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以篇为单位疏解《论语》之考辨

近代以来的<论语>注疏在体例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其中以篇为单位疏解<论语>--"依篇疏解"--对诱进<论语>注疏向儒学义理深处的开掘是最可寄予厚望的,也是难度最大的.本文通过对四个较为典型地采用过这一体例的注本的研究,对其依据及相关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剖析,并指出:能否始终对<论语>这一由诸多看似互不联缀的章句构成而又有着虚灵命意的独特文本保持足够的尊重和信赖,能否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与孔子的生命达到强烈而渊默的共鸣,进而时"道"、"教"、"中庸"诸范畴作出深切的悟解,将决定"依篇疏解"这只是由于孔子之"学"乃是"一以贯之"之学才引生的注疏体例能否真正配称于<论语>大义的钩抉.     

浅析定州汉简本《论语》的文献价值

河北定州汉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论语>抄本,简本<论语>的出土对于<论语>及孔子思想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厘清长期以来对今本<论语>在文字和文意理解方面所长期存在的一些分歧,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玄学的《论语》诠释与儒道会通

魏晋时期形成一个<论语>学发展的高潮,玄学家们通过以道释儒的方式创造性地诠释<论语>,建构了一种玄学化的内圣之道.这一圣人之道在价值取向上认为自然高于名教,在本体论上以无为宗,在方法论上倡导"体无"、"明道",从而丰富了<论语>的思想内涵.     

试析《论语》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的诠释精神

明末清初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论语>被交流媒介--传教士逐步传往西方,因此,在早期的传播中,其最突出的诠释精神就是基督化倾向.后来,随着西方哲学家和汉学家对<论语>翻译与研究的深入,在其传播过程中又表现出另外两种比较突出的诠释精神,即怀疑精神和求实精神.     

《论语集解》何晏注初探

在何晏<论语集解>中,何晏自己所加<论语>注文极具汉魏注经的两面性,充分显示了何晏<论语>注由两汉经学<论语>向魏晋玄学<论语>的过渡性特色:从注经风格上其基本属于汉注系统,但不乏重义解的魏晋新学风:何晏既承袭了汉儒注经的重字词训诂、稍讲阴阳五行,又决不征引谶纬;更是在其少部分注文中偏重义解,不过其大多数的义理发挥又不离字词训诂;从汉晋间论语学的前后走向看,何晏<论语>注透露了一些玄学信息,将一些儒学观念初步玄学化,更规定了以后魏晋<论语>注经的主要发展方向;若具体到其<论语>注与魏晋<易>、<老>、<庄>的关系,何晏则较为系统、全面地以三玄之学注解了<论语>,并有意使其玄学化.     

孔子对儒家“终极关怀”的奠基——以《论语》论“命”为例

单音节的"命"在<论语>中有"生命"、"使命"、"命运"等三种基本涵义,而复音节的"天命"既是"使命"的源头,又与"命运"相联.这样,"命"与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它基本上统摄了人类生活的全部.<论语>通过对"致命"、"不辱命"以及"不受命"等"命"的阐释,表达了孔子对人类的生死、人类的生存、人类的生活之终极意义的沉思,诠释了孔子终极关怀思想的基本内涵:内圣与外王.后期儒家正是沿着孔子对终极关怀思想的这一奠基而一路走来.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知北游》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一篇.作者以"内七篇"基本文体结构和基本义理结构为标准,通过结构辨析推断:郭象版<知北游>前六章,属于原<知北游>完整结构;郭象版<知北游>后六章,为郭象裁剪别篇移入,破坏了文体结构和义理结构.郭象的捣鬼旨在让孔子成为篇末的终极论道者,违背了"内七篇"斥孔之旨.而旧庄学据此孤例,极其荒谬地把郭象版<知北游>推崇为整部<庄子>最佳之篇.     

《论语》“君子”文化新探

"君子"文化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论及,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在梳理该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等文本材料及<孟子>、<苟子>等后续材料溯源探讨<论语>中"君子"词义的文化内涵,不难看出,"君子"一词仍重其"位",是实现孔子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的代表人物,是完成孔子社会理想的历史承担者.<论语>"君子"文化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主题.     

《易》到《论语》的经学转向——扬雄晚年思想转变的经学解读

扬雄采取模拟的方式著述,晚年从五经之首的<易>转向当时尚称为"传"的<论语>,其弃"经"从"传"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西汉末年<论语>经学地位的提升,一是扬雄希冀"尊孔辨经"以言立法.<法言>便是扬雄转向<论语>研究的产物,这种转向具体表现为:经典选择的不同、解释方式的不同和解释资源的变迁.     

