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疏离与结合

1917年2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体"取代"文言",与此同时,《新青年》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二者相一致有进化论历史观和"言文一致"要求,"国语运动"立足于语言的"工具层面",《新青年》则主要从语言的"思想层面"出发,二者尚各行其事,两不搭界。改变这一疏离局面的,是身兼北大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的蔡元培,而有1919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建立,"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923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收入鲁迅的《故乡》,是二者深入结合的标志之一。     

《識簋》“司土(徒)”职掌研究

《識簋》铭文有关"司土(徒)"管理籍田这一职掌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根据《国语.周语》记载的"籍田礼",可以看出《識簋》铭文记载"司土(徒)"管理籍田是其神职、礼职和民职的体现。在周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司土(徒)神职、礼职的色彩逐渐消褪,但是其管理和教化民众的功能得到加强。     

论和同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差异,真的有那么大吗?从学理和心理上看,差异应该是第二位的,相同之处是第一位的,所以《易传·系辞下》引孔子的话写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尽管思考的方式和所选择的途径不同,人们终归要走到一起。《易》上经第十三卦《同人》,就是直接演述"同"、"和"义理的专卦。孔颖达疏解"同人"为"和同于人",可谓深明《易》理。孔子将和同观念精要地概括为"君子和而不同",比《同人》对和同的追寻,在理念上又跃升一步,即认为"和"是包含有诸种诸多不同的多样统一的状态,《国语·郑语》记载的史伯指陈衰周之弊,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则是对"和同"之义作哲理提撕。即如果"去和而取同",只想用"同"来给自己提供助益,就什么也得不到了。而不同所以能够走向同和,人情物事的心同理同是关键。无视人类的"同",夸大人类的"不同",以不同为由拒绝走向和同之境,是学术的误区和思想的陷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给出的另一思想定律,它代表的是儒家的恕精神,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异量之美。此一定律给出了人类的理性相处之道,是处理人类的不同的最合乎人类本性的理性方式,"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这两句话所涵蕴的哲学思想,是中华文化解决人类生存之道的一种大智慧。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周易》文本的性质

对《周易》文本性质的界定,学界常用一句很通用的话概括,即《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这句话对《周易》性质的界定似乎不全面,也似乎降低了《周易》的地位与价值。《周易》具有卜筮和德性之二重性已得到学界公认,孔子晚年易学观发生重大转变,原因是孔子发现了《周易》的"德义",但这其中的逻辑关系要分析清楚,即《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还是经孔子的德性解释之后才具备的。如果《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而不是经过孔子的解释才具备,是孔子晚年发现了《周易》其中的"古之遗言",那么称《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是不全面的,起码应该称《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或者称《周易》是穿着卜筮外衣的有决策之用的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     

孔子的道德修养论作为"为已之学"的意义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研究《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可以将其解析为政治、道德的社会教化("礼")和关于个体人格完善的修养("仁")两个层面.孔子重视"为已之学",但他更强调"仁"与"礼"的统一,人格完善之修养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是由"礼"来规定的.不应单纯地就"为已之学"的层面理解孔子的"意图"并确认孔子思想的意义的"惟一性".     

左丘明是《左传》还是《国语》的作者?

《左氏春秋》原名《春秋国语》《左氏春秋》这一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写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吕不韦……为《吕氏春秋》。”历来都认为《左氏春秋》指的是《春秋左氏传》,省称《左传》。我认为《史记》在这里记叙的《左氏春秋》,根本不是指《左传》,而是指《春秋国语》,省     

关于季札研究的若干问题再探

春秋时期吴国著名的贤大夫公子季札,因典籍记载缺略,所以其重要的事迹,如让国、隐居延陵、救陈等皆暗而不明,引发学者长期争讼。近年面世的上博简《弟子问》、《吴命》篇内容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弟子问》载孔子盛赞季札为"天民",即先知先觉的圣人,可知《春秋》不贬季札。《吴命》"吴走陈"的简文印证了季札救陈的可信性以及正义性。季札精通礼乐,是春秋时期深研诗乐的第一人,他是先秦时期吴文化的一座高峰。     

柳宗元的“中道”思想——以《非〈国语〉》为中心

柳宗元对《国语》的文学价值有高度评价,同时,以"中道"思想为标准,柳宗元对《国语》中"不概于圣"之处也做过深刻批判,这集中体现在《非〈国语〉》中。以柳宗元对《国语》一书的接受与评价为线索,论析柳宗元撰述《非〈国语〉》的目的与原则,可以加深认识柳宗元的"中道"思想,并进而了解"中道"思想对柳宗元经学、文学、史学等思想观念的影响。     

从《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论《河水》为逸诗

《河水》一篇不见于今本《诗经》,见于《孔子诗论》。在春秋的典籍《左传》、《国语》中也有记载。对这首诗的性质学者们有诸多争论,从《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可以看出,《河水》非《沔水》,非《伐檀》,非《新台》,而是一首逸诗。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孔子水观的三重意蕴及其生命情怀

