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诰》史事年岁综释——读王国维《洛诰解》

《尚书》是我国记述上古史事最早的一部史书。今传《洛诰》篇载周成王初年如下几件重大史事:一、周公营筑洛邑;作《洛诰》,告成王居洛之义;成王在成周烝祭文武,诰命周公后。二、周公教诫子伯禽和成王诰命伯禽等语。三、成王在成周行殷礼,周公致政,成王即政,祀天改元,称秩元祀。篇末署“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王国维在《洛诰解》一文中,从文字到史事均作有精深的注疏考释。上述史事年岁,总括于成王七年①。郭沫若在     

周公摄政称王质疑

《史记·封禅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 周初定天下,武王即崩.关于周初这段历史,先秦典籍所载均无异辞,并谓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旦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诸侯,君治天下.史家遂称此为“周公摄政”或“践阼称王”;历代学者也大都以为,确有周公摄位七年而致政成王之事.笔者在治古文字学的同时,颇留心于西周史绩.近年,研读《尚书》中《周书》诸篇,殊觉“周公摄政称王”之说,多有可疑之处.兹捃摭管见乃成斯篇以辨之,尚希士林学者幸以教之,匡其不逮.     

周初八《诰》中所见周人控制殷人的各种措施

苏轼《东坡书传·多方》云:“自《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虽所诰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余读《泰誓》、《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读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难也。”可知周以“小邦     

读《尚书·无逸》

《尚书·无逸》是一篇反映西周初年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文字,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说,周公“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鲁周公世家》中还明确地指出了《无逸》的主题思想;“为人父母,为业至久长,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无逸》篇中,周公反复告诫成王说,治政之道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酒与殷商文化

商人亡国于酗酒,这似乎已成了历史的定论。周人在灭商之后,对此殷鉴尤其深信不疑。周王朝初建之际,竟把根绝商人的酗酒恶习作为建国方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保存至今的周初重要文献《酒诰》,就是对这一历史情况的最好说明。 据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卫康叔世家》中讲,《酒诰》颁布的背景是“周公旦惧康叔齿少,……告以纣之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从《酒诰》内容看,司马迁的说法是可信的。文中实际是周公借助成王的名义,在过去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妹邦”,有针对性地颁布的一份重要的政治文告,这份文告既是讲给周人听的,更是讲给亡     

《豳风·七月》作者新探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雅”、“颂”多为上层阶级的作品,已成定论,而关于“风”诗的作者,研究者往往偏执一端,关于《豳风·七月》的作者,分歧更大。本文试图依据西周时期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以及原文本义,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求教于大方之家。 《毛诗序》最早把《七月》的作者说成是周公。它说:“《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其后注疏大家郑玄、孔颖达,恪守“疏不破注”,遂沿用旧说,垂行后世。至宋代朱熹等人从自己的政治伦理观念出发,大肆发挥。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先公之风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认为《七月》的主题是反映“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     

《尚书·盘庚》新解

《尚书·盘庚》佶屈聱牙,向称难读.旧解往往有误,乃试作新解.兹略陈之如下,以就正于方家.[序说]谈五个问题.第一,篇名问题.《左传》哀公十一年引此篇称篇名曰“盘庚之诰”.是知《盘庚》篇虽不称诰,而实际上是诰体.后世韩愈作《进学解》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诰与盘连言,亦以为《盘庚》篇是诰.是诰不言诰而以盘庚之名名篇,其原因如马融所说:“不言‘盘庚诰’者何?非但录其诰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盘庚’名篇.”(《经典释文》引)     

实用·文章学·重今

文章起始于应用,是重实用的。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文章形式是甲骨刻辞,刻辞就是王室的占卜档案,青铜器的铭文,如《虢季子白盘》是记功文书,《散氏盘》是疆界的契约,《毛公鼎》是一篇诰命。同《尚书》相对照,《尚书》中也多应用文书,如《微子之命》、《康诰》、《梓材》等等。《周礼·大祝》篇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这里的“辞”就具有应用文书的意思,把文书分为六类。《论语·宪问》上记载了“为命”的写作过程:“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从这种认真起草的过程,可以看出应用文书的重要性。     

驭天·无鬼·非圣——评《列子》一书的基本思想

《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战国时列御寇作。原书己经佚失。现存《列子》八篇,据东晋张湛(约生于公元330年前后,卒年不详)《列子序》说,是他把几种残缺的本子,“参校有无”,编辑而成的。从唐柳宗元开始就怀疑它是伪书。从这本书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分析,当是魏晋时期的作品。对《列子》一书的评价,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把它看成是老庄思想的复述与发挥;有人根据《杨朱》、《汤问》两篇中所反映的消极人生观,对此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有人则认为“它反映了东晋时代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表现了     

“秦风”非基民歌说

司马迁认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比司马迁晚一千余年的朱熹,却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从何处“闻之”?近代研究《诗经》者,基本上公认为国风的大部是民歌。我们以“秦风”为例,逐篇略加考释,对国风为民歌说提出疑义。《车邻》,《诗序》说是“美秦仲也”。秦仲是西周宣王时代的秦国执政者,秦风不可能产生于宣王时代,此说不可信。近代研究者,或同意《诗序》之说,或认为“这是贵族妇人所作的诗,咏唱她们夫妻的享乐生活”,或说是     

试论商王武丁

周成王即位,周公旦恐怕他有所淫逸,特地作了一篇“以诫成王”的文章,这就是今、古文《尚书》中都有的《无逸篇》周公旦在文中总结了商王朝统治的经验教训,曾把商王高宗武丁作为正面典型要周成王效法、学习。《无逸》对我们研究武丁很重要,现将有关部分转录于后: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周公这里讲的高宗就是商王武丁,他是盘庚之弟小乙的儿子。     

