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橄榄型"社会结构

橄榄型社会结构即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是指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而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比例都较小的、"两头小,中间大"形如橄榄球的社会结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相对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模型.而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尚未发育成橄榄型社会结构.本文将从社会阶层内部及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机制来分析阻碍我国形成橄...     

论现代公民社会兴盛的社会资本基础

社会资本是现代公民社会兴盛的基础。社会资本在现代公民社会兴盛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即社会资本直接地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维系与繁荣,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间接地促进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我们的研究是对以往公民社会研究中忽视"文化因素"这一偏差的一种纠正,无疑将开拓公民社会研究的视野,推进公民社会的研究与理论建构,同时也将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构成及其阶级意识

在任何一个健康、发达的社会中,这个社会构成体系中的中产阶级无疑是其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中产阶级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日渐凸显,但是,无论是整个中国社会,还是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自身对"中产阶级"本身的认知都存在着诸多不够完善之处。通过对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生存状况的实际调查,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科学认知;另一方面,也可以强化中产阶级自身的身份认同感,进而充分发挥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应有的价值,以推动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社会互构论”视阈下社会复合主体参与及互构机制

以"社会互构论"为视角,重新审视我国当前的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形塑社区文化形态最重要的三股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这三者的关系结构在社区文化建设的互动中形成,又在相互选择的结果中不断调整。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已然形成了复合主体,这一主体功能的发挥需要各主体行为的良性互动和关系的合理调整。     

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

经济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一个被称之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逐步增长。尤其自本世纪开始以来,由于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以及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中产人群数量增长更为明显,它已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并有极大社会影响的社会群体。不过,中国社会目前还是以农民和工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要发展成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另外,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社会阶层,这一群体内部存在着极大的异质性,其成员的职业构成、社会来源和社会经济地位状况有所不同,许多中产阶级成员在收入水平和消费方式等方面未能达到社会公众想象的中产标准。     

论当代中国城乡多梯度社会文化类型与社会结构变迁——依据"社会事实"对"二元结构"的重新认知

本文针对当代中国城乡社会发展的"社会事实",提出了"城乡多梯度差异社会结构"的命题和中国"六种区域社会文化类型"的理论观点.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多梯度差异化社会,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水平提升而变得缩小.在多梯度差异化的社会结构变迁中,中国区域社会形成了非同步化的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多类型的区域社会.当代非同步化、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当代中国社会出现多类型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区域社会文化类型与样态.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是一个多类型的、多元的、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体,不能把复杂的中国社会简单归结为"二元结构"关系,这一新的观点对于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现实特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本文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在当代社会所表现出的独特症候和趋势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张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念继续启迪我们以智慧来应对来自实际的各种挑战.这一过程促成了"中国经验"的持续成长.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构建"国家-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一个贯穿性的内核.从"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以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都可以感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的深厚底蕴.     

必须正确认识发达国家——马尔库塞"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略探

要正确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就必须了解这类国家.而马尔库塞的"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理论,为我们达此目的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国家患有综合病症,正是这一病症,导致了人的紧张和负担.这一社会通过控制和操纵,压抑着人的生命本能,而使攻击本能得到助长.这一社会存在着制度方面的根本局限,因而它基于自己利益地利用了合理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使得这一矛盾成为攻击性盛行以及补充压抑产生的根源.它的生产力中存在着挫折和失败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将攻击性积累起来,当这些攻击性进入社会结构时,人们便变得更易于控制和更具攻击性了.发达国家的攻击既残忍,又自我解嘲.这种攻击也进入了生活本能的领域,文化的领域,补充压抑的领域.     

关于中产阶级"类型"的比较与思考

“中产阶级”,曾是一个被理想化的西欧“类型”。随着向市场化体制过渡的深化,中国、俄罗斯的学者都正在进行关于中产阶级的“类型”与数量的比较与思考。中产阶级的“类型”问题,一方面与向现代化转变中带有历史烙印的社会结构有关,另一方面与现代社会的分化机制有关。我们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中产阶级在形成、发展,而且在于它怎样发展。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阈中的"文化"

社会有机体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也是考察社会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为我们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角度,从社会有机体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理解"文化"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石,为正确认识当代社会的种种文化矛盾与文化危机、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继承与创新、文化民族性与开放性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指导性线索."广义文化观"将"文化"等同于"社会",模糊了社会有机体中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界限,因而无法正确说明文化产生、发展的根源及文化变迁的规律,最终导致理论上的混乱.     

"共同体的重构":对城市社会"终极实在"的追寻——以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建设为例

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建设无疑是一次在"共同体的重构"方面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学价值.它不仅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政府与社会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化与社会化的融合,而且还推进了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的有效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城市新型共同体,社会复合主体仍有着一些需要探讨与解决的问题,如社会系统分化、组织的法律性质和组织成员的社会认同.     

