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社关系视域下的治理现代化——基于4类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以增加政府合法性和增强社会活力。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四类群体性事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强政府与弱社会的关系格局只是宏观的概况,微观上则呈现为具有自主性、自利性和独立性的强势基层政府与弱势的社会,正是因为基层政府的强势,而引发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政社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应从治理行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调解层次以及考核评估等五方面着手。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解决机制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行为方式日趋激烈,后果严重、组织更为严密,行动能力提高以及参与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利益结构分化,利益冲突不断、政策保障不足,农民合法权益受侵、基层政府职能弱化,公共服务缺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机制欠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涉及到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着新农村的建设,因此必须要通过调整利益分配,完善农民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来加以解决,确保和谐社会的建设。     

“无直接利益冲突”:政治伦理争夺与价值规范

现代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必须科学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从现实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公众与国家权威争夺政治伦理价值的结果。事件参与者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既定的生活秩序、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统一。为了从理论上理清"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伦理价值争夺,可以把"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生分解为社会空间、制度认可、社会情感、目标选择四个环节。经过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为了消解政治伦理争夺,必须构造社会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通过塑造民主价值,建立法治权威,建构科学的权力道德评判体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手段,让"无直接利益冲突"消弭在国家与社会的基层层面。     

"无直接利益冲突"防范与化解机制研究

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由各种矛盾引发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也日益增多,这与我们当前构建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必须通过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和谐文化建设,落实官员问责制,用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思潮,建立冲突过程调控机制,才能够有效地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     

群体性事件中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探析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群体性事件中众多的参与者把矛头指向政府机关及强势群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行为属于集体行为的范畴."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产生既是以对某些地方政府机关及强势群体的失望为基础条件,又是以对党和国家的信赖为基本前提.社会转型期的大多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民众为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权力和强势群体的侵害,改善行动者在当地具体的生存环境,依靠集体的力量,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护自己权益所作出的集体行为.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基础是农村。近来，时有发生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不仅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导致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从治理的角度而言，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忽视或不正确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是其重要诱因。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组织生产与行政管理、轻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乡镇政府职能已经适应不了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要求。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乡镇政府直接面对农村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各种惠农政策的执行者和操作者，其公共治理的水平和效果直接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调整乡镇政府职能，全力打追服务型基层政府，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就显得十分迫切。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在促进协调、健全法制、增进互动、强化预警、加强自律、完善监管、扩大宣传、科学评估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广东农村群体性事件现状及其治理——基于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分析

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广东现在每年1800起左右的群体性事件中最多的就是劳资纠纷,广东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利益冲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二是集体上访是其主要组织行为方式;三是利益表达渠道缺失严重;四是基层政府职能缺失;五是流动人口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新因素。针对这些特点,通过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提出了从预防、预警、处置和恢复重建四个阶段来治理广东农村群体性事件。     

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探析

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其特征主要有：多是偶然事件引起，突发性强；一般发生在官与民和利益集团之间；演变为“直接利益冲突”的危险性高；有泛化的发展趋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思想心理上的，也有社会现实的因素，但更多的源于社会现实。政府应通过倡导和谐理念，提高公信力，拓宽民意表达渠道等，来化解这类矛盾，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区域海洋管理视域下利益相关者治理探析

由于海洋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海洋利益相关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加剧。区域海洋管理过程实际上也是区域利益相关者平衡利益关系的过程。如何有效构建区域海洋管理机制,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的合理平衡和治理,是当前区域海洋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确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利益层次、明确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的法律适用、调整公共政策、协调区域政府间的利益关系等方法展开。     

非直接利益冲突式集群行为现象的人本考量

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并演绎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式集群行为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表征我国转型时期的集群行为由孤寂的蛰伏走向活跃的频发。此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和频发,核心是直接关涉人的权利、价值与尊严问题。尤其是冲突境遇下,具虚无性的社会准群体与虚拟性的网络群极化人群,致成社会的双重“虚无”状态,引起公众的焦虑和躁动,增加新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因素。因而,要真正秉承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从人的主体性上去探求,更加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从而使社会准群体由虚无转身现实。     

