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法文化在现代法制中的意义

一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的利用和改造,最现代的法制也有古代法的影响。中国传统法文化关注人生,重视社会实践,它的主导价值功能在于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觉。这种重道德自觉轻个体权利的法文化价值观并不完全与现代法制相悖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西方法文化重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中国则偏重于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律。中国人对法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如何通过礼的引导与法的惩戒来提高社会主体的道德自觉性;二是如何置个体利益于家庭、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看来,法与礼都不应该首先考虑社会生活中“小我”之权利,而应该把“小我”融汇于社会、国家乃至整个宇宙的相互关系之中。个体价值的实现应以家庭、国家、     

中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分析

儒家通过"天地道义"来揭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导出人的政治权利,通过"贤能政治"实现自然权利、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有机统一,所以中国传统实行"德政民主、贤能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近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源于自然权利思想,根据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恶"和自然权利平等,由此形成西方法制与民主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权利的核心是"利",西方以"利"立国,而传统中国则以义治天下.     

网络交往与个体道德自律

网络交往已成为现代社会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网络交往的飞速发展 ,一方面促进了道德的进步 ,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问题。网络交往的规范发展亟需个体道德自律 ,要加强个体道德自律 ,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吸收传统道德的精华 ,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遵守一般网络道德规范 ,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传统儒家商业伦理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

西方社会在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经过伦理学的再造，开展出新的商业伦理，塑造和维系了西方商业社会及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儒家为中国传统商业提供了伦理的德性基础，儒家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西方商业伦理在某些层面也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但仅有古今中西维度的某些契合性，还无法构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商业伦理。儒家必须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将传统道德与法治社会相接榫，实现古典义利观到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转变，开展出适合现代商业社会价值取向的新的儒学伦理，并为通过制度约束公权力和通过法律规制商业社会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助力，实现儒家伦理在法治社会的现代转型     

道德自律与意志自由--兼论道德自律的社会基础

意志自由是道德自律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依据和核心内容.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忽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当前中国社会还没有普遍确立起真正的法权人格和道德实践主体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在强调道德自律的同时,必须高扬人的自由,致力于培育理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     

刍议传统儒学中自然权利思想

"自然权利"概念是个后现代性的话语,但其思想却渊源久远.我国传统儒学中就具有丰富的自然权利保护的思想,其中"天人合一"思想、"仁""孝"伦理观,以及"圣王之制"分别从思想基础、伦理要求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对自然权利的保护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与现代西方激进的自然权利观不同之处在于,儒家的自然权利思想是以人为目的的自然权利观,是人际伦理向自然万物的外化.     

个体理性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说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理性.理性是有关公民个人道德能力的前提假定.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有关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论证,完全依赖于个人是理性自律的道德主体这一假定.公共理性在本质上是公民个体理性正当运用的结果,并不是在个体理性之外存在着一个公共理性.公共生活的目的不是使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善实现最大化,而是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合理满足.优良的社会生活有赖于每个公民的道德努力.     

论平等观念的儒家思想资源

尽管儒家社会不是平等的社会,古代儒家也没有将普遍"平等"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价值转换中的现代人依然在儒家传统中发现与现代平等有连续性的思想资源:古代中国有与西方封建社会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设置,如有科举而没有世袭的贵族.儒家反对贫富差距悬殊的传统,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代表的"天下大同"的理想中成为了现代传统.农业社会主义或者平均主义也是有儒家传统因素的.儒家纲常中次要的原则"友道"中潜在的平等(或对等)观念被发掘出来,做了现代性的解释.尤其是从性善论发端的圣凡平等的理论,似可与现代平等尊重的原则直接对接.平等在近代的嬗变,其一是政治的,为个体争取权利;其二是伦理道德的,为了建立道德主体性.圣凡平等由此呈现出了现代性.它同不能脱离群己关系来讨论的认识主体性一样,同样渗透着平等的意识.     

