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身体”概念——对幸福的哲学追问

幸福直接与"身体"本身及其周遭境遇的平衡和谐相关,在区分幸福与快乐的基础上,把"身体"概念引入到对幸福的哲学追问之中,并以其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来考察现实,就可以清晰地揭示当下很多人不幸福的原因。通过对以往幸福理论的辨析可以发现幸福的基础在于"身体"本身完整一体的和谐状态。从"身体"概念出发考察幸福观的历史逻辑,便会发现,幸福的根基在于"身体",或者说只有拥有"身体",幸福才是可能的。"身体"是通向幸福之路,也是幸福的实现之所。     

被身体所拥有：对孔子眼中德性化身体的初探

不是“自我”拥有身体,而是身体拥有“自我”。这是我们在返回孔子的“身体观”时,首先需要澄清的一处认识。尽管“自我”与身体之间的界限在“子曰”之中经常是模糊的,但是作为人自身所是的那个德性化身体,却极易被“自我”所遮蔽。因此,确切地说,“修身”并非对身体本身施加某种操作,而是解除“自我”对身体的遮蔽,让人的德性化身体能够显现出来。德性化身体以自反性的三重机制,在“自我”发挥效力之前,就已经源始地把人与世界联结起来。     

深度空间与纯粹的身体——梅洛-庞蒂现象学美学的起点

梅洛-庞蒂基于知觉,发现了身体和空间的意义。对于意识哲学来说,身体永远都是次要的和卑贱的,但梅洛-庞蒂不仅解放了“身体”,而且还将它置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上。传统空间也在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的窠臼下,难有新的作为和新的理解、体验。借助于身体,梅洛-庞蒂进一步发现和证明了深度空间的价值和意义。借助于这样两个中介和迂回策略,梅洛-庞蒂将他的美学还原到一个与自我、世界、他人相互交织而广阔的境域之中。可以说,梅洛-庞蒂的美学是以空间和身体作为起点的。     

时间与叙述——观察“殖民地”文学的一种方法

什么是"时间"?什么是"叙述"?不是本文追问的问题,却是本文观察台湾日据时代、香港和澳门地区文学"殖民经验"的一种方法。叙述本身既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自我的时间),也是对过去时间(历史,或他者的时间)的呈现和意识。每一种叙述,都是不同时间的重迭,当叙述开始时,这两者的时间(自我的时间与他者的时间)即处于相互交集的状态。台、港、澳这三个空间的相似处,是它们都曾从原来的"时间"脉络中被切割出去,进入"他者"的"时间"之中,并从此在"他者"的"时间"中展开另外一条叙述与构建"自我"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他者"融入了"自我","自我"包含着"他者"。新质的东西混杂着旧的因素,不可变的东西蕴藏在可变的东西的底层。这就是所谓的"殖民经验"。它被充分地表现于这些地区的文学之中,构成了"海洋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人面向海洋、对外交流的先锋。这些文学作品,记载着"海洋中国"在"时间"转换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政治与文化冲突或融合的记忆和梦想。     

时间和空间存在于过程之中

现代自然科学证实,时间和空间本身是变化发展的,而任何发展变化都存在于过程之中,进一步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时间和空间存在于过程之中。 但有人认为:时间和过程是一样的,说时间存在于过程之中就如同说时间存在于时间之中一样是     

梅洛-庞蒂的时间观念

梅洛-庞蒂认为时间不在客观事物之中,也不在人的意识之中,时间只存在于人和事物的关系之中.时间不是像河流一样从过去向着现在和未来不停地流逝,而是一个意向相互重叠的网络,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交织、嵌连在一起,而这一网络的中心则是身体-主体.梅洛-庞蒂对时间的现象学理解使得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待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     

作为阴影的他者--梅洛-庞蒂他者理论的本体论意义

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理论中,反省的秘密其实就是在身体本身的一种可逆性关系中非反省地完成的,他举我的右手触摸左手这个例子说道:“关系倒了过来,被触摸的手变成为触摸着的手。我不得不说,触摸在此被扩展到身体,而身体乃是‘感觉着的事物’,是‘主观的客体’”犤1犦。于是,世界绽出的秘密就被从意识转移到了身体之中,这也是梅洛-庞蒂现象学最主要的贡献之一。但是,“相对于我的身体而言的事物,乃是‘唯我论’的事物,这还不是事物本身”犤2犦。要确立事物的真正存在就必须借助于他人:“只有当我懂得:这些事物也为其他人看到,它们被推定对于…     

电影空间中影像身体的美学功能

演员的日常身体一旦被电影化之后,转化为银幕空间中人物的影像身体,它就具有了生命。演员的影像身体必然首先栖居于影片文本的银幕空间之中,银幕空间是电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银幕空间之外,还有一个非银幕空间,它包括观影者的影院空间和基于银幕空间中影片文本的其他媒体空间。非银幕空间和银幕空间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电影空间。在银幕空间中,影像身体的建构是电影创作的基石,它不仅是影片人物塑造的基础,也是建构影片故事、推动叙事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影院空间中,正是影像身体引发了观影者的"体感触动",进而诱发电影经验乃至电影意义的生成。     

论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对身心二元论的突破

本文研究梅洛-庞蒂的身体表达理论,通过阐述肉身化主体及其意义投射,来说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如何以主客、心物交融的身体表达取代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传统西方哲学中身心二元对立使得身体现象被还原为身体表象,把我们对世界的体验简化为空洞的思想。从现象学角度出发,作为知觉主体的身体是一个"能思维的物体",因而是"主体——客体"。身体与世界的接触是一种朦胧的知觉经验,身体这一"委身于世界之中的主体"是意义生成和变化的核心,它是无法还原的,沉默的身体已经先于一切意识的表象而使原初的意义显现在"绝对的明证"之中。以这种方式消除身心之间的鸿沟也就是以彻底经验主义的方式贯彻了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宗旨。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从《老娼妓》看罗丹的艺术创作理念

