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在促进协调、健全法制、增进互动、强化预警、加强自律、完善监管、扩大宣传、科学评估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功能、困境与政策调适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大众狂欢语境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中国内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突发性强,走向充满不确定性,给网络安全治理和社会管理带来了挑战。如何客观认识和评价网络群体性事件,科学把握其新态势,不至于使它被妖魔化、扩大化,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如果我们能够基于网民狂欢语境的视角,理性认识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网民的狂欢式表达,准确把握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的新态势,揭示网民狂欢式表达背后的平等、民主、自由精神与民众权利和其他正当利益诉求,正确处理"网民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问题和矛盾,考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效应,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有效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有着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狂欢话语形态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关涉网络文化安全,在"政府-网络媒体-非政府组织-网民"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中,要实现以政府治理为"元治理",联合非政府组织、网络媒体、广大网民等治理主体进行有效的合作治理。     

理论支持与现实优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探究

非政府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服务大众为宗旨,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公民社会与善治理论是其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支持,专业优势、效率优势、资源优势、沟通优势是其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优势.理论支持与现实优势表明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     

全球治理下非政府组织跨国效应的研究

本研究分析了全球非政府组织间串连、在不同国家主导下接轨、与联合国系统作多种领域合作,进而在不同领域发挥了各种不同的作用,其达成全球治理的方法也包含了联合国的行动和其他国际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合作的协议。本研究在检验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的同时,观察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国际影响,与全球非政府组织串连、与联合国系统合作并发展"伙伴关系",充分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使非政府组织力量有机会融入到全球治理的架构中去。本研究提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非政府组织通过跨国性活动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议题。因此,建构一个非政府组织跨国合作的模式,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以便促进人类社会同步发展的目标,是一件重要而又迫切的议题。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有效的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合作,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的自治组织是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其在资源汇集、专业能力与组织运转效率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政府的特殊优势,使其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资源互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资源互补决定了二者不是单纯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双向型塑过程.促进两者的互动合作,是应对危机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     

群体性事件与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病,无疑成为促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为此,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责任性,加快官僚体制的改革,确保权利运行法制化,推动信息公开和建立多元沟通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的提高执政能力,有效应对和缓解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社会危机治理解读

现代危机的普遍威胁性与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危机的治理不可能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及其相互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社会资本与社会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社会资本对危机治理的达成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因此,在社会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鼓励广泛参与、培育普遍信任、促进整体认同和完善规范体系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构建一种"新三权分立"即"政府——社会——公民"社会危机治理模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实现社会危机的有效治理。     

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障碍 及其解决:以云南为例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文章以云南省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为例,通过2009年7—8月间对昆明市、瑞丽市以及个旧市的实地调研发现,非政府组织在内部治理、社会企业模式、伞状网络、志愿者动员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宝贵经验,但也存在非政府组织分布地域不均衡、资源浪费、很难获取合法身份等问题。为此,迫切需要政府采用多种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首先鼓励本土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信息和技术优势,进一步让非政府组织地域分布合理化;其次,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资源支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其可持续发展;再次,通过枢纽型非政府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让已登记注册以及无法或不愿意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建立公平的资源竞争和共享机制。总之,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方能有效遏制艾滋病的蔓延,进而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     

我国社区NGO发展现状与思考: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善治"描绘的是国家与公民个体对社会管理水平的良好期待,即实现有效治理。单中心秩序模式的超负荷运作呼唤新的制度设计,善治语境下的社会管理体制更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治理。社区NGO在吸纳散居社会个体、搭建国家-社会互动平台的基础上随之成为治理主体一极。多极非均势治理主体的复杂博弈同样引发一系列问题:主体权力边界模糊、自治力量分化、社会网络空间缺失、治理主体单一、信任危机频发,治理模式下的社区NGO困难重重。社会资本理论在摒弃纯粹理性经济范式的基础上突出了对沟通文化的考量,其所倡导的网络、合作、信任等范式也为走出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路径。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

近年来,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逐渐显露,各种类型的公共危机呈现出高发态势。其应对和处置越来越趋于复杂,仅凭政府的力量已难以应对,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化解危机。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对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现实基础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等对策,以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治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根源于"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民意→民怨→民怒→冲突"的演变逻辑,凸显了作为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制度建设、管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上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基层政府亟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基层治理网络,建立治理主体合作共赢新秩序、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思考

从"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状以及重要意义方面进行研究,在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笔者提出了: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发展,加强经贸与技术领域的深度合作与交流;加强政府间的国际合作,建立政府间的高效沟通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产业布局,提高全球治理能力的建议.     

治理视域下的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探析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多元利益诉求的兴起,中国各级政府顺应世界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行各项改革以实现政府—社会的关系调整与权力配置,从而提升政府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但随着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意识与权力的强化,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却陷入困境。从治理导向即分权化框架和治理的核心理念出发,剖析区域地方政府间低效合作现象的深层机理即分权化体制下的权责失衡与“经济人”的行动逻辑,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完善分权化宏观制度为支撑、以培育公民资格与多元治理主体为基础、以建立治理组织网络模式为依托的有效途径,构建区域地方政府引导下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高度融合的区域多中心治理体制,以保证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高效运行。     

国际视野下的腐败治理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全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跨国界的腐败问题成为国际视野中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要彻底根除全球性的腐败问题，需要加强主权国家、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全球性腐败问题的有效善治。     

公共性、地方性与多元社会协同——边疆多民族地方的社会管理探析

地方性是边疆民族地方社会管理公共性之所依。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中,政府的主导地位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容质疑,但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提高公民的参与性,进一步加强社区组织的建设与管理,有助于增强社会治理管理模式中"社会"的作用。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促进社会管理主体间的良好互动,促进社会协同,可以真正实现社会管理的有效性。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者的使命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遏止农村社区衰落走势、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必须破解体制、资源配置、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社区公共性社会资本匮乏、农村社区空心化和治理人才短缺方面的难题。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社会工作者肩负以下四方面的使命:一是发展社区民主,推动平等、公正的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二是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治理行动的能力;三是协助农村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四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社区的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重塑基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新型社会团结。     

治理理论视域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公众间的相互依赖及合作互动,公众参与是治理理论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体现出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价值,但当前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方面存在制度缺失、参与层次较低、缺少全程参与等问题。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下,应通过重构政府、开发商和公众的角色,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构建多元化的沟通体制,发挥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的作用等措施,构建公众参与机制,消解公众参与中的问题,以提升公众参与水平,实现＂民主化＂的和谐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