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康羊城之会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转变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在1891年和1897年先后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在戊戌变法时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两部书的问世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清代学术概论》),可见其社会影响是多么巨大。但究其源,这两部书的问世,同1890年春康有为与廖平在广州的会见不无关系。大量材料证明,正是通过这次羊城之会,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经学第二变的思想,并据廖平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辟刘篇》著成《新学伪经考》,     

廖季平的《古学考》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晚清经学家。平生著述极丰,其学术思想经历过六次演变。首先,他一反两千年来的旧说,提出以礼制作为区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标准。继而,复以今文经为孔子所作,古文经为刘歆伪造。戊戌政变中,作为康有为变法的理论基础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的基本观点,实多本于廖的《知圣篇》与《辟刘篇》。然廖氏之创见,鲜为世所知,特别是对其三变以后之思想,了解或者研究者更少。为了发掘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本刊特辟专栏发表李耀仙等同志的三篇文章,以期引起学术界注意展开对廖的学术思想的讨论和研究。三篇中的向楚《廖季平学术思想之演变》一文,原题为《廖平》,发表于1946年左右四川大学《文学集刊》第二期。该文根据廖的著作、廖的门人弟子对其师说的记述以及当时学术界对廖的学术思想的评价,对廖的学术思想演变过程作了较详尽的述评。本刊对该文题目作了改动并略加删节后,重新加以发表。以后,本刊还将陆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     

宋著“康有为”的一些问题

三联书店出版宋云彬同志所著“康有为”,是一本材料丰富的傅记,也提出一些较好的意见,像说明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有好些是受清末学者廖平的影响的,“新学?经考”是继承廖的“辟刘篇”,“孔子改制考”是继承了廖的“知圣篇”而发挥的。这些都帮助了读者进一步去研究“康有为”及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可作读者较好的参考书。但本书中也有些却点或问题,现在提出来供读者及原作者参考: 一、不恰当的夸大康有为个人所起的作用,第一章竞称之为“康有为的时代”。当然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早明确指出康有为在历     

世纪之交说儒学

世纪之交说儒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郑家栋１８９１年康有为刊布《新学伪经考》，七年后（１８９８年）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康氏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孔子改制考》；是年康有为辅佐光绪皇帝实行托古改制。尽管后来的新儒家学者似乎并没有对“康圣人”...     

评康有为《两考》的消极作用

康有为撰述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两部宣传维新派变法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的珍贵资料。它们的刊印,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褒贬不一,成为近代中国争议最大、影响最深的著作之一。对于它们的积极     

胡适与康有为：学术联系的一个初步探讨

胡适与康有为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开风气的人物，学术界对于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鲜有探讨。本文指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实来自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进而指出，在学术取向上，民国初年由经古文学转向经今文学，胡适的《大纲》、顾颉刚古史辨都与康有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看作是晚清经今文学的继续与终结；在治学方法上，胡适的“历史的方法”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际上亦受到康有为治经方法的很大影响。     

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

朱一新与康有为关于《新学伪经考》的辩论一直颇受学界关注,但其中直接关系此次论学始末详情的若干史实,如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书札数量、双方书札的往返次序、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以及论辩的中心话题等,仍有必要再作细致考察。朱、康有关《新学伪经考》的辩论起自1890年秋末冬初,迄于1891年夏末秋初,《新学伪经考》始终是这场学术辩论的中心话题。康有为两通佚札的发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考察,不仅能够纠补已有研究的诸多讹失,更有助于重建朱、康辩论《新学伪经考》的基本经过。     

刘师培“力攻今文”析

一九○三至一九○七年,特别是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间,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中,刘师培发表了一系列论著,针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说和"孔子改制"说,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有人以刘师培"在其讲学芜湖,倡革命于申江时.章太炎先生出狱走扶桑,以《春秋左传》之故,与申叔臭味翕合.《国粹报》甄录文字,章、刘为其职志焉.太炎固排抑南海康氏者,申叔亦驳正刘申受、宋于庭、龚定庵、魏默深诸今文师说以附之.其于廖、康之学尤     

再现“大九州”——“《春秋》邹氏学”与“中国居中”之经学前景图像建构

以魏源为代表的《海国图志》之世界五大洲新图像,反映了晚清以降中国"居东"图式的主流与接受倾向。廖平面对魏源及其晚明源头利玛窦的西洋新图模式,自儒家典籍旧章中,以重读"大九州"的进路而"再现邹衍",企图收编其学为"《春秋》邹氏学"。廖平一生经历的清末民初,皆在追索"孔子之学"在五大洲新世界意义再生的可能,如何将孔子之学置入世界,并且再度"居中",正是廖平萦绕一生的课题。近代视域中曾被遗忘的廖平学,重读其图像模式的经学论述,是东西方遭遇下的"五大洲与大九州"之当代课题。     

廖平《知圣篇》中的《论语》诠释

廖平<知圣篇>以论证今文经学的素王论为主旨;廖平证成其素王论的主要经典依据是<论语>,而非此前今文学家们习惯上依据的<春秋>;<知圣篇>对<论语>中相关内容的引证隐含了一种对<论语>的全新诠释;<知圣篇>对<论语>的诠释既有传统的"断章取义"、"合文见义",也有其独具特色的"逆向释义".正是在诠释方法和诠释策略上既续接古典传统又独辟蹊径,才使得廖平的素王论避开一般今文学家的论证路径而新意迭出.     

