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期许、问题与理路——新中国70年精神激励的伦理逻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基本实现了伦理"制度秩序"和"心灵(心理)秩序"的建构,而如何建构伦理"精神秩序"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观照"伦理现实"以协调伦理与道德的矛盾、眷注"现实的人"以化解人之目的与工具的悖论、建造"真实集体"以消弭现代性群己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的价值期许。当前,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理论主题的"伦理转换",要解决的现实难题是如何对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问题挑战。为此,建构面向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的基本理路是:直面伦理与道德的矛盾,构筑实践伦理精神;直面人之目的与工具的悖论,构筑仁爱伦理精神;直面现代性群己矛盾,构筑责任伦理精神。     

回归美德伦理何以可能——麦金太尔及其美德伦理思想

麦金太尔对美德伦理的关注源于他对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反思.他通过对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批判,揭示出现代西方社会道德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启蒙运动以来对西方历史上存在着的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美德传统的背离.因此他认为,摆脱伦理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归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传统和历史,将美德带回人间.但是,现代社会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而且麦金太尔又认为,不同道德传统是不可公度的.这是他理论中不可忽视的内在矛盾.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超越及人为何需要美德的论述以解决其理论中存在的问题.     

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及其中国意义

中国情理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传统,不仅在于契合了中国血缘文化的文明路径,而且其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建构了一套"伦理世界—道德世界—生活世界"内在有机统一的伦理精神体系,为中国人遭遇的生命困境提供了解释系统和超越之路:从血缘关系出发的"伦理世界"为生命的安顿提供了伦理支撑;以性情论为人性预设的"道德世界"为个体生命追求"乐"的精神境界提供了精神动力;情理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渗透培育了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即宽和融通的中庸精神、以血缘亲情为源头的仁爱精神以及刚健进取、知足常乐并行的乐观精神。尽管中国情理精神传统与中国现代化过程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它所展现的契合人的生命生活的价值真理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生态伦理思想的幸福之维

生态伦理思想探究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保护自然提供道德根据。然而,基于对人与自然整体性认识与实践的生态伦理思想,却被定性为"自然中心主义",成为牺牲人类利益与幸福的"环境法西斯主义",陷入缺失人文价值的道德责难。究其原因,生态伦理探究常常受制于或限定在"现代性"道德框架内的规范伦理范畴,无法进入超越"现代性"道德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和伦理文化传承的历史视野中考察,遮蔽了生态伦理思想原本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与幸福之维。通过对现代社会"幸福悖论"的伦理反思,并借助于生态文学、生态心理学,生态伦理沿着精神生态的价值凸显与幸福之维的内在指引,寻求以德配享幸福的伦理信念和道德实践。因之,生态伦理思想就不能止于生态价值论的外显层面,而要深入人类社会的"内部自然",唤醒或激活人与自然天然联结的"生态潜意识",探寻人对待自然的"环境美德",获得精神生态的内在平衡,逐步达到社会生活中消费适度、精神自足的生态幸福。     

论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伦理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道德现象具有共同的现代性特征,探索现代道德难题是解析当代中国伦理问题的重要视角。在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当代中国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道德正义问题。跳出现代道德哲学的二元论视域,以伦理总体性破解现代道德的"德福悖论"难题,寻求重建道德正义的可能路径。其二,伦理认同问题。破解现代伦理实体的认同难题,反思"家庭"和"职业"作为伦理实体的自然形态和公共形态面临的认同危机。其三,政治伦理问题。调节中国传统政治"家国一体"与现代西方政治"公私界分"之间的矛盾,建构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合理形态。     

道德意识形态的超验建构及其历史纬度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由此推定的价值形态即社会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是以超验的方式反映"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及其"物质活动"过程、以假定的方式干预和调节社会生活包括人的行为和心态的.这决定了社会道德意识形态必然内含"悖论基因",在其提倡和教化的实践过程中会合乎逻辑地演绎出普遍的道德悖论现象,并相应形成道德悖论直觉和知觉.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道德悖论即所谓"道德失范"及由此引发的"道德困惑",具有某种"全人类"的性质,它是快速发展的工具理性与传统理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结果.由此建构的"道德模糊性的时代"和"生活在碎片之中"的伦理境遇,要求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理,构建道德意识形态的合理纬度.     

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美国多元主义的政治哲学

多元主义政治理论是西方传统代议制理论的变体;它视民主为众多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相互竞争中产生政治决策的过程。该理论内生自美国社会;同时,它也是美国的政治系统运行的哲学基础,并外化为美国特色的"利益集团政治"模式。因此,多元主义政治哲学隐含着美国社会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其理论的局限性也反映了美国政治平等的民主理念与其经济的"非民主"、"非平等"之间的悖论。     

民主的悖论

民主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之后,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和不同的待遇,其原因之一在于其自身存在着悖论。民主的悖论首先表现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内在地包含着民主和专政的矛盾。民主按其理念、精神和原则是反对专政的,但是,它在实现过程中又总是离不开专政,甚至和专政之间互为目的、互为手段;民主政体被亚里士多德定义为多数人的统治,这就使它不可避免地内在地包含着多数人和少数人的矛盾,即名义上的多数和在实际上往往是少数的悖论;代议制的民主政体中则存在着主权在民和民实际上不掌握主权,或者说主权者和代表者的异化所造成的矛盾。     

