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解其中味——评红学三派

本文对红学三派的利弊作了简要评述。作者认为，旧红学以索隐为主，可称之为索隐派；新红学以考证为主，可称之为考证派；而着眼于文本的阐释，可称之为文本派。索隐派以影射的眼光读小说，试图将《红楼梦》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其主要依据是读者的联想，不一定可靠。考证派只承认与作者和版本有关的实证材料才有价值，无视《红楼梦》在文学世界的地位，其眼光不免偏颇。文本派致力于《红楼梦》文本内涵和写作技术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索隐派和考证派的失误，但务必防止过度阐释的弊端。     

可悲的历史倒转——评红学索隐派的“复活”

<正> 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的红学索隐派,在清末和民初曾盛极一时。经过胡适、俞平伯考证出作者及家世的大略情况,提出了“自叙传”说,又经过鲁迅发展了胡、俞的见解,进一步从文学的角度提出“写实”、“自叙”和“人情小说”,断定“作者盖知人性之深”,对《红楼梦》作了许多     

学术信息

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与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赵建忠在《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撰文指出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与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第一次社会转型为推翻清王朝以后直至“五四”运动时期,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蔡元培持民族主义思想从事红学索隐,“反满”就是当时的“舆论热点”;胡适以《红楼梦》为载体传播他的“科学方法”,而当时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五四”时期的“舆论热点”。蔡元培为索隐派,胡适为考证派。第二次社会转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则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因与主流意识…     

斥江青“母党胜利了”的反动谬论

野心家江青窃得了“旗手”“功臣”之类称号,仍欲壑难填,竟大言不惭地在外国人面前自称“红学家”,为了假腥腥表示“谦虚”,又羞答答用“半个”加以限制。其实,无论“整个”也好,“半个”也好,“红学”从来就不是什么光荣称号。蔡元培等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爬罗剔抉,专门求索《红楼梦》隐去之本事,被称为“索隐派”或“旧红学”。这种研究方法,连胡适之流也讥之为“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而胡适、俞平伯等则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对《红楼梦》进行繁琐考证,胡说什么《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情场忏悔”之作。对这种所谓“考证派”或“新红学”,毛主席早给了它一个盖棺定论,即     

从秦可卿的解读困惑谈红学现状

秦可卿形象在《红楼梦》中存在着许多令人困惑之处，这些困惑即使借助脂评也难以理清。红学史上许多研究者将秦可卿的玄奥难解归为作家“删而未净”的原因，但这一观点存在着不少逻辑上的漏洞；当代学者多倾向认为这是作家败笔，这一说法未免太过武断，忽略作家寓意是其明显疏漏。我们认为秦可卿形象的解读困惑与排斥索隐派和考证派的成果有关。索隐派、考证派和小说派都在红学史上发挥过作用，而它们也应该是未来构筑红学大厦的三块基石，三者之间不应相互排斥，而应相互借鉴吸收。     

索隐红学发展史通观

索隐红学经历了4个阶段:索隐理念与索隐方法的初创时期;索隐红学的第一个高峰;以海外索隐红学为主时期;索隐红学的多元化时期。     

论俞平伯红学观念的嬗变

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本世纪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他临终前给我们留下的遗言，明显意味着其晚年的红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变化。认真思考一下俞先生红学观念嬗变的轨迹，对于促进跨世纪红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标志着新红学派的正式确立。从表面上看，胡适的考证似乎是在与索隐派的论争中展开的，其实质却是解决《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他主要通过对程高百二十回全壁本的分割解剖，径直得出“一个版本两个作者”的基本结论；又进而通…     

百年红学发展演变的“草蛇灰线”——《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价值略论

《红楼梦》研究的“稀见资料”，是红学长河中曾经激生的小浪花，也是百年红学发展演变的“草蛇灰线”。索隐，考据，文艺批评，尊曹尊高之辩，探佚原稿之初，皆有所反映。其中篇幅最多者是文学批评方面。因没有以版本和作者考证为基础，多囿于一百二十回为“整体”观念的“爱情悲剧”一类，但在一些具体的感悟上，也有精彩之处。     

