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立法的宪政困境及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治立法权行使得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实宪政体制下集权的政治理念和行政化的分权体制,因此,必须树立地方自治理念,将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模式转变为立法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进一步明确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分权的法律实证研究

在宪法意义上,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处理,我国采取的是立法化的分权模式,在实在法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也都有关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的原则和具体范围的规定。但是,这些数量规模庞大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个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分权制度体系,而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在一些领域享有实质性界定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界限的法定权力．则进一步加剧了立法分权模式异化危机的关键所在,为此,必须修改相关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解释体制,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争议解决机制。     

地方分权化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及其建构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视角出发,改革的过程是权力逐渐下放的过程。市场经济和地方分权相互作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推动地方分权,地方分权激活市场经济的活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分权在促进发展的同时,也使宏观调控能力减弱。这是中央与地方双方互动的博弈过程,是市场经济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重构,需要制度与法律的规范作用。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地方分权改革动因探析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地方分权改革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再分配,是为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而采取的区别于中央集权的路径选择。其在我国的实行受特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最根本原因在于行政体制内部没有清晰界定纵向间的事权、财权和人事权。本文即是旨在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分析,从内外因两个方面重点对我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地方分权改革的动因进行详实的论述。     

日本地方文化行政变革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文化建设的启示

日本的地方文化行政变革是:从服从中央政令向地方自主转变,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转变,从实现文化振兴向生活文化建设转变,从重视行政职能和效率向以人为本转变,从以居民为客体的管理型行政向以居民为主体的自治型行政转变。其核心理念是从"文化的行政化"向"行政的文化化"转变。考察和借鉴日本地方文化行政变革的经验,对探讨我国地方文化行政体制改革和研究如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城镇文化建设很有意义。     

法国政府间事权、税权的划分及法律平衡机制

法国的行政体制自1982年地方分权改革之后分为四个层次,即中央、大区、省和市镇。四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以《权力下放法案》为分界点,经历了中央高度集权到地方“民选民治”的转变,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法国高度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明显体现在法国四级政府间的税权划分上,即中央政府掌控着一些大宗的、税源稳定的税种,而剩余的小税划归地方。为了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失衡,中央政府自地方分权改革之后建立一般性补助、专项补助和税收补助等三种转移支付制度。以上诸种制度的有机结合,促使法国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又相互配合和补充。法国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及在此基础上确定税权分配的改革实践,对于同样是中央集权的我国来说,在依法治国、政府权限分工以及转移支付立法上极具借鉴意义。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历史解读

一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变迁史警示我们,中央过度集权容易诱发地方政府法外敛财,进而导致政府征税缺乏边界,私有财产权缺少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反过来,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则会导致中央调控失灵、国家分裂等经济、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最佳模式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但财政分权立宪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理性文化的大众共识。财政分权立宪的焦点是地方税收立法权及财政收入自主权的法治保障。     

论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

长期以来,受制于行政争议的特性,行政争议解决机制致力于正式化,努力建立以法院中心、严格法律主义的解决机制。但在现代社会中面对纠纷和矛盾的增多和发展变化,以及人们需求的多样化,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不再固守于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唯法院是瞻,而着眼于快速、有效处理行政争议,扩大了非诉讼化解决途径,消除不得和解和调解的做法,逐步形成了多元的行政正义实现机制。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立法解决机制之完善

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已经成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现存解决机制无论是就抽象权限还是具体权限的争议解决,都存在诸多缺陷。按照法治化的思路,对立法解决机制的完善应该依循减轻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增加地方对中央的相对自主以及两者在利益交涉上的平衡为路径加以实现,以突出立法解决机制重在争议预防的策略。     

域外民事与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处理及启示

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使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交叉在一起的纠纷日益剧增,理性地构建其解决机制实为必要,分析该类交叉案件域外处理的利弊,给我们如下启示:对民事与行政争议的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的设计不可简单划一,应对交叉案件作出类型划分,适用不同程序,以实现纠纷解决的效率化。同时应完善相应的法律与制度建设。     

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的冲突及其解决办法

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在法律依据、订立主体、签订时间、内容、发生纠纷的处理部门等方面存在不同.两者的冲突表现在就业协议中有关见习期、违约金的规定常与劳动合同中试用期的规定相互矛盾;另外,两者在福利待遇等具体内容的规定方面经常不一致.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将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合二为一.     