仁学经典思想的逻辑发展及其演绎的道德悖论

仁学经典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学伦理思想的核心,是由孔子创建的;经由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和王阳明的传承和创造,合乎逻辑地发展成为一种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结构的伦理思想体系和道德传统体系,也合乎逻辑地演绎为典型的道德悖论。这使得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人格的培育具有善恶同生同在自相矛盾的"双重作用"。因此,今天传承仁学经典思想及由其培育的民族精神,在总体思路上需要具有"悖论意识",运用"悖论方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实行改革创新。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形态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是什么?"无伦理","没精神"!它们的存在使当今以"道德"为轴心的"道德建设"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回溯中国道德文明史,道德哲学和道德发展的大智慧是"以‘伦’济‘道’",伦理优先。现代道德哲学的中国理论形态,应当是"伦理精神"形态,而不是"实践理性"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伦理"与"精神"的圆融,它以实体性、终极性的"伦"为前提,以"精神"为达致"伦"的条件,其精髓是:"从实体出发";"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它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生态中道德发展的哲学形态。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名/言、道——老子语言哲学思考

老子哲学中,"道"与"名"或"道"与"言"几乎是两个并行的概念。老子认为,道不可言,言不及道,名言与道之间是相离、相悖的关系。世间纷争皆因"言"而生。"道"是可以表达的,但绝非普通语言所能表达。"道"即"思想"或"意图",也可以说是本原的世界。语言具有表达思想的能力,但也有其局限性。本原存在着的世界和由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隔阂。通过研究老子"道、言"说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家的"言"与"存在",透过语词(或名称)的表层含义,可以使人类多角度多侧面地充分认识这个世界,彻底摆脱语言的束缚。     

论传统契约中的契约理念——以四川自贡盐业契约为例

契约文化在中国已有六千五百年的历史，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契约”只被表述为“契”或是“文约”，经过几千年的传承演变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契约制度。文章从理解西方契约理念着手，以中国四川自贡地区特有的盐业契约为例，探析我国传统契约中的契约理念，将其与我国现代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对比分析，发掘传统文化领域中优秀的盐业契约法律文化并充实我国契约理论，寻求传统契约理念对现实立法的积极意义。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十种矛盾“心结”

多样、善变、纠结、冲突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态的重要特征,其中有十种基本的矛盾心态: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的对撞冲突,中学与西学的两难选择;新与旧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对垒,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战;学理与技术的无所适从,人文与科技的难以兼顾;对国家民族、对社会群体的关怀与对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的追求交织于胸中;对理性精神、逻辑思维、科学思辨的推崇与对情感、感性与肉欲的呼唤并存于心间;对国家现状国民精神状态的忧患与对民族前途赶超前景的乐观均呈脑海;摇摆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在治学与问政、"谈文艺"与"谈政治"的对立中走着"歧路";纠结于知识与财富两种价值,在道义与功利、清高与"言利"、守护学术与追求财富之间游走人生;徘徊于启蒙者与被改造对象两种角色,在改造国民与改造自己之间无所依凭;困惑于批判性与建构性、传统价值的批判与现代意义的重建两种使命,在破与立、批判与重建、解构与建构之间陷于迷茫。     

财产权的观念基础

财产权作为人类的基本人权,其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正当性具有深刻的观念基础。中西方社会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人们对待私有财产权的态度迥异。这是因为中西社会权利概念具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仁义作为逻辑起点,而西方社会以正义作为逻辑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重义轻利的精神特质,而西方文化传统蕴涵着功利主义的内在因子;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位,从而以最高权威作为合法性依据,西方传统文化以个体为本位,以终极权威对抗实在法的合法性。观念的差别要求我们在法治建设中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精神,结合西方权利文化传统,培植我国财产权正当性的文化土壤。     

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洋务文化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产物。由于这种嫁接依托于社会经济的变动 ,从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实质性对接 ,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变异 ,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决定洋务文化特色的社会机制是在“内忧外患”危机中涌现的洋务派官僚及其知识分子 ,反对办洋务的顽固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文化的走向。左右洋务文化风貌的文化机制 ,则是西学和中学相互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洋务思潮 ,其中“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和洋务文化联系最为密切     

科学理性在中国发展的思想前提——实事求是

以道德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科学理性精神的匮乏,成为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历次教条主义＂唯上＂＂唯书＂的错误表现,有着深厚的忠君行孝、尊从孔孟之道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毛泽东在与教条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不仅在理论上清算了教条主义,而且也化解了传统文化造成的教条主义与科学理性的对立,为科学理性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论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三大阶段

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包括了“外在冲击”、“内在转化”与“综合创造”三大阶段。“外在冲击”是指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全方位冲击的阶段,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起点;“内在转化”阶段是指在经过外在冲击后,现代化与现代性内化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理想目标;“综合创造”阶段是指中国文化通过“综合的创造”与“创造的综合”,既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又超胜于西方式的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的“文化生态模式”将有可能为当代人类提供有益的启迪。在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之后,中国文化不仅将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且必将成为人类多元现代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一元。     

对中国当代虚无主义思潮的哲学思考

本文以现代性视角,从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对形而上虚无主义的现代性反思及其悖论出发,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在价值、历史、文化和网络生存领域中存在的"无根性危机"、"断裂性迷茫"、"困惑性麻木"、"陌生性慌乱"等衍生态的虚无主义思潮,指出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及其在中国学术思想观念体系、社会公共话语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三大领域中的侵害,并提出,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为消解中国现代性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同时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建设,积极构建中国特色"主导论"价值形态,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道学文化看中医药学的发展前景

道学文化作为一种"生道合一"的学说,将"生命"本身视为"道"的体现。基于这种"身国同构"理念,道学将"医身"与"医国"同一,因之中医药学本身就是道学。道学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传统文化,最终将成为人类进入大同社会的普世文化。中国医药学是一种文化医学、社会医学、心身医药,是自然生态医学,是自我康复医学,是有机整体医学,是周天全息医学。用中国传统医药学的自然生态医学思想重构西方医药学,在中医生态理论的指导下促进中西医结合,是21世纪人类新的自然生态医学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