“德”与“智”的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对"科学性"与科学精神的重视可溯至西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哲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本土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学术土壤里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中具有西方理性主义特征之思想为主体,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形态。尽管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启蒙时期以来的德国哲学影响,西学东渐的接受范式仅仅为新儒家构建理性主义思想提供了框架。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的以道德实践为最后的"德"与"智"——德性与智性——取代了西方狭义理性主义范畴对立于外部经验的内在"理性",成为中国当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现代新儒家注重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将西方理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思维模式中进行重构,以实现传统儒学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现代转型。     

道德个体与契约个体——中西思想比较视阈中的"儒家与自由主义"

中西思想如何看待"个体",是当前讨论"儒家与自由主义"话题的一个有内涵的切入点;儒家思想中的个体是关系式"道德个体",而西方思想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个体则可概之为原子式"契约个体".儒家道德关系所建构的个体,其功能的发挥,必须置于关系构架的互动中才有可能.源于古希腊的原子主义传统的个体,则如单个的原子那样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单位,能够发挥其独立自主的功能.儒家关系式道德个体立基于性善理念的正面价值,其所对应的个体进路及方法为"修身",其目标取向则为整体和谐.西方原子式契约个体则立基干人性的负面价值,其所对应的路径为"契约"方式,其目标取向则为个体的独立自由、正义平等.马克思自由观既立基于个体发展这一出发点,又将价值取向置于集体主义的、整体境界的终极目标;这和中国儒家的理念及思路有相合之处.这当然是一种富有启示的理想境界.     

权利政治与责任政治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自由主义的人性论问题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儒家乌托邦传统与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人性善恶与民主、专制关系的再认识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网络社会个体道德自律的养成

道德自律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和至高的社会控制目标被赋予了特别的关注和极高的期望。从道德他律到道德自律,是一个个体道德境界提升的过程。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证实了道德发展的阶段性和道德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当前,要实现网络社会个体道德自律的养成必须对传统社会道德教育方式和道德修养方法进行继承、创新和发展。     

儒家“公”观念的公共考量及其社会化路径

儒家之＂公＂是一种内省自律的德性理想,蕴含着儒家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追求。个体的道德反省总是镶嵌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我国公共社会的发展,需要儒家＂公＂观念客观化为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价值原则和行为规范,也需要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参与和互动,形成外在社会规则与内省的道德意识相得益彰的公共生活范式。     

现代市场视野的个体自我存在方式的流变与走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自我存在方式具有鲜明的特点。现代社会的市场化转型的实质是将人伦关系契约化,在市场主体之间建构契约身份,而人伦关系的身份契约化也必然要求个人自我存在方式的转换。社会变革与人伦关系的流变是对人的活动的解放,趋向于人的自由。在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社会变迁中,个人从关系和身份中剥离出来,个人拥有西方契约论所表述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从而由依附于他人转变为独立、自由、自主、自律和自决的个人。个体存在的自由与孤独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反。     

儒家荣辱观对当代社会道德自律的价值审视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道德自律不断弱化，中国传统荣辱观尤其是儒家荣辱观对当代社会道德自律有着很好的启发性价值：当代社会要把培养人们的知耻之心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要将“求荣”作为更高的道德价值追求；道德价值关键在于道德主体的自我觉悟、自我修养、自我约束——即道德自律。而当代社会道德自律的价值选择的关键是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现代性与认同危机：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的批判

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大事件,在西方持续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借助现代刊物第一次集体反思传统。从对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推动孔教入宪的批判开始,新文化运动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它力图阻止儒家思想重新制度化的努力。面对复辟帝制及尊孔复古的逆流,陈独秀等人将批判推进至中国传统伦理政治之根本——礼教,礼教既是一种道德伦理观念,也是一种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与此同时,《新青年》同人打出的“文学革命”旗号引起知识界广泛关注,文学革命的实质在于通过文学革新推动国人思想变革,以此为中国社会种种制度的变革提供思想基础。由此对儒家的三重批判获得了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而对“现代性”和“儒家传统”的认知及想象主导着这场批判。     

天道、天民与全球社会——基于“宇宙公民”理念的个体主义的天下主义论纲

当代中国天下主义之争,发展演变为两种类型的学说:一是以传统礼制的现代转型为标志的天下主义,一是以心性通达天地构成个体自主和因为感通而达致人类社群这样一个二元一体的以个体自主为本的天下主义。个体之所以能成就本体性的自由平等,皆因它秉承天道下贯的属性,这是思孟以来儒家心学思想的命脉。孟子以"天民"即宇宙公民概念确认一种个体存在,它是在道德维度而不是等级层面确认个人身份价值的概念,它的现实载体以"士"为表征,最高则达到"同天"之境界。这个理念由此确认个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尊严和自由、平等,超越中国传统社会之身份和伦理构成的文化观念,以此构造现代民主和法治的道德性基础。"天民"概念可以使我们基于人格的平等建构所有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尊严,同时依据个体才具的差异构成现实社会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不同机制和状态。同时,宇宙公民的道德感通属性,能够在人类天下主义的轨道上推进两点:第一,凭依"良知"观念趋向于与世界其他宗教文明的沟通;第二,以士君子群体的扩展为全球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发展构架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