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特点论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文本,具有广阔的诠释空间,为义理诠释提供了可能性,而经典的传承发展又使义理诠释具备了必要性。乾嘉时期扬州学派学者在考据学盛行的背景下开始重视《论语》义理诠释,针对前人研究中的不足与讹误尝试重新诠释,成果较为丰富。其义理诠释的内容特点为探寻原意与阐发己意相结合,方法特点则为循家法之轨,无门户之见。他们在义理诠释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治学理念对当时学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颖达《周易正义》对王弼的超越

王弼是易学史上著名的义理派学者,虽然也不弃象,但理论上存在着欠缺。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在释大衍义和诠释乾坤二元方面对王弼进行了提升,并对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改造,弥补了王弼忽视象数的偏向,对宋代象数派和义理派的融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述异记》及《文章缘起》真伪考辨

《崇文总目》记载《述异记》及《文章缘起》为南朝（齐、梁时期）任昉所著。清代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今本《述异记》及《文章缘起》为后人伪托任昉之名所作。有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提出的疑伪之说不足为信。今本《文章缘起》虽然对文体辨析有烦琐可议之处,在某些条文上有被后人羼入的可能,但在没有新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判定今本《文章缘起》为伪作。     

原始回归与人性超越--从《卡拉马佐夫兄弟》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理解和对人性的超越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致力于研究人。他认为人性具有两极:一极指向原始性的回归,一极指向创造性的发展。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形象地将人分为四类:在原始回归之路上疯狂、在双重人格中异化、在创造性发展中涅　、在神性关照下超越。在他看来,疯狂与异化的根源在于信仰的虚无与上帝的缺席导致了恶的本能的回归与膨胀。他认为人性的超越必须建立在神性关照的基础上,而神性关照的前提是人性在创造性的发展中涅　。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

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均是对《大学》的经典诠释之作,但因教育对象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是经学由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生命与缘起--论《俱舍论》“十二缘起”的二重思维取向

“十二缘起”是佛教的核心概念之一,《俱舍论》对此做出两个方面的梳理：一是从生命观的角度阐述十二缘起的含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三世因果说的宗教理论;二是从缘起观的层面,论述十二缘起中所蕴涵的支撑因果理论的哲学思考,以及不同学派对缘起思想的认知差异。《俱舍论》对十二缘起理论的分析和建构,为佛学研究指向生命与哲理两个向度提供了必备的文献依据。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探析

刘宗周《论语学案》与黄式三《论语后案》同为浙东学派研究《论语》之经典。在注解原则上,《论语学案》志在教化,《论语后案》还原经典。在义理阐释上,《论语学案》求心之要;《论语后案》则对心颇为警惕,并将求心之要转化为寻礼之本。在解经方法上,《论语学案》直抒己见,《论语后案》重视考据。     

论《通书》的两个学术问题

周敦颐的《通书》在学术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从经学史上看,《通书》是一部通论《易》学的著作,它一方面体现出义理派治《易》的特点,另方面又受思孟学派影响,使《易》理心性化。从理学史上看,《通书》建立了以“诚”为核心的心性论,为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河图洛书的哲学思维

河图洛书的原始传说以及历代学者关于河图洛书的文字解说和图像分析,表现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维。其一是时空论:河图洛书的图形表示方位和次序,是空间和时间概念的简明图解。其二是形质论:在《易》学研究史上曾有象数和义理两派,河图洛书的图形既展示象数,又深含义理,是关于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问题的形象表述。其三是知行论:传说伏羲据河图而创八卦、大禹据洛书而创《九畴》,这体现了《易经》的通变精神和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知行统一的思想。     

略论龙树思想

龙树自幼聪明好学，著述颇丰。龙树及其传人对大乘思想进行了总结、发展和弘扬，并创立了中观派。龙树思想集中于他著的《中观》一书中。他提出了“八不缘起”和“实相涅”，从中反映出了龙树思想的核心部分。他的思想与学说是在他的传人的弘扬下，才在更大范围不断地扩展起来     

