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星堆文化看古代文明的本质特征

商代以三星堆文化为表征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的文明古国。从考古学上对三星堆的物质文化特征所进行的研究已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但对三星堆文化所蕴涵的古代文明的非物质文化的本质性特征,还须通过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才能透彻地揭示出来。从三星堆文化进行透视,可见古代文明的本质特征,在于从酋邦制社会里发展出了一个能够控制并占有基本资源的政治组织,这个政治组织就是国家。     

略论三星堆文化的内涵（下）

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仅仅反映了古蜀人的自然崇拜,似乎表明三星堆文化还处在文明或复杂社会以前的宗教形态。有的学者则认为,三星堆文化主要反映了古蜀人的祖先崇拜,但也有自然崇拜。还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文物揭示了古蜀昌盛的太阳崇拜。 可以看出,由于方法和视角的不同,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还有相当的距离。     

略论三星堆文化的内涵（上）

三星堆文化是长江上游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创年代约在中原二里头夏文化的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经历了整个殷商时代,直到西周初期（约公元前1000年）,其后又经过十二桥文化阶段,发展到春秋前期（约公元前600年）,持续发展达1600年之久,并以其独有的文化特征雄踞于中国西南,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不多见的。     

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关系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对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区域的历时性辐射与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青铜人物和动物造型、三角援铜戈、神树及树形器、金杖和铜杖、有领铜璧、太阳图案及太阳崇拜等几个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向南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与西南诸青铜文化发生碰撞、交融、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发展。     

三星堆会议概述

为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70周年，全面推动三星堆考古研究及殷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2000年7月26—28日，在三星堆的故乡——四川省广汉市金泰饭店召开了“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70周年暨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广汉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和三星堆博物馆承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专家学者160余人参加了这次国际学术盛会。7月26日上午9时30分，研讨会开幕，四川省人大、政府、政协、四川省文物…     

坚韧的探索之旅──《三星堆文化》评介

坚韧的探索之旅──《三星堆文化》评介孙旭军由层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的《三星堆文化》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这是第一部全面勾勒与系统剖析三星堆文明并为之提出研究理论构拟的学术专著。在它的身上，凝聚着几代学者及许许多多热心人的心血和甘苦。１９２９...     

与青铜器对话——三星堆青铜文化审美阐释

三星堆青铜器作为古代社会若干内容“记忆的容器” (萨特语 ) ,是蕴藏着丰富的美学素材和艺术原创的审美对象。从精神内涵看 ,古蜀族宗教从多神教过渡到一神教 ,从自发宗教过渡到人为宗教 ,这一变化轨迹反映到审美意识上 ,形成以“神”、“道”为本体的三星堆审美范畴 ,由具有本原及规律意义的形而上的“神”、“道” ,创生出以神话为原型的美的范式。从审美的内涵看 ,三星堆青铜艺术是以直觉性和综合性的方式把握世界 ,并以神话的符号使这种把握定型化。     

82三星堆已开馆

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的青铜时代遗址一三星堆，是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有上千件令人惊叹的稀世珍宝。受损情况：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三星堆两件陶器标本被震落摔破，月亮湾城墙遗址轻度受损。三星堆遗址共有三面城墙包围。月亮湾城墙就是被外城墙包围的古皇宫城墙的一段，长约400米，宽约50米。     

《三星堆祭祀坑》

四川广汉三星堆是古蜀文明的中心遗址 ,1 980年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系统发掘 ,发现了古城古国 ,被评为首批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 ,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 1 986年发掘的两座商代大型祭祀坑更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两座祭祀坑的埋藏现象十分别致 ,器物种类丰富多样。“倾倒”在两个长方形土坑里的大量金、铜、玉、石、陶、象牙等质地的器物 ,大多经过有意的焚烧与破坏。器物的种类 ,除少量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容器和当地遗址中常见的陶器而外 ,还有许许多多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 ,如青铜立人像、纵目兽面具、青铜神树等 ,…     

中国青铜时代的三星堆

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长江上游的一类区域文明，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世纪中叶至前8世纪。该文化最重要的遗存是三星堆遗址的8个祭祀器物坑，它们大体同时并相当于殷墟晚期，埋藏物为象征性器物、表现祭祀场景器物、祭祀用器三大类，表达了太阳崇拜和王权两个主题。三星堆和金沙两个区域中心汇聚了域外四方的贵重物、资源、技术、观念、人员。这一区域文明之所以兴起并显现出独特样貌、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汇聚各方文化因素，原因除成都平原位于文化交流通道的十字路口外，更重要的是三星堆一带可能存在一个观象授时、沟通自然、获取神秘力量的知识中心和神性中心。     

