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结构与社会整合：人口流入型社区分类治理的研究进路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社区类型,人口流入型社区并非是单一的整体,而是存在多种社区类型。随着基层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治理效能的提高,社区成员既可以通过集中空间、节约资源开展公共服务和公共活动,也可以通过发展集体经济、优化人口结构实现社区整合。基于空间结构和社会整合双重维度,对人口流入型社区的分类治理展开分析,建构了集体单元社区、集体分散社区、弱集体单元社区、弱集体分散社区四种理想类型。以上四种社区类型处于不稳定的发展中,其治理结构也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通过对四个典型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社区集体程度越强,分散程度越低,乡村社区的自主性越强,越会利用社区自身的资源进行社区的治理与整合。社区集体整合能力越弱,分散程度越高,就越期待政府的干预治理。而处于中间阶段的社区,则会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多种社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以保证社区服务的完整性与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及其破解——上海市金山区实践探索带来的启示

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但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困境,如社区人口结构异质性导致居民诉求复杂化,社区权力结构失衡加剧小区管理困难,社区组织关系结构难以协调造成协同治理能力薄弱等。这些结构性困境使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弥补基层社会治理短板、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等社区治理体系结构方面不断探索符合新型城镇化社区特点与规律的社区治理之路。上海市金山区在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方面的实践探索,为破解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对策思路。     

城市社区“微治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以成都市成华区为例

在社会不断转型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社会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和治理手段都需要不断创新。社会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一系列精致的管理程序来促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将"以人为本"作为基本理念,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引进专业队伍来达到规范操作、系统管理、技术服务等标准。同时,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依靠资源统筹联动化以及信息支撑现代化等途径来实现。此外,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需要调整社会治理中的权力结构,确保居民的主体地位。新形势下从城市社区"微治理"着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设专业社会组织队伍,政府提供制度政策支持,对社区以及居民进行赋权等,是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指向。     

我国70年城市基层治理的历程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起步探索、社区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三个阶段的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作出了重大调整。社会组织化方式从"单位-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社会组织得到长足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也呈现出再组织化的趋势;治理模式从总体性治理向一定程度上的权宜性治理转变;治理结构从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变;治理方式从单向管制变为协同治理。尽管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众多突破,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后在建立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整合机制、强化党建引领,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完善。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分类与分权：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社区治理重构

在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之中，社区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伴随着社会变迁，城市社会空间在重构与分化，社区治理模式与权力结构也在持续变革。进一步而言，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分类与分权的趋向。从分类与分权的视角重构社区治理，一方面可以小区及其居民卷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水平为指标开展分类治理，另一方面可以多元主体在社区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为切入点实施分权治理，在充分考量了社区治理中的复杂性和异质化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社区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从而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论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个着力点 ——学习习近平关于城市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一点体会

习近平强调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流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如何做好城市社会治理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强调党对城市社会治理的领导,完善党委领导、其他各方面有序参与的治理体制;明确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治理立场,必须将其贯彻在城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要求必须实现治理重心下移,打通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创新和完善基层社区治理;更新了城市社会治理思路,阐述了城市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之路。     

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变革。它延长了治理链条、下沉并整合了治理资源,加强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构建了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治理体系。一些地方还引入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网格化管理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下非预期后果。"技术化"治理强调治理形式可能偏离目标实质;"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约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选择性执行"行为导致了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目标导向"下存有治理手段运用不当的风险;"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致其权责不清。避免网格化管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要改变社会治理由政府主导并无限承担责任的体制特征,在基层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逻辑与进路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城市基层场域中的治理重心下移实践呈现出政党嵌入式治理、网格精细化治理、多元共建式治理等模式,它们在实际运行中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的常态化及其所表现出的党建引领型治理模式,为突破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中的实践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党建引领型治理旨在激活社区内生性资源,实现以党员下沉引领社会治理为核心意涵的视角转换,借由下沉党员的双重身份属性弥合了既有实践政治有效性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空白与张力,通过补位动员、激励共振、资源链接的方式贯彻“政党创制社会,党员引领群众”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夯实了城市社区善治的微观基础,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实践经验与学理要义。     