李觏易学思想管窥

李觏所著《易论》十二篇，不仅标示出宋代易学义理之端绪，且反映出其坚持自身的学术个性及提倡以《周易》阐扬儒家学理的用心所在。李觏之易学重经世、重人事。他治《易》不徒托空言，将学《易》、解《易》及用《易》看成是一门观察人事兴衰，社会治乱的大学问，突出了《周易》作为经世之书的历史价值。     

再探《史记》的创作动因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的创作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故此古今学者以"发愤著书"为《史记》定论,并把"李陵之祸"作为"发愤著书"的缘起,甚至有学者把《史记》的成功归结为"李陵之祸"。但从"发愤著书"说提出的时间、《史记》前后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的不同来看,这种观点又有不妥之处。《史记》的创作具有多种动因。     

牛运震《孟子论文》探析

清代经学昌盛,从义理、考据层面研究《孟子》者众,硕果累累。同时有一批学者打破常规,专门研究《孟子》之辞章,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牛运震是清代较早倾力于《孟子》辞章学的学者,其《孟子论文》从文法章句、语言修辞、论辩技巧等角度,全面观照、全方位审视《孟子》的文学成就。评点精准,见解独到,影响深远。同时留有重微观点评,轻宏观评述的缺憾。     

《登泰山记》研究与诠释界限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是桐城派领袖姚鼐晚年倡导的著名理论;《登泰山记》是其中年创作的优秀篇章,也是桐城派的代表性作品,并被作为古典文章名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当代众多文学史家以姚鼐晚年提出的理论逆向诠释其中年的作品,认为《登泰山记》是体现其三合一理论的典范之作。在钻研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紧扣《登泰山记》的原文特质和作者意图,可以证明:《登泰山记》中既无义理,也无考据,它只是一篇纯粹的辞章之作;作者以客观、冷峭、拙涩、凝练之笔,抒写清朗、空灵之境和浩然、超然襟怀。由此可以推论:作品特质、作者意图和历史背景为诠释活动设下的界限不可跨越,否则,任何诠解都难免与事实枘凿。     

从《论语》“明体达用”看蒋庆政治儒学判教之误

蒋庆判教认为儒学分为＂心性＂与＂政治＂二派,二者由于传承、性质、对象、功能不同,应成对列之局,分治＂人心＂与＂政治＂。然而《论语》显示,孔子儒学是明体达用的一如之学,由下学人事,籍工夫返本体,由本体上达天命,从而体证天境,然后再发诸人事,仁民爱物,峻极于天。故而蒋庆判教误在：第一,儒学不能分割体用为平行两派;第二,义理与历史上均不存在只主心性而无政治取向的心性一派;第三,所谓政治儒学误在有用无体,其弊亦将沦于无体无用。     

俄藏本《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校勘和研究

本文参照法藏《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十二时》,首次对俄藏《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进行了校勘,并就该写本之书写年代及所反映之思想等问题做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     

印度瑜伽行派唯识学缘起思想之特质

印度瑜伽行派唯识学的缘起理论具有四个与印度佛教其他派别缘起思想不共的特质,即缘起的因果平等性、缘起的唯心性、缘起的俱时性、缘起的整体性,不论有为依唯识思想还是无为依唯识思想在这方面皆是如此。但由于唯识学的此二分型在本体论方面相异,对此四特质的说明自然会有所不同。     

何休《公羊解诂》质疑略说

何休的《公羊解诂》是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却也遭到了后世学者很多的批评。主要的批评路径有三条,一为订正训诂,一为据《梁》和《左传》批评《解诂》,一为依照自造之体系批评《解诂》。这里着重分析了后两种路径,指出了其中的方法论错误,并以为批评何休之学说,应当从其体系内部入手,发掘其中的义理失误问题,并举出两例,详加辨析。     

反叛与皈依──从《第二十二条军规》谈“黑色幽默”

本文通过对美国当代作家海勒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简析，论述了“黑色幽默”派反叛传统主义小说之“常”而皈依后现代主义之道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