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说源流考论

"四唐说"萌芽于唐末评诗品诗的时代批评氛围.严羽受这种文化风气的影响,在论诗的过程中提出了"五唐"说,完成了对唐诗发展的大致分期.方回和杨士弘又将它运用到选诗和评诗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扩大了它的影响.到高棅,"四唐"说才得以完善和定型,并成为影响唐诗研究相当深远的一种分期学说.     

唐代诗韵之明人接受文献初缉

明人的唐代诗韵观文献异常丰富,但迄今为止,学界关注的还仅是诗话等评论性的诗学文献,对明代诗人创作上对唐诗受容、接受文献几无涉及,令人遗憾。明人的唐代诗韵观文献包括用唐人韵、次唐人韵、和唐人韵等类型。明代诗人的所谓用唐人韵、次唐人韵、和唐人韵等在具体受容、接受方式、方法上虽各有所不同,但共同的主体意识还是对融有丰富文化、诗学内涵的唐诗的综合性、总体性、时代性的体验认同,是以唐诗为范式的表现。     

道教对中唐"怪奇"诗风的影响

"怪奇"诗风是唐诗风格中重要的一系,其形成与道教的影响有关.中唐诗坛表现出的尚"怪奇"倾向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念相异,而与此时期崇道的文化氛围紧密相联.中唐道教文化中鬼神观念的凸现不仅为文人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对一些诗人的世界观、心理状态及其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道教"齐物"与"颠倒"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诗人"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道教语言植入诗歌是中唐诗风"怪奇"的又一重要因素.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     

明代追和词的兴盛及原因

明代追和词数量大增,并且出现了多部追和词集。明代诗坛的复古运动亦影响到词的领域,明人对于唐宋词极为尊崇,这一心态在创作中的直接体现即是追和之风的盛行。明代诸多词谱、词选、词籍的编著整理也为明人追和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人唱和往往以追和前贤名作为形式,这是明代追和词兴盛的重要原因。对于唐宋名家名作的大量追和促进了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推动了弘治嘉靖年间明词的中兴。     

明代先唐诗歌选本编选的诗歌史意识

明代诗歌选本主要是指先唐古诗选本和唐诗选本。先唐古诗选本约有150余种。明代诗歌选本在选录大量先唐古诗和唐诗的同时,既倡明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又体现了一定的诗歌史意识,具有通代诗选性质。     

案头与场上——以汤显祖传奇落场集唐诗见明清曲家戏剧观

汤显祖传奇作品落场诗大量采用集唐形式,尤其是《牡丹亭》,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成为传奇落场集唐诗运用的典范佳作。然而大量文辞过于典雅的落场集唐诗却显示出汤显祖剧作案头化倾向严重。部分明代曲家有意识地纠正这一背离戏曲作为舞台艺术本质的倾向,强调场上演出的重要意义,表现之一就是改编汤作时或改或删落场集唐诗。从晚明清初传奇创作实践来看,剧作家已经找到"案头场上,两擅其美"的办法。     

"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

"盛唐之音"是时代的强音、唐诗的骄傲,高棅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明人以体格声调论唐诗,试图将盛唐诗妙不可言的声韵落实为有章可循的诗法,造成得其皮毛而失其精神的流弊.若专就诗的兴象风神而言,盛唐之音所表现的高蹈流走的生命情韵,能直接呈现于读者的感觉与想像里,宛若空中之音、镜中之花,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外之致,也就是神韵.     

由明人笔记中小说资料看明代小说批评生态

明人笔记中包含丰富的小说资料,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有明一代小说批评生态的独特样貌。明人小说观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其时文化小说观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人认识到小说文体的独立性,有些人则杂糅文化小说观与文学小说观。明代一些小说评论者对小说家创作心态、才情禀赋及其所处时代之文学生态、文化思潮尤为关注,这些要素成为其小说批评的重要维度。明代小说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作伪、禁毁以及《水浒传》在民间丰富多样的传播与接受方式,《金瓶梅》在文人小说圈的流传,瞽目艺人的小说演说等,也是观照明代小说批评生态的重要视域。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明代文学思想辨析——以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文学的批评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明代文学的研究与传播.四库馆臣对明代文学复古问题的复杂态度,凸显出清代官方学术在政治约束下的畸态.本文以<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视野下的七子派为考察起点,对该著的学术姿态、撰述方法及批评思路进行还原和再认识,通过梳理明人别集提要,解析其中的政治约束和文学观念的逻辑矛盾,以期对"四库学"及明代文学研究进程中的认识局限作具体甄别.     

二十世纪初"东方文化派"学者唐大圆思想述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东方文化派"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一支出现于历史舞台,它的出现一方面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中体西用"说变换形态后的新一轮延续.湖湘学者唐大圆在1926年后组建"东方文化集思社",主编《东方文化》杂志,创办"东方文化研究院",在南京、武汉与家乡武冈勠力推行"东方文化".唐大圆曾先后追随印光、太虚,主编《海潮音》,学界常把他定位在近代佛教学者,但唐氏的立足点与思想核心在于儒家的纲常名教,其对唯识学的理解也流入《起信论》与庄学模式,由此构成了唐大圆"东方文化"的特征表现,可谓以儒家为本位的"东方文化"思想."东方文化派"是一个成员间非常松散,彼此认同度不高的文化思潮称谓.唐大圆作为成员之一,对其思想的回顾,或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彼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组成.     