从“君民共主”到“君主立宪”——以戊戌变法前夜康有为“孔子制宪说”为中心的考察

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自"君民共主"转变为"君主立宪",其所持的"孔子制宪说"可为此转变提供解释。康有为的"孔子制宪说"源于其突破传统公羊学后形成的新的"孔子改制说",强调了孔子立制的根本性法规范地位。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在于其为实现"君民共主"主张,于1895年提出的"议郎制"改革设想受挫。面对挫折,康有为继续坚持其"议郎制"的立论基础——"孔子改制"思想,又复受近代宪法理念激发,最终融铸传统"宪法"思想和"孔子改制"思想形成"孔子制宪说",以强化孔子的政治权威地位,突出孔子立法对君主的规范作用。"孔子制宪说"建立起了"君民共主制"与"君主立宪制"间的逻辑联系。"君主立宪"思想经康有为提出后在清末广为传播,成为清末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     

康有为两《考》之于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不久，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即总结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本植之始见萌坼也。”①变法“形式”究竟有那些“缺点”，梁启超未作深论。笔者以为，戊戌变法运动过多、过早地卷入经学纷争，便是“殊多缺点”之一种。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以及反映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著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非但未在戊戌时期起到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作用，反因其负面影响，成了变法运动正常运行的思想障碍。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７理论与晚清的经今…     

评康有为考辨新学伪经的“采西汉之说”

《新学伪经考》的所谓考辨“伪经”，是以“西汉之说”为判定标准的。但是，从史学的立场分析，康有为的以纬书出于西汉之前，归为西汉之学，并将《史记》中与其结论不合的史料说成是刘歆的作伪，都是难以成立的，而且康有为的说法本身就存在自相矛盾。所以，康有为并没有真正的做到以西汉之说为标准。     

论廖平与康有为的治经

<正> 研究康有为思想都要涉及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主撰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书,这是他发动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也是他把今文经的观点运用到政治改革中的思想基础.肯定这两书对发动戊戌变法运动的重大作用和对当时思想界和政治上的重大影响,正如梁启超所喻的“大飓风”、“火山大喷火”,是一直为治思想史的人所共认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释

《论语.泰伯》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是研究孔子对于君民关系思想的重要篇章。但是此语太短,又失却具体语境,历来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在新出郭店简《尊德义》篇中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一语与其相近,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根据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笔者对于《尊德义》所作考释、研究,可以认为《论语.泰伯》篇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含义为"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管之"。     

“义”“事”之别的历史美学探析

今、古文经学对孔子的定位不同,治学方法各异且各有长短。今文经学视孔子为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并据此将"六经"理解成孔子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设计的蓝图,从中衍生出其治学方法论即"《春秋》重义不重事";古文经学则认孔子为史学家,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和方法作"六经",撰《春秋》,缘此形成了古文经学重"事"亦即重"史",带有考据色彩的治学特点。至近代,今文经学兴盛,大有取代汉学之势。康有为进一步引申"《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春秋》在义不在事",其疑古学首先予古文经学以致命的否定;同时又对今文经学釜底抽薪,扮演了传统经学掘墓人的角色,对中国史学乃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今""古"之争的焦点在于对待"义""事"的态度,"义""事"在历史学中即为史论与史实,中国传统经学"义""事"之分的治学特色与西方历史美学不无契合之处。     

关于康有为史观的两个问题

近读蒋至静《近代中国进化史观和民生史观述评》(见《江汉论坛》1981年第6期,下文称蒋文)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闭关锁国大门被撞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思想源源传入,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历史观也为之一变,他们用进化论思想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破除了历史唯心主义,建立了进化论史观.例如,康有为接受了赫胥黎《天演论》进化思想,建立了变化改制理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仔细推敲之后,有两个问题不敢苟同,特在此提出来.     

《诗》本变迁与“孔子删诗”新论

"孔子删诗"说为《诗经》学史公案,至今没有定论。判断"孔子删诗"说正确与否,必须对先秦至两汉《诗》本的变迁及彼此间的关系加以梳理。依据口头诗学理论,孔子以前的《诗》本也极可能有"三千余篇",因为孔子论《诗》从乐章义转向了辞章义,故删去重复。秦汉之际,《诗》本散乱,汉儒收拾残简重加编订,但仍以孔子编订《诗》本为祖本,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论语》首章“人不知”之“知”新释与孔子的教育思想

历代注家对《论语》首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释义颇异,然其共同特点是将“人不知”之“知”都释作“知道”。根据解释学循环理论的综合考察,将“人不知”之“知”理解为“智”是符合原意的。同时,这也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     

19世纪90年代初期岭南学术界的一次思想交锋——以朱一新和康有为对《新学伪经考》的论辩为中心

19世纪90年代初期,朱一新和康有为这两位日后对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之间有过交往和争论。朱一新对康有为“伪经”、“改制”诸说的批驳,是“翼教派”对康梁维新派发难的起点。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以朱一新与康有为之间围绕《新学伪经考》往来论驳的信件为基础,结合《无邪堂答问》及其他有关资料,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