巴蜀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三星堆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4月2日至6日,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四川省文化厅、广汉市政府等数十家单位联合举行的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60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广汉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50多名专家、学者携带近百篇论文咸集一堂,对三星堆文化以及巴蜀文化与历史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性的探讨。会议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祭祀坑埋藏之前的几个世纪，即公元前两千纪的中后期，是亚欧大陆青铜文明互动频繁的时代。这个时代亚欧大陆的主要青铜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分布在自然形成的主要文化交通线或文明大动脉附近，呈现出一种动态格局。其中，最重要的陆上通道包括从东北亚直到东欧的欧亚草原带、从中亚通向西南亚的“内亚山地走廊”,也包括童恩正先生提出的，贯穿我国境内，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海上通道则主要是从红海和非洲之角辗转到东南亚的季风带海岸线。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一样，处于作为文明大动脉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彼此联通也相互竞争，共同构成作为整体的青铜时代中华文明。由“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两侧的江海陆地共同构成的力量场是中华文明的舞台。这种对中华文明空间结构的认识是理解三星堆文明的关键，对三星堆文明的研究也因此具有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方法论价值。     

三星堆国家的结构和特征

三星堆国家是商代前后以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中心、势力范围覆盖整个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古代国家。这个国家的中央权力机构由“笄发”和“辫发”的贵族集团共同执政，他们分别执掌着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三星堆埋藏坑的铜人像群就是这种政治结构的证明。三星堆国家对内由神权贵族通过宗教祭祀进行管理，对外则派遣军队掠夺资源并控制地方，因而只有少数的军事据点，缺乏基层聚落。由于长期的超经济暴力杀掠，导致了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聚落的消失，三星堆文化聚落数量和分布密度大大小于先前的宝墩村文化时期和以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三星堆国家武装力量的作战武器主要是短剑和戈，并可能有象兵参与作战，三星堆埋藏坑具有护卫象征的象牙和礼仪性的铜戈，就有当时武装力量的影子。     

三星堆青铜立人新考

本文试从原始宗教象征学的视角 ,考察三星堆青铜立人赤足、花冠、大耳三种现象所潜含的巫术语义与原始象征内涵 ,并且联系文化人类学同类事象的广阔背象取证分析 ,揭示古蜀先民原始宗教思维与其他民族的一致性与趋同性 ,以及这三种现象作为一种“微观文化单元”在原始宗教象征史上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神话、原型与三星堆面具

从发生学观点来看,三星堆近百件青铜面具表明一个神灵偶像阶段在古蜀的真实存在,面具与神话有着共同之起源。从时序上看,神话起源于活物论时期,面具起源于旧石器晚期;从构成模式看,二者都起源于仪式化的再生模式。三星堆青铜面具类型分为人面具与兽面具两大类。但其中重要信息都来源于以神为中心的神话。从与神话的关系来看,“神的再生”是三星堆面具的一个重要主题,“蜀人纵目”、“金面罩人面具”在图腾仪式中成为具有“再生”与“复苏”功能的神器;从面具雕刻形式的内在心理模式来看,面具是人类借助“镜像”所表达的自我在神灵面前的缺失与复位。面具的影像本质是结构化的存在。原型作为原始意象与神话的桥梁,其物化表现形态之一是象征性的面具。原型在面具中的宗教移位,使面具具有“再生结构”,成为人类打开的精神世界。     

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新视野－－记“区域文化与文学研讨会”诸论点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讨论会”于2002年4月在重庆大酒店召开。来自国内各地的专家学者5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着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区域文化与全球化、西部与重庆文化文学诸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     

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三星堆考古打破了沉寂多年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对于古史传承体系的讨论,一是对古史记载的古蜀及其传承体系显示出对应性的考古信息,二是对探讨古蜀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提供了新的线索。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将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不难看出文献中的古蜀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也和考古信息之间互有联系。三星堆考古还与《山海经》等古籍所载有关巴、蜀、楚的古代文化特征有所关联,从不同的文化来源上为考察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可与文献互证、互补的新视角。     

三星堆与上古中国的青铜礼制

器用现象是上古中国青铜礼制的本质体现。三星堆文化器用现象可见“同形”“列器”“三件套”三种,这是该文化青铜礼制形态的基本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夏器”器用可能多遵循了“夏(列)器夏礼”,“夏器夏礼”在古蜀文明中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地区礼失而求诸野的又一例证。同形现象是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三星堆文化中的同形现象是“同形商礼”的体现,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青铜礼制同频共振。三件套现象是三星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是“蜀礼”的根本体现。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首次从礼制角度表明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之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管见（上）

本文围绕着三星堆出土的兽面、人面、人头像、立人像、鸟形制品、青铜礼器等展开了讨论,并对鸟和人关系、青铜器技术的传来等问题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