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学夷生平与《诗源辩体》的刊刻及影响

许学夷是晚明江南最有影响的诗论家之一。他不为官、不从商,潜心诗学,倾其一生之力创作完成了《诗源辩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许学夷一生居于民间,既不依附权贵,也不攀附学术权威,显示出“负气而多傲”的性格特征与独立精神;《诗源辩体》两个版本刊刻的艰难过程,正是因他的“草根”身份与不依附权贵的品性所致。虽然《诗源辩体》在清代影响有限,但并不能掩盖它的学术价值以及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唐诗选本与晚明诗歌思潮

晚明时期以公安派为代表兴起的性灵诗歌思潮是明代诗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唐诗选本为切入点,以李栻《唐诗会选》,钟惺、谭元春《唐诗归》,陆时雍《唐诗镜》,李沂《唐诗援》等几部唐诗选本为例,通过对其序、评及具体选诗的分析,进一步认识晚明诗歌思潮的产生及影响。     

汉代诗学理论的《诗》学母体

汉代诗学理论是从《诗》学理论母体中脱胎成长起来的。《诗》学理论强调诗的功用性,纳情于礼乐、志性之中,主温柔敦厚、平和中正之美;而汉代诗学在外部功用失落,褪化之下,主体情感不断得以突张,最终迎来了主情文学的到来。      

高棅《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

高棅是明初闽中诗派诗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他所编选的《唐诗品汇》是闽中诗派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诗品汇》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四唐分期说的确立与宗法盛唐格调的诗学审美取向的形成。《唐诗品汇》标志着格调派诗学理论的确立，在诗学批评吏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唐音统签》与李商隐诗学之推演

李商隐诗歌的价值经由清代学者笺释而得到了全面开掘，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产生的。在明清诗学史上，晚明胡震亨编纂的大型唐诗总集《唐音统签》对于清代李商隐诗学的深入推演具有先导作用。《唐音统签》的出版规划、笺释理论与笺释范例，为清人重估李商隐诗歌留下契机、开示门径，与清代李商隐诗学构成多方面的内在呼应，体现出承前启后之功。     

《唐诗评选》评唐诗辨

唐诗选,肇自唐始,历代不衰,但是王夫之《唐诗评选》,比起他的前代和当代这类众多的唐诗选,在突出“评”的特点上,对唐诗诗体的源流嬗变,对唐诗的风神体调与诗三百,汉魏诗,特别是南北朝诗的历史联系,对重要诗人诗作的评判,尤其对唐诗存在着的艺术美学的诸品性,有着许多的新的发掘,提出许多新的创见.因此,《唐诗评选》对唐诗学的发展是较有明显贡献的理论著作,值得我们重视,不能以一般唐诗选等闲视之。唐诗诗体的正本清流《唐诗评选》共四卷。以诗体分,一卷收乐府歌行,包括七言和杂言,二卷收五古,三卷收五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沧浪诗话·诗辩》辨析

严羽的《沧浪诗话》对明、清两代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有褒有贬,前人评价即有分歧,近人看法也不尽一致。然而古、今论者都承认,《沧浪诗话·诗辩》是严羽论诗的基本纲领。诗话全书分五部分,《诗辩》居其首,其余《诗体》、《诗法》、《诗评》、《考证》,都是《诗辩》理论纲领的深入阐发和具体应用。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开头就说:“仆之《诗辩》,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明确地道出《诗辩》在全书中居统领地位。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论《毛诗·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及其成因

《毛诗》的大、小序,是汉儒传承的周代诗教时代的经典文本。周代诗教是礼乐的实际应用,其声歌之学中原本包含义理的部分。汉代《诗经》礼乐功能失落,《诗》学缩小为以义理为宗的经学,但其解诗系统仍传自诗教时代。《毛诗》在这方面的价值最高。《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的成因,正在于其是对诗教时代诗学的传承,其理论文本是六义之学的浓缩,不仅对诗教时代的群体诗学的原则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也奠定了后世个体诗学的基本理论。无论是在《诗经》学还是一般的诗歌理论方面,都具有后世所无法取代的价值。     

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是宋明理学--二论宋明理学是"江西之学"

从诗学思想这个角度去考察,宋代诗学的主流是江西诗派的诗学思想.因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等人对诗歌的观点与理学家接近,为理学家所接受,而当时理学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故得相辅而行;不少江西诗派的主要成员同时又是理学家,其创作实践也渗透着理学观.以此观照,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无疑应该就是宋明理学.     

