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在群体性事件处理中的作用分析

当前,我国处于危机高发期,群体性事件也频频发生,如何处理好这些群体性事件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和谐,以及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性问题。但是在当前中国治理体系中,缺乏能有效解决这类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作为民间组织可以很好弥补政府在这些方面留下的空白,可以在处理这类群体性事件中和政府全力合作,起到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搭建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化平台、节省党和政府执政的政治成本的作用。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有效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各基层党政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的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法理思考

当前群体性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秩序控制模式下,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走出当前群体性事件困境的最终途径在于厉行法治。     

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论略

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正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之一。重视对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是适应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矛盾变化,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重塑政府形象,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和建设新农村的需要。当前,学界对村委会选举中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尚未给与足够重视,缺乏较为专门系统的研究。研究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要从一些旧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要与保障和落实农民的政治权利联系起来,与农村社会矛盾的新变化新情况联系起来,将其置于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之中,合理定位相关法律应对机制的价值取向和目标。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治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根源于"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民意→民怨→民怒→冲突"的演变逻辑,凸显了作为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制度建设、管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上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基层政府亟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基层治理网络,建立治理主体合作共赢新秩序、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性成因探析

当前,我国既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又处于多种矛盾叠加的社会敏感期,受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重大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带来严重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和政府公信力下降等问题,唯有找准其发生的源头性成因,才能对症施治,有效防止其发生,降低社会成本。本文着重就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性成因进行深层次探析,希望对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所裨益。     

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能力建设视角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社会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失衡,导致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意识形态僵化、组织建设集权化以及资源投入的“异化”严重制约了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效率。因此,从制度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资源能力3个方面来强化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能力建设,应成为各级政府的优先议程。     

社会工作的协同作用、治理障碍及强化路径——以群体性事件治理为例

社会工作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可以发挥社会协同作用.然而,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又使其在介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时面临着体制性、社会认同和价值认同的障碍.因此,强化社会工作介入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协同作用,政府必须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运行体制和机制,提供社会工作介入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平台和社会资本,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民众对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认同,发挥社会工作整合社会的功能,维护社会稳定.     

多元联动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受社会民主化进程加快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影响,社会矛盾也进入多发期,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克服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失灵的弊病,本文意构建以政府为核心,政府与媒体、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媒体、媒体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公民多元联动的新型治理机制,破解群体性事件治理难题。     

政治现代化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预防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推进的速率大大加快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列车强势驶入了黄金的“发展机遇期”的同时也在逐步陷入了“矛盾凸显期”的沼泽和泥潭。与此同时,群体性事件的生发呈愈演愈烈之势,其宏观背景固然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断裂沉积的矛盾有关,但政治体制方面的现代化进度的滞后也是群体性事件突发的诱因之一。因此,迅速推进政治现代化将有助于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化解。     

群体性事件与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病,无疑成为促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为此,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责任性,加快官僚体制的改革,确保权利运行法制化,推动信息公开和建立多元沟通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的提高执政能力,有效应对和缓解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功能、困境与政策调适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从群体性事件论政府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构建和谐的政府公共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以及群众利益关系处理不当,基层群体性事件频发。群体性事件屡屡酿成的公共关系危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持社会安定极为不利。在公共危机中,如何运用政府公共关系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事件,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这不仅关系到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而且直接影响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农村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基于政府权威视角的分析

从基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以及缺失来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观点出发,认为基层政府权威不是来源于它的上级政府的赋予,而是来源于基层的民众认可,只有基层的民众认同了基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时,权威才得以产生,才能对基层民众产生影响。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诱因是基层政府权威的丧失,村民不认可基层政府的权威乃至敢于公开挑战基层政府。     

当前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与治理对策——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社会资本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关系着国家安定、人民团结、社会和谐的大局,当前我国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这是本文探索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立足点。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建设由于存在着服务理念与传统官民文化、社会建设的隐性与政绩考核指标、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与政府自利性、改善民生所需与财政资金短缺、为群众服务的要求与对上负责体制这五对冲突而陷入困境。为弥补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中服务性的缺失,需要通过树立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增加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转变基层政府的治理方式,健全基层政府的治理机制这四个方面来提升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信息失灵、举措失当、缺乏长效机制等缺陷,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有助于促成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及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意义深远。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发挥信息收集与传递、沟通与协商、社会服务与监督、宣传教育等功能;同时,其在参与过程中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并树立长远目标。     

政府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及其创新路径——基于群体事件的语境分析

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破坏性也与日剧增,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亟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理从而改善和维护政府的公共形象。然而,由于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沟通梗塞,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成效深受局限,而通过再造政府内部体系以及拓展外部沟通渠道的“双维”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理应具备的沟通能力。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和结构失衡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或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所导致的基层党政权威的弱化及民间权威的膨胀,农民的法制观念淡薄且易于产生从众行为等,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重视农民的合法权益,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农民制度参与的有效供给,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重塑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是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