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无论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还是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中产阶级在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都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而且事实上成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它还将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深度发展的主体目标.     

认同政治与政治认同——"第三条道路"与西方社会政治文化变迁

现代政治的特征是政党政治.西方"第三条道路"是中左翼政党和政治理论家为了取得公众的政治认同,适应新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多元社会文化张力以及取得中产阶级支持所构建的一种政理念.作为一种针对社会现代化中蔓延的"认同政治"的理论指导,其基本价值观是超越"左"与"右",在极端与改良之间寻求一种中间道路或中性化政治,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重新确立一种权利与义务的新关系,从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的挑战.其主要政治特征,是西方政党在西方社会转折中贯彻"竞选--执政"的政治逻辑和实用主义哲学.     

论音乐的社会功能——以苏州"胜浦三宝"为例

首先对苏州"胜浦三宝"进行了实地考察采风,并运用科学的艺术史观对此进行了分析.然后以此为例对音乐的社会功能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音乐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既是一种精神产品又逐步渗透于物质生产的诸多行业中,"胜浦三宝"之一的山歌属于此列.二、音乐广泛地参与和影响着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哲学、宗教、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胜浦三宝"之一的宣卷属于此列.三、音乐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具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通过这三方面的阐述,试图说明音乐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唤起人们对音乐功能意义的重视.只有加强对音乐功能意义的理解,才能凸显出音乐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引起同仁对音乐艺术的高度重视.     

"风险社会"三论及其应用价值

风险社会理论将风险置于社会变迁的宏观考察中,开辟了从风险转型研究当代社会重大变迁的新视角.它之所以能够对当代社会做出独到的研究,正是由于其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行动者因素和结构因素、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等都纳入研究视野,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将风险视为主观与客观的综合体.风险社会既是一种理论建构的概念范畴,也是一种基于风险的社会建构基础之上的主客观综合体.当前尤其要注重研究风险的社会建构机制.从建构论的视角来解释,当代社会并不是风险增加了,而是我们对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大大增加了,人们感知风险的增多,是由于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的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的结果.风险的社会建构存在着一种社会放大效应.     

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

当前关于新农村建设有三种主导范式,分别是"内需一转移"论、"组织-市场"论和"文化-秩序"论,三种范式持有各自的理论框架和政策主张,但是也存在着共同的不足,具体表现为经济取向与社会取向的分离、"本位"之争与行动主体一元化、发展与保护的脱节.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融合、以"社会投资型国家"取代"福利国家"、多元主体的制度化途径,对目前主导范式的缺陷有重要的弥补和修正作用.以发展型社会政策来指导我国新农村建设,可以探寻出一条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新思路.     

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实践

各文明体系中社会要素的生长积累具有同步性,但社会要素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联系社会要素和社会形态的中介环节,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各种社会要素才能被汇集为一种"力",从而推动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国明代在社会要素的积累方面与西方相近,却没有像西方那样转入近现代社会,这一现象只能从社会形式即关系结构中得到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而真正迈入现代化进程.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西方社会的变迁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高度相关的.纵观西方社会史,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18世纪之前的前现代社会,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复兴的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权,协助资产阶级打破了封建社会的金字塔型社会等级结构,推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18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由自为的革命的话语旗手转化为自觉的社会良知的话语捍卫者,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向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型;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有失落的危险,但他们依然承担着防止中产阶级社会异化的作用.     

宗教行动、价值与社会整合——基于宗教社会学的“田野”调查

宗教社会学的两大理论传统分别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制度范式和以韦伯为代表的诠释学范式。在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导引下,又分别发展出了世俗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但无论在哪种理论中,作为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中的宗教信仰"行动者"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信仰的主体和实体,宗教信仰者总是受到已有文化、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出于对社会关系的建构需要以及多重权威认同取向而采取相应的宗教信仰行动。而群体的信仰行动会直接导致一种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生成,进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这种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与社会一般性规范和秩序相适应则会产生新的社会整合,否则,则只能作为一种社会团结方式而存在。     

关于"社会层级结构"的一般理论——对一个当代中国政治分析框架的哲学探索

社会层级结构是个新概念,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概念,提出这一概念旨在为当代中国政治提供批判性反思框架.从政治哲学视野,社会层级结构是指在政治国家内部按照权力至上的方式形成的权力级别或权力阶梯,并渗透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体系.社会层级结构决定政治体制,分析大量"中国问题"的根源、走出制度依赖应深入到社会层级结构,通过以公正为核心理念合理确定权力边界从而改造不合理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运用的丰富、补充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