“准公民社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一个替代模型

对过去十多年的社区建设检视发现,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在有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如市民参与频率和参与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网络发育良好的社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自主权。总体而言,城市基层治理状况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其权力结构状况处于从基层行政机构和相关商业组织的操控到市民参与相对发达、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准公民社区"的连续谱中。但当前社区民主化由于城市管理体制和市民群体自身的原因仍难以充分发育。国家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对基层治理绩效有着很大影响,但其影响又是变动不拘的。当前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由此一方面展示了现代社会理性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印证了传统因素的作用。     

基层共青团面向社区青年的治理模式变革——以上海L区D街道的社区青年调研为例

本文以对上海市L区D街道的社区青年治理情况调研为切入点,依照"公民治理"模型对整个调研结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目前在很多方面L区的基层团委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依照模型的建构理论,如果要进一步完善社区内基层团组织的治理结构,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团组织的回应性、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角色转变、培育青年的社区责任感、建立与青年的长效交流机制、转变治理目标和完善社区治理机构等。这样就可以构建起一个更加完善的"公民治理"治理模式架构,使得社区青年治理模式在社区中更加良好地运行。     

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中,社区民警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在强调将警务工作重心下沉社区的大背景下,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社区民警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具有多元性。社区民警通过基于个体治理行动的关系嵌入,在街居空间普遍建立起警民间的信任关系,构建起了社区警务互惠规范,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实现了社区平安治理目标。如果说关系嵌入往往呈现出个体性特点,那么组织嵌入则多是依托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安排而展开的,通过对社区网格绑定性参与、党员社区民警在社区交叉任职等组织嵌入方式强化了社区民警的社区嵌入。与此对应的,基于特殊视角下的空间嵌入则使得社区警务室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空间形态嵌入城乡社区中,并呈现出一种新的空间治理格局。这些嵌入方式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构成了社区民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维嵌入体系。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文化转型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建立健全社区文化涵养体制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基于文化转型理论视角,以N市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为例,考察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送文化"与"种文化"导致的基层社区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是文化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因,L社区通过积极开展文化阵地建设营造新型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大力培育文化志愿服务创新文化营造的社会协同机制,通过有序引导多维主体共治实现社区文化营造的共建共享机制.因此,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主体、规则、效能三重逻辑,以及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实践经验来看,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送种并举",又必须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强化政府统筹和行政规划.另外,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亟待整合多元化社会资源,强化基层社区文化治理合力效应,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边缘政治的生产:惠民政策背景下社区居民的利益情感与行动取向——以P市S社区为例

本文借助质性研究方法,以P市S社区的惠民政策实际过程为对象,分析了社区居民的民生观念及其行动取向.在社会时空结构发生剧烈重组过程中,基层社区的治理结构受到基层民众情感和情绪的深刻影响.在基层政权和基层民众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民生福利观念成为人际联系中的首要情感,但是这一情感也左右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日益形成有条件合作策略、非暴力“找事”抗争策略、利用转型期的社会敏感性等主要利益诉求方式.     

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的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尤其是居民委员会的改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其中上海和沈阳是比较有代表性和对比性的两种。通过在两地的随机调查,上海和沈阳的居委会工作都表现出以基层政务为中心的职业化趋势。从这一调研结果出发,进一步分析居委会改革与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之间微妙且重要的联系,能够发现社区建设的实质应该是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建设,它需要国家力量给基层社会的自我运作让渡出一定的空间。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性的前提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一定要到位,创造性的制度变革将是构建党领导和统筹下的"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组织体)——社区工作者(专业服务)——社区居委会(居民自治体)"的社区治理结构体系,从而整合发挥党的网络、政府行政网络、市场单位网络、社会团体网络的资源,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区建设合力。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

在对全国多个城市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新形势: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公信力和权威降低;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来临导致其双刃剑效应的显现。各地围绕破解在这些新形势下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创新的难题,进行了大量各具特色的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五种新的趋势:第一,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强调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第二,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强调分类治理;第三,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强调刚柔并济和情理法兼顾;第四,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强调信息化管理和网络化治理;第五,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城乡一体化,强调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