罗丹的《老娼妓》是雕塑史上一件不可多得的杰作。通过它 ,我们可以看到 :罗丹既十分关注社会现实 ,又注重在作品中寄寓他对整个人类命运及人性的深层思考 ,而且他的创作不拘题材 ,能够大胆地表现“丑”。这些艺术创作理念表明 :罗丹是一位富于真知灼见和创作勇气的艺术家     

道与盗之辩——《老子》的价值取向

在《老子》中,道路只有两条:道与盗。无心或有意偏离道者,必将归于盗。道超越了仁义智勇等人道价值,在其主导之下,仁义智勇都获得新的规定。修道者以爱而不用、守身勿失的一贯姿态立于世。盗以以己加于物、取物归于己为其基本精神结构,以"径"、"利"为具体内涵,以走出自身而迷失自身为常态。道不弃盗,扭转盗之精神方向,即可由盗返归于道。     

失败的追寻: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解读

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是一部结束西方传统乌托邦小说的反乌托邦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追寻与幻灭过程体现出奥威尔对传统乌托邦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籍此可以说《1984年》是反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的突破,是反乌托邦对乌托邦的解构。     

略论鲁迅的反现代主义艺术观

从鲁迅的艺术实践来看，他是运用现代主义手法的好手，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方面研究颇多，亦无争议。但从鲁迅的艺术（包括美术、戏剧、诗等）主张来看，他却是坚定的反现代主义者，这方面却鲜有梳理。这一“实践”与“主张”分裂的根源在于他将艺术当作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主义看法所致，因为在战斗的时代里，艺术虽然未必反映真实，但至少与写实是孪生的。只有使人“懂”才能发挥其作用，只有写实才能使人“懂”，这就决定了他的反现代主义艺术主张。     

元语言冲突与晦涩诗学

赵毅衡认为,正是符号使世界有了意义,人时时刻刻在观察到的现象中找出意义,也就是把世界和经验符号化,而对于意识,我们也只能通过符号才能了解。唐小林认为,建立主体符号学是当务之急,它的建构有"符号的主体学"和"主体的符号学"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人在符号表意中的作用并运用符号学原理阐释作为符号动物的人,这是完成符号学奠基性事业的关键性环节。乔琦指出,晦涩问题纠缠于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从符号学角度考察,读者能力、社会语境元语言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冲突,形成了常见而较低层次的晦涩;同一层次元语言冲突形成的阐释漩涡带来的意义晦涩,才是更高层次也是真正诗学意义上的晦涩。     

梅尧臣的诗风与仕宦生计——兼论宋人仕宦的谋生意义与文学影响

仕宦于梅尧臣而言,既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又是最重要的经济生活方式,不仅为其提供物质与心理的双重保障,又限制其经历与视野,从而促成了梅尧臣诗风中的题材日常化与风格平淡化之特点。由于梅尧臣的境遇在宋人中具有代表性,故此可以认为,宋人普遍的仕宦经历对于造就宋诗的整体风貌也产生了类似影响。而梅尧臣开宋诗风气之先这一意义,则可理解为对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种早期演示。     

百炼此身渡乱世:井上靖文学的一个母题——从《弃老》入手

小说《弃老》不盈万字,风格也非井上靖文学的主流,但其中蕴藏的克己自砺、坦立乱世的主题贯通于井上靖多部作品之中,堪称解读井上靖文学的一把"关钥"。不安栖于既存的自我,明知前途艰险坎坷,依然甘心历苦自课,渡尽乱世而不自哀的人物特征,既与作家本人的成长重影叠像,又与其他作品中的众多人物形象相辉映,构成了井上靖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短篇浓缩着井上靖文学的一个母题,是作家井上靖用以验明正身的"徽章"。     

从《汉书·五行志》看刘歆的灾异观

从《汉书·五行志》所保存的资料看,刘歆解说灾异往往与董仲舒、刘向等人不同。刘歆常引《左传》解说灾异,常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人君,同时表现出重科学的倾向。刘歆喜好并精通《左传》,依附并感恩于外戚王莽,以及其执著于学术的性情等,使得刘歆解说灾异往往与众不同。     

读《庄子·寓言》札记

《庄子·寓言》篇论析了关于生死的理论,指出人的生命是阳气所致,人的体魄之不一,万物形状及性质之差异,都表明禀阳气而生之物是不会一样的。然而,为什么“不一样”,道理却是说不清的。庄子提倡人应当无为而顺应自然,应当以无不死之物的至公之理劝勉大家,这都是有根源可寻的,是可以说明其原因的。庄子还指出,人的意念可以充斥天地,应当像“真人”那样超脱死生,亦即超越于“命”。庄子对于“命”提出了怀疑,这方面的认识超乎儒家之上。     

接近歌德的天才思索——《浮士德》的艺术、哲学和宗教

歌德有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他是因果与宿命的二元论者。《浮士德》是他以艺术 (诗、戏剧 )、哲学、宗教三位一体的方式思考人类命运的天才成果 :人类的命运既是因果的 ,也是宿命的 ;既是自主的 ,也是他主的 ;既是乐观的 ,也是悲观的 ,最终是乐观的。这就是《浮士德》文本的核心思想。《浮士德》的艺术是象征。舍象征而他求 ,不可能真正进入《浮士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