明代的唐宋元三朝诗合论

明人在传统的唐宋诗之争中加入元诗,形成了唐宋元三朝诗合论。三朝争论的焦点是宋元之比较,出现了元诗过宋论、宋诗过元论和宋元无诗论。由此可见明人诗歌取法的逐渐凝定和诗学风尚的日益变迁。     

《唐诗品汇》与四唐分期说的确立

明初诗学批评家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唐诗选本,也是以评选结合方式来体现自己诗学批评思想的重要的诗论著作。尤其是其唐诗分期理论,在广泛吸收唐末以来唐诗分期学说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四唐分期说,显示了唐诗分期的批评史意义,对明代唐诗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清代李商隐研究热探因

李商隐及其诗文研究被宋元明三代冷落八百年之后,到清代出现了一个长达二百年研究的高峰期。究其原因有4个:清代整理总结传统文化的学术背景是其客观条件;清人诗学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对惟情惟美的主情型诗人李商隐及诗文创作持比较宽容甚至赞赏的态度;李商隐诗文的独特艺术魅力、个性价值在全面研究中不断地被发现、被认识,又反过来激发后来学者深入探究的浓厚兴趣;跟清初学者对明代诗论家只宗盛唐、忽略中晚唐文人的做法不满有关。     

闽中诗派与明代前期诗风的演变

以林鸿、高木秉为首的闽中诗派活动于元末明初 ,他对明代前期尊唐诗风的演变起有重要作用。他在理学诗、“台阁体”诗风行时 ,使尊唐诗风得以保持和延续 ,又对弘、正时期诗法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鹳雀楼之诗——唐王朝兴衰的心灵史

山西鹳雀楼,是唐人登高赏会、吟咏寄情的名胜。今存九首鹳雀楼诗歌,分属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诗歌气象与情感基调随着时代的盛衰而变化。诗歌背后的诗心,折射了一个王朝的命运。盛唐鹳雀楼诗反映出无限理想中饱满激荡的力量;中唐鹳雀楼诗透出盛衰之变中无法承受的感伤;晚唐鹳雀楼诗反映的是残山剩水中无所适从的幻灭。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元明宗唐论与师心说的理论省思

元明诗学对宋诗的扬弃和对唐诗的尊重,是以理学与心学的融合作为思想支撑的。宗法盛唐的提出,是出于建构新文统的需要,而文统所强调的恢复风雅传统,使得元明诗论开始系统反思唐音的形成,其宗唐也不再如宋代那样局限于宗法盛、中、晚,而是提倡以师心为本源、师古为补充,以重建新的诗歌典范。     

试论岭南地域诗学传统的构建——以明初“南园五先生”为中心的考察

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通过诗社交流,形成了诗主性情、汉唐兼学的共同主张。南园五先生相继入京后,一方面与各地域诗派进行广泛交流,另一方面极力维持内部往来酬唱,并且不断强调其核心诗论,从而使岭南诗派在全国崛起的同时,保留了地域特色。嗣后,明清两代的岭南后学,对南园五先生的结社传统、诗学路径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代际传承,从而建构了岭南地域诗学传统。岭南地域诗学传统的构建,彰显了一条地域领袖诗人提倡—地域文人集群响应—地域外传播与特色强化—地域后学代际传承的地域诗学构建路线。     

明代对古代文论的贡献

明代是中国古代文论家和各种诗学文论思想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各种“诗文评”著作层出不穷,“诗文评”正是在明代得以命名,明代“诗文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前后七子的辩驳论争,左派王学影响下的新鲜文论思想的活跃,徐渭、李贽、三袁、汤显祖等的大胆“叛逆”而充满独创思想的言论等,使明代文论以至整个学界热闹非凡;戏曲理论（曲话）、小说评点、叙事文论的发展等也是明代文论的新亮点。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历代积累的结果,文论家们在继承先秦以来优秀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发或提出新见。正是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启蒙、导引之下,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股从文艺创作到文艺思想的张扬情感（乃至情欲）、张扬个性、张扬独创的潮流,成为中国“诗文评”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明代前后七子的诗学有自己的特色,而明后期在王门后学影响下李贽、三袁等以其“叛逆性”思想引人注目,在中国“诗文评”史上有重要意义。对诗学文论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值得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