红学研究需要平常心

对《红楼梦》研究的评价需要平常心态 ,在《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与“自传说”的出现是有传统思维及研究者心理作为依据的 ;今后的“红学”研究应以文本为主 ,同样需要平常心态 ,藉以感悟人生、增长才智     

20世纪贾宝玉研究综述

玉是写康熙废太子胤的。他在《〈红楼梦〉里藏血情》(《四川大学学报》2 0 0 0年第 3期 )中说 :“康熙帝的二儿子即后来囚禁至死的废太子 ,俨然就是贾宝玉形象的放大与前身 !”3 曹雪芹是贾宝玉的底本。这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另一说法。正当索隐派对贾宝玉原型的推测方兴未艾之时 ,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崛起。胡适在《红楼梦考证》(《胡适文存卷三》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 1年出版 )中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考证 ,推翻了索隐派的种种影射说 ,并提出新说 :“我们看了这些材料 ,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     

20世纪《红楼梦》比较研究综述

自《红楼梦》诞生以来 ,关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便源远流长。众多论者从《红楼梦》与中国文学作品的比较 ,《红楼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比较 ,《红楼梦》作者与中外文学家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总结了文学的流变过程 ,分析了比较中折射出的文学的时代性、民族性等特点     

《红楼梦》是过时落后的文学吗?——论残雪对《红楼梦》的偏见及其文学观

残雪将她的所谓切入"核心"与"本质"的"新实验文学"("纯文学")置于文学生态建构的金字塔顶端,视为最伟大、最先进、唯我独尊的文学形态。在此标准下,她认为《红楼梦》不符合她的文学价值标准,因此视之为"过时"的"人的幼年的文学"。残雪在卡夫卡、博尔赫斯、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大师的坐标下,贬低或否定了《红楼梦》的作为一部人类伟大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残雪对《红楼梦》缺陷的批判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她采取的是"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方式,没有将《红楼梦》所代表的文学价值形态视为多元化的文学生态中有机积极的组成部分,而将之视为落后的文学形态和革命与否定的对象。残雪所标榜的一元独尊的文学秩序价值观无疑是偏激僵化与形而上学的。     

也论赵姨娘

赵姨娘是《红楼梦》中一个不应忽略的女性形象。本文从《红楼梦》文本入手 ,阐述了赵姨娘的性格特征、性格成因及其对塑造其他人物所起的作用 ,从而指出赵姨娘是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受害者 ,她的“每每生事” ,乃是对不合理的等级制度的反抗 ,她是《红楼梦》妾妇中一个多少有点反抗性格的女性。     

《红楼梦》的现代性与红学的解释性

《红楼梦》具有丰富的现代性 ,红学史描述应该关注各种研究现象的文化依据 ,揭示各种问题的学术传统、学理依据与各种流变形态 ;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作者问题、版本问题等研究史各自的阶段性和主要问题进行评述。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时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时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几人如此读红楼——以“红楼梦魇”的阐释为中心

本文以笔者的阅读体验为中心,从《红楼梦》对"真假""显隐"的设置,以及红学研究中映射机制的建立两方面入手,分析"红楼梦魇"的产生原因,涉及《红楼梦》文本在小说史上的独特性以及多元阅读命运等问题,以期对红学研究方法进行一定反思。     

20世纪的江苏红学研究

江苏与红学结有不解之缘。在旧红学时期，江苏的红学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进入２０世纪之后，江苏红学经历了三个时期，在最后的２０多年里突飞猛进，取得了全面的丰收，在全国红学界已举足轻重。本文概述了２０世纪江苏红学研究的发展，论述了江苏红学研究的特点，并对新世纪的江苏红学研究提出了三点意见。     

《红楼梦》评点从文人自娱到商业传播的转型——东观阁评与脂砚斋评的主要差异

将<红楼梦>东观阁本的评语与脂砚斋的评语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脂砚斋评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具有文人自娱性;而东观阁评则较为客观,注重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书商导读型的特征较为明显.文人自娱--商业传播--文人自娱--文人自娱与商业传播,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体现了<红楼梦>评点史的轨迹.在<红楼梦>评点史"多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脂砚斋评和东观阁评从文人自娱到商业传播,分别占据了初始阶段的两个较为重要的环节.     

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