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探索与完善

社区法官工作制度是人民法院主动跨前一步,将司法资源下沉至基层,在辖区内的社区设立法官工作室,指派法官进驻社区．就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制度。社区法官工作制度力求通过建立“法官驻点巡回审判＋退休法官进社区＋社区法官助理协理”的工作方式,使法院同当地职能部门深度融合,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推进诉调对接,在基层社区（村）建立起多元化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平台,使得司法服务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基层社区。当前我国社区法官工作制度还处于自下而上的探索阶段。社区法官制度是能动司法理念下的产物,在社会加速转型期和利益日趋多元化的情境下。该制度满足了矛盾化解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双重需求,为人民法院践行司法为民开创了新的路径。     

论社会治理新格局站位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建设方略

通过建构“个体选择的制度情景”分析模型,发现知识机制是决定矛盾纠纷当事人选择司法诉讼、行政裁决还是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纠纷的主要机制,即法官、行政人员和人民调解员携带的知识差异影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因此,面对人民法院“诉累”现象,制度设计者必须站在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高位上,加强人民调解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人民调解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前哨功能,逐步减少诉讼调解、行政调解活动,督促法院专注于审判本职,督促政府致力于服务本分,从而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氛围。具体而言,包括三条建设方略：一是加强法官对人民调解的指导,支持非庭审法官成为人民调解员;二是购买律师服务,鼓励律师成为人民调解员;三是将人民调解设置为法院受理部分民事纠纷案件的前置条件。     

司法研究专题——人民法庭的乡土司法特性

通过参与式观察调查,在分析杨村人民法庭的法庭概况、法庭法官、法庭运作基础上,由法庭所处的农村社会特点和人民法庭的具体功能所决定,我们将人民法庭的司法定性为“乡土司法”。司法主体的类型是非职业化、大众化的法官;法官倚重的是自己积累的司法经验;法官要以便民的原则来解决纠纷,又要以务实的方式来维护稳定,还要以得力的手段来树立和维护政府的权威;法官须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以及“情、理、法”的统一。     

基层法院改革问题研究 ——以芜湖市部分基层法院为例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司法改革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基层法院作为承担绝大多数案件审理工作的一 审法院,肩负着国家司法工作的重担，因此，基层法院的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当前，一线法官人均业务量大、基层法官 工作压力较大、考核制度存在缺陷、非业务性任务繁杂等，严重影响了司法活动的质量。可以从保障基层法官权益、完善基层 法官考核机制、实行基层法官职务独立等方面来改善我国基层法院工作环境，保障司法活动公正、有效进行。     

诉调对接中的司法确认制度解析

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决定了单靠法院一家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纠纷,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但非诉调解在效力上缺乏刚性,社会并不认可,这使得大量纠纷最终还是依赖法院解决。建立司法确认制度,可以实现诉讼与诉讼外调解制度在效力上的对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规定了司法确认的程序启动、管辖和效力等内容,为司法确认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司法确认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有利于完善诉调对接的功能,但在效力的正当性、效力的内容及与立案审查制度的协调等方面仍有可商榷之处。     

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的思考——以法院调解为视角

能动司法语境下的大调解是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针对当前出现的矛盾纠纷多元化的特征而提出的司法新策略,诉调对接机制的提出符合当前纠纷解决多元化的新趋势。法院调解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了法院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并进一步对审前调解、诉讼调解以及执行调解的具体诉讼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加快相关制度建设,使调解与诉讼充分衔接,不断挖掘能动司法的合理因素,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能动司法理念下的法院调解

作为一种理念,能动司法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调解领域的能动司法具有广泛的实用性.以此为指导,需要秉承法治所应有的自由、公正、效益等基本价值,立足于现阶段纠纷特点和当事人的解纷需求,为人们提供一种以国家公权力为依托,以实体规范、程序运行、诉调对接为基本维度的法院调解机制.     

论基层法官司法审判能力的提升——以社区医疗纠纷的裁判为视角

解决纠纷是基层法官的基本职业定位,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取决于基层法官司法能力的高低,基层法官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恰当适用法律的能力都直接影响着纠纷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信服度和公众对司法权威的公信度,进而影响到判决的执行效果。从基层法官司法能力中的审判能力提升为着眼点,从审判时的司法经验、司法技巧及标准规范三个方面的应用进行探讨,同时论述了司法理念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作用,总结得出基层法官在司法审判时应将司法经验与法律规则相结合,灵活运用各种发现案件事实的司法技巧,辩证地对待裁判的标准规范,并将先进科学的司法理念贯穿于整个司法审判中。     

在迷雾中穿行：“社会法庭”改革评析

社会法庭是河南省法院设置在乡镇和城市社区的自主、自治协商调解处理矛盾的社会组织，是在中国司法改革大背景下出现的新事物。以法院主导、政府支持的社会法庭充分利用“社会法官”个人魅力将调解贯穿始终来解决基层民事纠纷，它与人民调解、法庭调解在角色定位和解决纠纷的法律效力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同时由于改革主体自我定位不准确，法治理念偏差，对本土资源的分析不客观，社会法庭自身性质不清晰等，社会法庭在改革的道路上偏离了正常的轨道，穿行于迷雾之中。     