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论《公孙龙子》与《墨经》的关系

<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和<名实论>五篇,在思想内容上与<墨经>具有密切的关联.在对"名"的认识、"正名"的标准、名与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公孙龙子>和<墨经>不仅基本主张相同,而且在语言表述上也极为相似.而<指物论>则明显是针对<墨经>的指物观而作.     

《全宋词》阎苍舒小传补正

南宋知名文学家阎苍舒,<宋史>、<宋史翼>无传.<全宋词>阎传简略而多误,兹予补正:苍舒字才元,非"惠夫".崇庆府晋原县(今四川崇州)人.非"绍兴二十七年进士".未尝官"中书舍人","出知晋州".孝宗乾道六年(1170),城固县(今属陕西)令.八年,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淳熙三年(1176),刑部员外郎.四年,吏部员外郎.五年,历任尚书省右司员外郎、左司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六年,历任宗正寺少卿、权吏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八年,吏部侍郎.九年,丐祠得请.十年,知遂宁府(今四川遂宁).十二年,利州东路安抚使、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十六年,荆湖北路安抚使、知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光宗绍熙元年(1190),放罢.后起知潼川府(今四川三台).五年或宁宗庆元元年(1195),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约卒于庆元末或嘉泰初(1200前后).卒时贴职为焕章阁直学士,非"焕章阁学士".赠少傅.     

20世纪中国《论语》文献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论语>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现已初步构建,对<论语>文献本身的训诂研究工作正在进一步加强,其经学研究也已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可见,<论语>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研究十分重要.     

由物返道:《吕氏春秋》本体论诠释新探

以往对<吕氏春秋>的本体论诠释大多遵循以"道"释"物"的解析传统和演绎模式,仅对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化而裁之",而对因何悟得形上之道则未予关注.形上之道并非来自天启,而是<吕氏春秋>编撰者们从现实境遇出发,通过"识物"、"治性"和"治国"三个环节逐步向上追寻,最终悟得其形上之"道"的.它不但可成为<吕氏春秋>本体论诠释的另一种进路,对其他道家著作之道论亦可作如是观.     

《论语》的世界:以"行动者"为基础的道德生活

在<论语>文本解读的"效果史"当中,成人为仁是传统认识中的主流;但是,现代解释学背景下人的主体性,仁、礼的突出显现与表达,产生了对作为整体的伦理生活本身的割裂,对于如何过一种伦理生活的"规划"的遮蔽.在解除阅读暴力的"现象学"还原之下,透过<论语>的文本世界,还原出民族传统伦理生活的"原生态"世界,一种整体性伦理生活规划的"道德世界观".同时,相对于以"行动"为基础的伦理生活规划,<论语>的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以第一人称的"行动者"为基础的伦理生活的可能形态.这对于面对日常生活世界"道德分裂症"的现代人来说,开辟了如何规划伦理生活的"第三条"道路的启示.     

东亚"书籍之路"上的《论语》:研究新视野探索

文中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提出东亚"书籍之路"上<论语>研究的新方向,在于将<论语>学作为微观的各别儒者心路历程,或作为宏观的中、日、韩、越各地<论语>学动态发展的历程.在这种新的研究方向之下,中日韩各国大学的<论语>学材料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为我们展开新的视域.这种作为过程的"东亚论语学"研究,与过去"作为结果的东亚论语学"研究相较,所着重的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与过去对某特定地域、时代或儒者的<论语>学所进行的静态的结构性的剖析,并不互相冲突.相反地,两者之互为补充,正是东亚<论语>学研究之所以日新又新的源头活水!     

浅议《论语》中的求学与教学

<论语>一书是孔门儒家的重要典籍,记载了万世师表的孔子作为杏坛第一人对他的弟子们的言传身教.教学相长,相得益彰.<论语>中关于"学"之问题有多次探讨,或孔子自身治学讲学,或孔子教导弟子求学,其关于求学、治学、教学的经历、态度和方法对今日教学治学有重要指导意义.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孔子"序"《易传》五篇考辨

<史记>有孔子"序"<易传>五篇的记载,但是太史公所谓的"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一关键问题,传统易学家和现代学者的解说都不能够令人完全满意.如果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从澄清孔子的易学思想本真和梳理<易传>各篇内容入手,可以另辟蹊径说明孔子"序"<传>的准确含义.因为今本<易传>的内容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在孔子之前已经广泛流传的<周易>解说、孔子的思想、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思想,所以就历史事实而言,所谓"序"字含有三重含义:整理;讲述;肇绪.只有在"序"字的这三重含义上,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信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