冲突的识别与激发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冲突的认识与理解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冲突的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阻碍群体的工作绩效,如何把握冲突水平是高还是低,抓住工作绩效是区分冲突是否有效的标准。文章针对此标准提出了一套区分冲突是否有效的评价方法,对如何激发良性冲突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从减头绪到波澜迭起——电视剧的线索与冲突问题

电视剧强调冲突,以致戏剧从动作说、情境说、冲突说、激变说走向对话说与仪式说。观赏环境、冷媒介效果、广告插入、观众耐心的降低,迫使电视剧必须时时有冲突和高潮;但是一个情节不可能背弃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这样四个阶段,尤其是发展阶段,是个积累情绪,把情节推向高潮的重要阶段。电视剧不能人为地制造冲突和高潮,“一人一事”的简单情节难以形成时时有冲突和高潮。电视剧应该是多线索和谐共进,每条线索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因时间不同,形成波澜起伏,才可以获得时时有冲突和高潮的效果。     

回顾与展望:美国和平学的起源和发展

和平学是一个相对新兴和发展中的学科。从研究角度而言,和平学主要起源于欧洲国家,但大部分和平学课程却首先出现在美国。冷战后期,美国的和平学课程主要关注结构性、家庭和社会内部暴力问题。和平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人际关系、组织关系和社会关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其价值基础和行动目的就是替代暴力。和平学的研究面临各种挑战,主要包括:关于和平的定义过分模糊;行政方面的支持不够;和平学还遭到政治偏见的批评。和平学有助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为了促进这样的一个长时期的根本变化,需要营造一种和平的文化。     

论宣告死亡后果与实际死亡后果的冲突与协调－－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36条

宣告死亡后果与实际死亡后果之间冲突的协调,在于对宣告死亡之判 效力范围,从法律性质到时间和地域等方面作出必要的限制。这既有利于维护宣告死亡制度的存在价值,又不会因此与民事权利能力制度发生冲突。     

第三次冲突法重述:美国学者的新尝试

在20世纪末,美国冲突法理论及实务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第三次冲突法重述的大讨论,它似乎预示着一场新的冲突法革命的开始。虽然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受到了美国司法界的欢迎,但随着冲突法的发展,理论界逐渐认识到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在结构和具体制度上都存在缺陷。如何理解最密切联系原则与属地规则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思考。第三次重述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在冲突法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实现平衡。     

反殖民书写与话语陷阱——以两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为中心

小说《野草在歌唱》与《耻》的两位作者相似的种族身份和经历使殖民主义背景下的种族冲突成为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反殖民主义的写作，两部作品在批评和反思殖民主义罪恶的同时未能超越殖民话语的制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形成共谋关系。     

关于技术措施法律保护的若干思考

数字环境下,网络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大,版权保护的难度也随之加大。鉴于此,版权法赋予版权人技术措施权,以强化对其利益的保护。然而,技术措施是“全有或全无”的工具,技术措施的采用,将使社会公众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剥夺,由此引发诸多的冲突。因此,如何平衡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成为现代版权法的重要使命。     

经济全球化视域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体系、手段、规则等有一致性 ;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有不同的特点 ,因而具有冲突性。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带来机遇 ,又带来挑战。结合具体国情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权利冲突探析及对策

从权利冲突的界定入手,分析了权利冲突的产生原因,提出权利冲突的实质就是利益冲突,认为利益衡平理念是处理权利冲突纠纷的理论脉络。并以经济分析理念为视角,以利益衡平为主线,对解决权利冲突的立法和司法途径进行审视,以求解决权利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