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在促进协调、健全法制、增进互动、强化预警、加强自律、完善监管、扩大宣传、科学评估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基本路径

非政府组织是农村学前教育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在弥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满足学前教育多元发展和补偿弱势群体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在教育治理过程中,由于外部制度、内部组织以及社会支持方面的困境也阻碍了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为此,非政府组织需要从国家制度支持、社会大众认可以及自身组织完善三方面探索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路径。     

中国国际私法与非政府组织相关问题初探

全球治理背景下,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作用正在凸现.而非政府组织由于其国际法律人格的不确定、自身功能设计、政府态度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受到很大限制.国际私法上的规范非政府组织行动的相关公约目前还没有,各国政府一般对其设立和运作有不同的规定.中国的立法实践也欠缺,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定的障碍.本文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医疗卫生供给为研究视域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二元制＂,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弱势地位。面对市场经济、多元治理的必然趋势,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缺陷日益暴露。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不仅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成为政府和社会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面临诸多问题,因此要促进非政府组织对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建立多主体供给体系;理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承接部分农村管理职能;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有效的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合作,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的自治组织是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其在资源汇集、专业能力与组织运转效率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政府的特殊优势,使其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资源互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资源互补决定了二者不是单纯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双向型塑过程.促进两者的互动合作,是应对危机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     

网络动员中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各种社团组织蓬勃发展,国家权力开始发生了一定转移,这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提供了酝酿的土壤和发生的条件.由于行政控制和法律约束,现实社会动员转向成本低廉、传播迅速、监管较难的互联网动员发展.作为公民社会重要主体的中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动员公众及联动其他组织三个渠道,在网络空间中对社会动员的发生和扩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应用能力和自身治理能力的欠缺,其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也不应被夸大,中国非政府组织欲在网络空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应致力于治理能力的提升.面对非政府组织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政府也应转向在＂公共治理模式＂下探寻应对之策.     

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危机与治理困境及应对策略探析

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日益跻身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的管理新型主体之一,推动着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同时构成政府的社会管理对象之一,挑战着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登记注册而无法取得合法身份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大量活跃于城乡社区.这一现象表明政府对草根非政府组织执法不能,表明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发生冲突,我们现行的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已经面临改革的压力.文章深入分析了草根非政府组织合法性危机及其治理困境的形成原因,试图探索走出这一危机和困境的策略.     

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解读:逻辑起点与现实回归

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基本属性、公共义务与资源约束成为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的逻辑起点,承担公共责任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必然选择.非政府组织公共责任是指组织履行自己的职责,并有义务对曾经做过、正在做和计划做的事向公共责任的客体做出解释和辩护.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落实公共责任存在着法律法规、政府规制、社会监督、自律机制等方面的困境.要从完善法律框架、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强化多元监督、注重内部自律等方面来超越困境.     

我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三重信托关系分析

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都是影响国家公共管理和公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变量,厘定和促进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三者之间的三重信托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非政府组织应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然而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受到政府组织的不当干预,政社关系有待彻底理顺;非政府组织应是一个自我管理完善、可以值得社会信赖的组织,但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可信赖度却不高;非政府组织自身管理体制不健全,无法有效地维护公民权利和提供公共服务。鉴于此,要增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的互信;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责权关系;按照民主和效率的要求,厘清非政府组织内部的工作关系,提升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水平。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信息失灵、举措失当、缺乏长效机制等缺陷,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有助于促成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及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意义深远。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发挥信息收集与传递、沟通与协商、社会服务与监督、宣传教育等功能;同时,其在参与过程中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并树立长远目标。     

税费改革前后村级组织职能的转变——兼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农村税费改革前,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对立和分离的态势。村级组织由政府赋予大量的行政职能和相应的行政权威,在很大的程度上保持了行政化的状态。以取消农业税为转折点,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政策指向和目标要求发生了变化,村级组织的职能也由协助政府汲取资源和管制向为农户提供服务转变。但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单向输入性,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平等合作关系并未形成,＂强国家—弱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     

农村社区建设与社会参与——基于文献综述的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农村的社区建设是其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下农村社区建设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究其根源,政府、中间组织和个人的角色扮演是主要问题所在。因此,如何提高农民的社区参与,如何实现农村社区建设广泛的社会参与,政府、居委会、企业和社会成员都需要积极对待,并从建设资金、服务设施、管理经验等诸多方面具体支持和广泛参与。     

对组建延边农村合作组织的几点思考

组建延边地区农村合作组织,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指导下,要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农村合作组织的认识,组建并规范延边地区农村合作组织,试点先行,逐步推广。     

整村推进项目与农民合作组织的互动关系——耐海塔村奶牛养殖协会调查

在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带动下成立的青海省共和县沙朱玉乡耐海塔村奶牛养殖协会是＂支部＋协会＂模式的农民合作组织在欠发达地区生成与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基于对耐海塔村整村推进项目与养殖协会的实地调查,分析了整村推进项目与协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欠发达地区的县乡政府往往以官僚化的方式运作扶贫项目,整村推进中缺乏村民参与;村组织仍然主要是政府权威在乡村的延伸,支部主导下的协会未能将村民的参与组织化、制度化,并为村庄农业产业化提供系统服务,农民组织也未能与扶贫项目有效衔接和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社会组织危机参与的效果研究

文章基于一项灾后恢复与重建期社会组织危机参与的实证调查数据,发现社会组织危机参与效果评价的积极水平低于紧急救援期和过渡安置期。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的危机参与评价表现出三个特点,即社会组织危机参与的实际作用评分低于必要性的评分、政府与社会组织作用的评分都很高,以及对政府角色的过度期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低、政社关系失衡和过度依赖政府的政治心理。落实社会组织危机参与的主体地位,真正构建出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应对危机的有效机制,需从观念转变着手。     

乡村治理组织的“过密化”困境及整合——华南G村分析

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着治理组织“过密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外部组织过多嵌入与内生性组织无效率增长,两者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相互博弈、纠缠乃至相互争斗,导致乡村治理资源耗损过高,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表明,破解乡村治理“过密化”困境首先需要建设强有力的乡村党组织,系统整合各类治理组织,坚持专业化、系统化的原则,构建符合乡村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在此基础上,明确乡村治理组织相应的职能,突出组织的专业化,同时要及时清退“空壳”组织,优化乡村治理资源,规范乡村治理组织创设机制。     

宋代乡村社会"自治"论质疑

宋代乡、管、耆、都保等乡村组织均非自治组织,而是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一部分,代表国家对乡村进行统治。乡村中的宗族组织、民间经济组织、民间宗教组织和民间武装等民间组织也未达到自治的程度。宋代乡村社会不是国家权力的"真空"地带,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松散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松散组织”是在资源缺乏和外在监督缺乏的情况下形成的组织形式,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临时性与个人权利的不完全性特征。山东省农村地区的组织普遍松散化,主要有“阶段性政治组织”、“被动的整合组织”、“无意识的模式维持组织”与“反整合组织”四种。松散组织是资源匮乏状态下农民生活的反映,对村民自治、社会资本积累和农村秩序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应该正确对待和合理引导松散组织。      

“应急管理”述评：农村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农村非政府组织是农村应急管理的主体之一,在实践中表现出参与意愿高但主动性不强,参与类型多但效果不明显的矛盾。影响其参与应急活动的因素包括农村非政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困境、农村突发事件纷繁芜杂而应急基础建设薄弱、农村应急合作机制缺乏三个方面,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农村非政府组织网络结构建设不力。要确立和发挥农村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根本的途径是建构由农村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及农村外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三元互动应急网络,完善各类机制,优化应急参与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