困境与探索：专利无效之司法判定制度研究

“循环诉讼”和审理结果矛盾等问题自从专利制度建立以来已愈趋严重,尤其是在专利侵权纠纷中。强化司法判定之权威是现行趋势,在对知识产权审理模式进行改革的问题上,我国完全可以在现有“三审合一”的探索上逐步作出改变,以区域性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为现阶段的改革目标,最终将知识产权案件从普通人民法院中独立出来,建立单独的知识产权法院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体系,为专利无效之司法判定创造外部条件。这不仅能够解决我国现有专利无效诉讼存在的问题,也能树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     

民法典背景下股权让与担保案件裁判路径的反思与再造

《九民纪要》第71条确立了“名为股权让与,实为债权担保”的裁判路径,对股权让与担保案件审理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尚有若干问题有待澄清: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权转让公示的法律效果以及债权人的法律地位。最高法院司法政策确立的裁判路径在克服股权让与担保中“担保手段超越经济目的”缺陷的同时,引发了理论上的争议、技术上的困惑以及体系上的龃龉,实际上并不可取。新颁布的《民法典》对既有担保规范和制度进行调适,为股权让与担保裁判路径的重构提供实质性的保障。《民法典》所确立的担保体系下,应该承认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明确债权人的股东地位,尊重当事人运用股、债这两种融资工具所创设的交易模式来处理相关纠纷。针对股权让与担保的固有缺陷,法院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分股权的享有和行使,对债权人行使股东权利予以限制,以平衡当事人的利益,激活股权让与担保的融资潜力。     

婚姻家庭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研究

文章根据对西部某基层法院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受理和处理情况,剖析了我国婚姻家庭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存在的问题,同时选取了几个发达国家的诉调对接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在借鉴国外成熟模式和立足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婚姻家庭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建议。     

检察机关量刑监督制度刍议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履行刑事审判中的量刑监督职责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然而,司法实践中的检察量刑监督制度受到了来自我国现行立法、检察机关自身以及司法审判机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严重削弱了量刑监督的法律效果。故检察机关有必要对现有的量刑监督制度予以改革并完善,以实现量刑公正的终极目的。     

试论全国人大法工委法律询问答复的效力

根据我国《立法法》第55条的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有对法律询问做出答复的权力。在某些具体案件的审理中,该种答复作为审判的依据被人民法院所适用。法律询问答复不是立法解释,亦非类似司法解释的具体应用解释,不具有作为有权的审判依据的效力。法律询问答复在普遍适用性、强制适用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其作为规范的效力如何有待讨论。法律询问答复制度的存在反映实践工作的需求,需要对相应规范进一步地明确和改造。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行政裁决权

曾经在民事纠纷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政裁决权,正逐渐被民事审判权所取代。随着民事案件数量的激增及内容的复杂化,学界和实务界日益认识到了审判权的局限性及行政裁决权的重要性。最高法院关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规范性文件,必将推动行政裁决权的“回归”和民事审判权的“退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探讨行政裁决权与民事审判权之间的关系,对于构建科学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领土争端中“关键日期”问题研究

所谓“关键日期”是以时间为标准,在国际诉讼中解决多个相互冲突的请求时起重要作用的概念或理论.虽然关键日期理论在学术界尚未完全确立,但已被诸多国际案例中所援引,特别是在领土争端中,关键日期被定义为“争议的事实最后发生的时间”,规定该日期后双方的行为不得影响案件的事实.因此如何确定关键日期,将确认领土争端中的案件事实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不能排除通过国际法院判决解决领土争端可能性的前提下,分析和掌握国际法院在关键日期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将对研究和解决钓鱼岛在内的我国周边领土纠纷至关重要.     

劳动争议之人民调解制度研究

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三周年、《人民调解法》实施近一年之际,专门研究我国劳动争议的人民调解制度合时而有意义。目前我国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制度运转良好。劳动争议属于民间纠纷,法律上确立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制度是必要的。构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制度时应当对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同时并重,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产生方式应当充分体现群众自治性特征,人民调解组织与其他各种调解组织之间受理劳动争议不宜设置外部管辖划分,不同人民调解组织受理劳动争议原则上应有所区分、同时认可当事人的协商选择权。相关立法应当合理解决《人民调解法》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法律冲突问题。     

孙中山公开使用“三民主义”一词时间考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核心思想,也是国民党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是,这一名称最初是有其实而无其名。在1905年10月《民报》发刊词中它称为＂三大主义＂,1905年12月《中国日报》首先开始使用＂三民主义＂的称谓,但到1909年仍不被当时的国民党人所认可。辛亥革命后＂,三民主义＂这一称谓逐渐为孙中山所接受,并成为对孙中山思想的一个概括。     

论汉代特进

汉代特进是一种主要加于列侯的位阶,体现的是身份和道德,可以出任其它官职。部分列侯通过特进加入朝廷秩序。特进是汉代君臣权势格局调适的结果,反映了汉代官僚等级制的变化趋势。     

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制度的确立及其运行评析——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例

代表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建立代表视察制度.截至1957年夏季,全国人大代表共进行了4次规模不小的视察工作,效果很好；然而,从1957年中期开始,代表视察制度中断了两年,尽管60年代初也有小规模的恢复,但其规模与效果都远不能与50年代中期的视察工作相提并论,1963年代表视察制度全面中止运作；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恢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制度的确立及其曲折运行表明,代表视察制度是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的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它的运行效果和作用发挥不仅取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取决于对视察活动的严密组织,更取决于其自身的制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