清华简与《尚书》研究

清华竹书本《金縢》篇有简14枚,约410余字,与今本首尾一致,中间行文有详略之异,有的异文很重要,如孔传以今本《金縢》之"周公居东"为周公东征,马融、郑玄以为是周公待罪于东,而竹书本《金縢》有"周公宅东三年",证明了孔传的正确。《尹至》篇有简5枚,共154字,主要写伊尹谋夏之事,为伊尹与汤的对话,属今本《尚书》中的《商书》,情节与《吕氏春秋·慎大》篇近似。《尹诰》有简4枚,共112字,孔颖达疏据"晚书"《咸有一德》而以为"是伊尹诰大甲,故称‘尹诰’",由清华简本《尹诰》看,该篇中伊尹与之对话的是汤而非大甲,这也说明"晚书"《咸有一德》确属伪书,清华简本才是真正的《尹诰》或《咸有一德》。清华简《说命》分3篇,从简背的次序编号看,当有简30多枚,简背篇题作"尃敓之命",即"《傅说之命》",《书序》所谓"《说命》"当是"《傅说之命》"的缩写,其内容与《国语·楚语上》所记载的傅说事迹相近,而与"晚书"的《说命》三篇不同,说明"晚书"《说命》三篇并非《尚书》原本,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才是真正的《尚书》原本。     

由《尚书》看周初统治政策和商周关系

西周初年统治者的治国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尚书·周书》中的《康诰》、《酒诰》、《梓材》、《召诰》、《多士》、《多方》等篇中.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在平定三监(管叔、蔡叔、武庚)及徐夷、淮夷的叛乱后,把康叔封于卫,将殷之故地变为侯国以统治殷之遗民.《康诰》便是康叔上任前周公对康叔的训诫之词.这篇诰文开始即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周初治国指导思想.“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抵、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简评史记论赞

<正> 史记论赞,系指《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仿《左传》的“君子曰”所创造的史论形式。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称篇末之“太史公曰”为赞。《史记》全书,序二十三篇,赞一百六篇。二十三序,即十表九序,《将相表》无序;八书五序,《礼》、《乐》、《律》、《历》、《封禅》五书有序;世家中有《外戚》一序;列传中有《孟苟》、《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货殖》八序。一百六赞,即十二本纪缺《今上本纪》,有赞十一;八书三     

关于《多士》、《多方》编次问题的探讨

今古文《尚书》均把《多士》编次在前，《多方》编次在后，这种做法恐与史实不合。就两篇诰文的具体制作年代来说，《多士》应作于周公致政明年，《多方》应作于周公摄政三年。这表明二诰在《尚书》中的正确编次应当《多方》在前而上接《梓材》，《多士》在后可上接《洛诰》。     

试论《文心雕龙》的“外总论”

《文心雕龙》头五篇,论述被刘勰称之为“文之枢纽”的指导写作的五大基本原则,今人多称它们为“总论”。现在,我们又提出个“外总论”,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实所罕闻。这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非也。请试论之。 五、六年前,就有人提出:《文心雕龙》的前五篇和后五篇都是总论。乍闻此说,颇感惊异,后来仔细考虑,才觉得,把后五篇也称作“总论”,虽欠精审,但大旨却很可取。说它欠精审,一是因为后五篇不全是总论,二是因为后总论与前总论有区别,而这区别没有讲出来。 《文心》的最后一篇是《序志》,为全书总序,显然不能列入后总论。不算《序志》,所谓“后五篇”,就是《时序》《物色》《才     

试析曹植诗的写“意”功夫

<正> 历代人们对建安文学的评价是很高的,“建安风骨”已成为多少年来诗人创作要求达到的标的。钟嵘《诗品序》提出“建安风力”问题;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高度推崇了“建安风骨”;陈子昂《修竹篇诗序》叹惜“建安风骨”没有继续下来。 所谓“建安风骨”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指的是建安文人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来写“意”(“意”指情思)这一点。历代文人主张吟诵诗歌必须以“意”为主。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诗贵写意。”王夫之《斋诗话》:“烟云水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袁枚《续诗品》:“意是主人辞如奴隶。”施闰章《蠖斋诗话》:     

杂文的概念与鲁迅的杂文观

<正> 刘勰《文心雕龙》第十四篇即为“杂文”,这大概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杂文”字样。文曰:“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然后,刘勰列举了从宋玉到左思的十七位作家的二十一篇作品(诸如《对问》、《七发》、《连珠》、《客难》、《解嘲》等),将它们统统纳入了“杂文”的范畴,并且归结道:“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现在看来,刘勰这里的“杂文”,范围相当宽泛,他是把诗赋、史传、诸子、论说、铭箴、诔碑、哀吊等等之外无类可归者,统统以“杂文”目之。这里的“杂文”概念,显然是一个大的类别,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作为文体之一的杂文。     

试析《周易》“经”和“传”的关系

今本《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乾坤两卦各多“用”辞一爻)卦含卦名与卦辞,爻含爻题与爻辞.《易传》凡七种十篇,包括:(一)《彖传》上下两篇;(二)《象传》上下两篇;(三)《文言传》;(四)《系辞传》上下两篇;(五)《说卦传》;(六)《序卦传》;(七)《杂卦传》.据《汉书·艺文志》载:“易经十三篇”.颜师古注云:“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易经》在西汉中叶之前都是单独成篇,而不附于《易经》之后.熹平石经《周易》就是十二篇,《易经》和《易传》都是单独成篇,并不附于《易经》之后,这便是西汉中叶以前《周易》“经”和“传”的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