作为利益诉求手段的农村土地冲突

因征占引发的农地冲突日趋多发,已成为当前农村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之一。本研究在对学者观点进行回顾和评述的基础上,从冲突功能的角度对农地冲突的本质进行全新诠释,研究认为,农地冲突实质上是农民实现经济利益诉求的一种手段;对现有农地权利的经济利益而非农地权利调整的诉求,才是当前农地冲突产生及农民不断进行抗争行为的根本动因。因此提出解决当前农地冲突应立足于乡村治理关系的改善和基层政府治理成本的降低上,而现有基于土地产权制度的调整和改革的解决思路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     

“条”“块”不对称：跨界海域环境治理政策失灵的制度归因——以《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为例

跨界海域环境治理因为涉及到多个部门和不同区域,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中采用的是科层制管理方式。条块分割、职责明确、文牍主义是科层制组织高效管理的最基本要素。但是,在环渤海环境治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因为＂条＂和＂块＂的不对称等原因,科层制管理中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各部门间的敷衍推诿、各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和地方执行机关的形式主义等导致了政策失灵。《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实施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中将遭遇与《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失效的同样困境,其结果必然体现为政策失灵。     

治理与解决: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主体及现行解决方法

通过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等特大城市社区的调查,重点探究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解决城市社区冲突的主要途径与举措,前者包括对话和解、调解、仲裁、信访、诉讼及诉诸暴力等,后者主要涉及社区冲突化解、冲突调解、冲突管控、冲突处置和暴力强制等。一个共识是,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与复杂化,大多数社会或社区冲突必须通过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体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或合作解决。     

从行政价值关系的嬗变看地方政府的柔性化管理

20世纪以来的现代行政法是以“社会本位”为人文精神的。它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上的价值判断是互相一致,在道德观念上的价值取向是互相信任的,因此在行为关系上的理念就是服务与合作。这种行政价值关系的嬗变,必然要拳政府管理方式和手段的转变。地方政府的柔性化管理是在行政管理事务日趋专业化、复杂化的背景下,随着行政价值关系的嬗变而形成的新的行政行为。     

循环经济发展中政府、企业和公众利益博弈与对策——兼论部分国家循环经济成功经验

循环经济是世界各国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出的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效发展模式。其发展需要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企业、消费者的共同努力。然而,不同的利益诉求引起多元化利益冲突和矛盾,地方政府与中央决策间“讨价还价”,企业和企业闻“智猪博弈”,企业和公众间“企业强势、公众靠边站”,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间“多重制约、难以调和”等已成为目前影响循环经济利益实现的严重障碍。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树立“中央为主导、地方为主体”的理念,实施产业倾斜政策,维护公众环境权益等。     

高等学校法人内部的困惑与矛盾分析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实施法人治理,协调处理好高等学校法人的内外部关系。高等学校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其内部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党政领导制度"预设"的矛盾、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冲突以及学校权力与教师权利、学生权力(利)的内部矛盾。高等学校法人内部的困惑与矛盾成因有制度性因素,也有科层制模式下内部权力结构与运行上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分析高等学校法人内部的困惑与矛盾,实施法人治理是现代大学建设必然的路径选择。     

吸引·迫使·方便——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和流动人口登记管理机制创新研究

城乡结合部房屋租赁行为具有负外部性,需要政府规制和合作治理,村民和流动人口不主动登记租赁信息是利益冲突的产物,也是路径依赖和从众心理作用的结果,加强出租房和流动人口登记管理,需化解利益冲突,找准村民和流动人口在租赁信息、管理等方面的利益需求予以满足,以服务促管理,化被动为主动,以吸引其主动登记。广泛推广"门禁卡、视频监视器与居住证相结合"、一人一卡办法,建立多层次网格抽查制度,加大执法力度,迫使其主动登记。此外,还应采用"条码式"智能化管理等办法,方便其登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