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最优财政分权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着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正相关,与中央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负相关.对中国1982-2004年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已经超过最优比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未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适当降低分权水平,实现最优分权,促进经济最优增长.     

财政分权与公共投资的“挤入效应”:基于中日比较分析的视角

分析了财政分权背景下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内在机制,采用中日两国数据对中央和地方层级政府结构的公共投资同固定资本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日本和中国虽然都采用分权式的公共支出政策,但是对于经济增长和投资促进方面所起到的机制不同的,尽管日本的资本形成同GDP增长率相关性不强,但是日本中央政府的公共投资能够较好的促进投资的快速增长.与之不同,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在促进固定资本形成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从公共投资的需求机制、供给机制、融资机制和’效率机制四个维度对中日两国进行了综合性的制度比较.认为日本的公共投资的经验在于其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形成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其支出能够有效的促进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进而促进增长.     

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质量

财政分权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有何影响.文章从竞争视角阐释了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质量间存在"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在短期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在长期将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地方竞争是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更为激烈,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需要考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实行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标准.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

理解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一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至关重要.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最优的分权度;并且得出使人均产出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除以地方政府支出弹性和中央政府支出弹性之和,在最优分权度之内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超过了这个限度财政分权将会阻碍经济增长.选取我国1978—201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求出最优分权度为61.5%,对比我国1978—2015年总体的财政分权度,可知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分析各省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可知,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具有差异性但逐渐趋同.     

财政分权、地方公共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7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采用我国1979-2006年分省面板数据,研究了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在分税制改革前,基本建设支出和支农支出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和代表政府公共消费的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的效应.考虑分税制改革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支出结构的扭曲,在显著的提升了科教文卫支出和农业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也加大了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     

财政分权的农村减贫机制及效应评价 ——基于联立方程结构模型

[提要]财政投入对于解决贫困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减贫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运用中国201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财政分权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结构模型,分析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公共服务支出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并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处理财政分权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对农村减贫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地方专项扶贫支出有利于农村减贫,但财政分权与扶贫资金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中国式分权、标尺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实证

文章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架构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利用198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分权在样本区间内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正效应,但跨时与区域差异明显。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阻碍了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在东部更加显著,模型加入政府膨胀程度、城市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后,回归结论保持稳健。另外,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受宏观经济政策驱动明显,但是这种驱动力正在减弱。     

基于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研究

依据2007—2016年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讨了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影响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结果表明：样本考察期内,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倒“U”形特征,省级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显著激励地方政府扩大科技投入规模,而迈过倒“U”形曲线拐点,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正向激励作用消失,转为负向抑制。系列控制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政府竞争的影响不显著;而上一年度政府科技投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后者的影响不显著。采用财政自给率指标替换财政分权变量进行二次回归,显示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研究结论可为重新划分央地政府科技投入责任,完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标准,提高财政科技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地区间科技投入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我们利用省级数据来估算中国自８０年代开始的财政分权在经济增长上所产生的作用。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同时期其它各项改革措施的影响后,财政分权提高了省级人均ＧＤＰ的增长率。这与财政分权可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假说一致。另外,我们还发现农村改革、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以及资本积累也推动中国经济在过去２０年里迅速增长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