《论语》中许多有关水的描述表明了孔子对水的基本态度。孔子的水观,概而言之,可以作三个层面的阐释：原生自然之水,世俗生活之水和永恒理想之水。孔子观水,实观水之志,孔子借水喻志,一方面展示了他对个体生命实际存在状况的体认,另一方面,如水之奔流不停,生命亦应追求不止,孔子的水观表达了一种流淌不息、舒适畅达、灵动跃进的生命情怀。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新解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可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前＂与＂字作连词,后＂与＂字训为语气词＂欤＂,意谓＂孔子很少谈及功利与命运,这是仁德的（一个方面）。＂这种解释方式符合孔子＂仁＂的思想体系,且能从《论语》中找到语法依据。     

"克己复礼"的百年误读与思想真谛

孔子"克已复礼为仁"的名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被深深的误解。人们多是把它归入政治学的范畴,认为孔子此语表 明了他恢复周礼的历史态度;而实际上孔子的"克己复礼"是道德践履问题,是伦理学范畴的一个命题。"复"不是恢复或返回, 而应当解释为"实践"或"履行"。"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践履礼的规范。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根本不是周礼 的维护者,而是周礼的颠覆者和叛逆者。他所提倡的"礼",已远远超越了周礼的藩篱,是在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奠基行为的规 范。     

孔子“孝”非反思先行性之哲学分析

孔子"孝"之非反思性的先行状态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论证:"孝"之为人伦中心与"仁"可以打通;孔子对于"孝"的非反思性的先行性的确立其实可以回溯到他对天地自然运动的深刻领会,而将个体的"孝"经验上升到全体人类的"仁"境,最直接的基础是宗教感情,由此可以论证"孝"之非反思先行性的宗教性维度。由此可见,孔子提倡的"孝",不仅仅是其中心思想"仁"的根基,而且可以与孔子对于天地自然的本体论理解相通,也可以与基于祖先崇拜的宗教情感相通,如此,"孝"就由个体源初的感情,上升到人类全体以致世界全体,成为人非反思地面对世界全体的不可移易的先行性基石。     

孔子父子互隐与孟子论舜的再思考

从内容上说，“父子互隐”与“窃负而逃”都涉及亲情与礼法的关系。从对象上说，父子互隐和窃负而逃都涉及儒学群己关系，其中父子互隐主要涉及父与子、自己家与他人家，窃负而逃主要涉及自己家与他人家、家与国。从孔孟角度看，孟子希望舜窃负而逃、而孔子则未必赞成鲁国直者父子互隐，孔孟在此有所不同，孔子的态度有利于群体和谐。     

游必有方——孔子的旅游思想

孔子一生中有很长时间用在旅途上,远游经历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他对来访的远游者持欢迎态度,也鼓励读书人主动走出去,提出了"游必有方"的远游思想,用"有方"来构建儒家伦理框架下的远游观。孔子的阐述常被后人有选择地误读,说明他的旅游思想具有创新性。孔子的旅游思想强调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观,包括"修学"、"游于政"等内容,也有一定的隐逸情调,为后世儒者向释道打开心灵之门预设了一种可能。孔子倡导的"游必有方"既注重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有效的教育手段,对道德修养和君子人格养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现代性"批判——关于现代性的几点元思考

鉴于人们在"现代性"的名义下谈论的具体内容或对现代性的潜在理解多不相同,为了能够认真对待所谈论的现代性,以及有效地展开对话,本文根据语言实践中对"现代"以及相关术语的实际使用,详略不等地揭示与考察了"谈论现代性时"所涉及的一些前提性问题(主要是和现代性的实质、类型、评价有关的前提性问题),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关注。     

知生知死知我——"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简论

“生”与“死”是孔子学说中没有明言的问题,通过遮诠的表述,孔子表达了对“生”、“死”问题上采用对象化把握方式的反对。孔子对“知生”与“知死”割裂表诠,意在通过不可言说的言说,达到对“知生”与“知死”本是同一过程的领悟。在此领悟中,此在退回到本真能在。知生即为知死,知死即为知我。     

中和之美、尽善尽美与人格之美——论孔子的《诗》审美

对《诗》的整理与编排,可谓孔子《诗》审美学说的具体实践,透过这一活动可窥探其关于《诗》的美学思想。《论语》、《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传世典籍所载孔子阐述《诗》的学说以及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为研究孔子《诗》审美思想提供了直接史料。孔子的《诗》审美主要表现为重视诗歌内容、形式的中和之美、尽善尽美与人格形态的审美化。     

对《对儒学宗教论若干论据的质疑》一文的回答

“六经”是孔子自选的教材 ,其中的上帝鬼神信仰代表着孔子的思想。儒家认为孔子曾对六经进行删改、创作的意见 ,比推定孔子“不可能”改动历史文献的意见合理。上帝鬼神观念是儒家的基本信仰。在这个问题上 ,第一应该全面占有材料 ;第二应当占有原始材料 ;第三应当正确理解材料。比如“天不可信”是什么意思 ,应当看过去的儒者是如何注解的。朱熹对“文王在天”如何理解 ,应该到朱熹的《诗经集传》中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