳理毛泽东伦理化政治理想的发展轨迹,考察20世纪中国政治伦理的演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