唐代书肆与唐诗的发展

唐代书肆是唐诗传播的重要的渠道之一.书肆的诗文集主要有四种来源:收买诗人的诗卷、雇佣书手抄写诗卷、自由抄诗手炫卖的诗卷、拓印金石铭刻诗文.诗文集的去向主要是士人.书肆为唐诗的即时传播和接受搭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畅销诗卷对诗人的创作有着积极的鼓励作用,获得诗卷的士人在唐诗的熏陶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诗艺影响,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予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心学与中晚明词学主情论

明代中晚期词学主情论与阳明心学生成于同一文化母体,在心学的辐射之下,明代词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言情说成为词学之主流.而主情论末流趋于俚俗淫靡,直至陈子龙"以情论词"方才有所改观.但陈子龙对"情"的界定也有偏颇之处,其创作与词论始终难以摆脱词为艳科的传统窠臼.明代词学主情论的流变,体现了明人对词学可贵的探索精神.     

明代杜诗学中的“大家”论争

"大家"说是明代诗学的重要命题,而该命题始终是在杜诗学语境下,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即杜甫是否为唐诗第一人;杜诗中的瑕疵是否影响到他的"大家"地位;作为"大家"的杜甫与"正宗"是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的展开,主要突出了杜甫在各体诗中的成就、地位,其与盛唐诸家的比较及杜诗价值的论定,明代格调论诗学也在这过程中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明代"大家"说理论,除了"集大成"命题来自宋代,明人对它作了深细地开掘,还关涉到诗人才性、精神修养、生活面、艺术训练、文学传统等诸多方面。     

从音乐角度探讨唐诗繁荣的原因

唐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波峰,也是世界文化宝库里一颗璀灿的明珠.在唐文化艺苑里,唐诗的成就更成为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诗体大备的时代.“在唐诗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①唐诗为什么会取得那么     

"美不自美":中唐诗美的人化自然特征

以"美不自美"对中唐诗美现象作总体把握,是中唐诗歌现象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美不自美"观,是中唐诗歌诸流派所共同遵守的一个审美原则.这种诗美观,充分体现了人类自我中心的意识,标志着 儒家伦理诗观在中唐诗美学中的胜利."美不自美"最大限度地强化了人的本质力量,最大极限地张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人对自然役使和赋形为诗歌创作的审美特征,其美学效果是抒情者的心理真实代替了山水对象的客观真实,因此,他们诗中的山水自然,大多有被扭曲了的遭遇,呈现出形意失谐、意象失衡的诗美形态,被强加上哲性化的理解而成为意义的象征.     

周珽的唐代五古诗学观

明末学者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简称《选脉》),共60卷,选诗2 400余首,是唐诗学史上重要的选本之一,也是唐诗学史上部头最大、最为厚重的唐诗选本.该书分体选诗、论诗,讨论诸体均有创见,尤其是五言古诗一体,所选最多(共13卷),分量最重,所论最有新意.周珽认为,在初盛唐时,五言古诗已经发展至全盛阶段,盛唐至中唐时美才辈出,群星璀璨,至晚唐方走向衰落,其他诗体大体上也符合这一规律.《选脉》着重讨论了五言古诗在"四唐"的转换规律,肯定唐代五言古诗是对汉魏六朝古诗的发展,对盛唐偏于描写"山水田园"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较为欣赏;对以写边塞风物与战争见长的高适、岑参等人的诗作,亦予以较高评价;对李白、杜甫的五古,则予以高度赞扬,且李杜并重,并无偏颇.周珽论诗,以儒家"怨而不怒"说为指归,这与周氏家族的身世、学养、明末动荡的时代环境有关,但《选脉》以儒家思想论诗,却并不迂腐,而是平正通达而深刻,得"守正出新"之道.周珽论唐代五古艺术,注重发掘其新贡献,如论杜诗,在赞扬其质朴的基础上,突出其"大悲壮""大瑰丽""大宛转流利"等特点,对唐代五古"淡而有味"的风格,也有精当的分析.《选脉》融合了历代唐诗学者的思想精华,特别是能取明人高棅及"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所长而去其所短,平正通达,其学术贡献应高于《唐诗镜》《唐诗归》等明末大型唐诗选本,值得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略论历代遗山集序的时代特征

诗文集序作为一种文体不仅体现序作者对诗文的评价,而且反映其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学术风范等时代特征。元代遗山集序体现了北方士人的文化意识及民族意识;明代集序反映明人狭隘的正统观和文学评论中的史学意识;清人序言则折射出清代的思想政治背景及学术风气。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