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农业社会学——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青年韦伯从对西方农业社会转型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分析入手,试图寻见他毕生追溯的资本主义起源。《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目前少有的介绍青年韦伯农业社会学的汉译作品,文集收录的四篇讲稿分别触及了西方文明的“农村化”、农业工人与农业资本家、农业转型中的国家干预及农业资本主义的风险等议题。韦伯的农业社会学论述既有学理价值又有时代价值,农业社会转型与农业资本化议题极强地观照了中国今日之农业发展方向。回顾近二十年的“韦伯研究”进路,突破既有认知框架,重新走向韦伯的研究起点亦即“韦伯研究”的起点——农业社会学是非常必要的。     

农业的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学术争论与价值意涵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在农业生产领域所遭遇的障碍问题,尤其是小农经济的存续,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地位遭受质疑。曼和狄金森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论述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非一致性问题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辩护。此后围绕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这一议题,穆尼等学者与曼和狄金森进行了争论。文章以曼和狄金森的核心文章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这一争论的学术渊源、核心观点、分析框架及理论基础。回顾这一学术争论过程,围绕经典议题争论背后的新韦伯主义研究范式转向,对中国农业社会学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新韦伯主义范式强调从社会文化传统的角度去理解农业,并在具体分析上兼顾马克思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与恰亚诺夫的微观个体行动,对于把握当下中国复杂多样农业转型与社会变迁具有借鉴意义。     

转型中国与农业社会学:理论·议题·实践研讨会综述北大核心CSSCI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为农业社会学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性与历史性的新议题。农业社会学的理论与视角有助于揭示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复杂机制与过程,从而为政策与实践提供启发。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的研讨会以“转型中国与农业社会学:理论·议题·实践”为主题,围绕农业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农业社会学与中国实践、产业振兴的社会基础、新型经营主体的行动机制、农业环境与乡村文化再出发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并对农业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学科意识与学术使命进行了深入探讨。研讨会还举行了“农业社会学名著译丛”启动仪式。     

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取向及其整合

社会学理论的传统议题是关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一议题,社会学形成了两大研究传统：涂尔干的实证研究范式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从两大研究传统出发,各个社会学理论采取了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等不同的研究取向,这主要体现为数学中的归纳和逻辑演绎两种方法。然而这种研究取向在社会学中形成了二元对立矛盾,如何化解这种矛盾成了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任务。     

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第四届中国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将粮食安全及相关农业问题之于现代社会的整体性意义再一次凸显在公众视野之中。2020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第四届农业社会学论坛以“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为主题,设置多个相关议题,旨在不断丰富农业社会学研究内容,拓宽学科视野,为理解“三农”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新的视角和解释路径。论坛还对农业社会学学科发展进行了研讨。     

宗教社会学视野中的“韦伯命题”——兼论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

长久以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所生成的“韦伯命题”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理论聚焦点,命题的生成是马克斯·韦伯与家庭、同时代学者及所处社会等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一复杂交错的影响背后尤为体现了马克斯·韦伯长期以来有关“宗教-社会”的思考。在宗教社会学视野下,“韦伯命题”的生成亦使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得以有迹可循,同时该命题促成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也为我国现阶段宗教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马克斯·韦伯与教育社会学研究

在韦伯的社会学中,各个分支社会学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关联,宗教、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混成一体,很难区分出中心和边缘。也正因如此,论述韦伯的教育社会学,就绝非是在描述韦伯社会学中一些处在边缘的非体系性的有关教育的散论,我们更应看到的是它内含着丰富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性。在“韦伯的教育社会学”层面,我们可以讨论韦伯就教育究竟著述了些什么;在“韦伯式的教育社会学”层面,我们可以着重探讨后人在韦伯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下进行了怎样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在“韦伯的社会学与教育”层面,要讨论的是,从韦伯的社会学原著中,或者从有关韦伯社会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掘出什么样的具有深层次启发意义的教育研究命题。     

农业社会学的主要议题、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第三届中国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以往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学和农学的研究对象,农业社会学可以为这一问题的解析提供独特视角。2019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农业社会学论坛"聚焦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主题,分别就"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与脱贫攻坚""农村土地制度土地保护与土地流转""农业转型与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态、农耕文明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四个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我国农业社会学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农业资本化中的阶级分化、理性类型与农民的出路——评帕特里克·穆尼My Own Boss?

二战后美国农场的大量消失引发乡村巨大变革,作为理论发展基础的城乡连续统消亡带来学科的生存危机,学界普遍呼吁建立起新的具有批判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穆尼以经典文本为中心,在与理论传统对话的基础上找寻有力的概念工具,重新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注入韦伯式的解释意涵,并构建了具有动态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穆尼的局限性在于没能找到解释农民理性倾向背后的真正制度性因素与文化符码,因而也未能触及韦伯方法论之上更为高远的理论视野与文明转型道路之关怀。这正是中国农业社会学借鉴穆尼之法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文明的进程:埃利亚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

为了阐述埃利亚斯历史社会学的主要特色,分析了埃利亚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文明进程及其文明化理论。分析认为,埃利亚斯文明化理论主张:社会文明不仅是一个过程,还取决于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人格结构变迁和社会结构变迁;文化与文明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不同内涵及其在上述国家的社会起源,反映了它们是特定历史时期与社会形态下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结构的产物;个体行为方式的变迁亦经历了日常行为举止的文明化及其隐入私人生活、社会行为的文明化3个阶段。     

科层制与“官僚精神”

韦伯在其一系列政治文论中,对他在社会学理论中力呈其“技术最优性”的科层制,提出了极其激烈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在于,韦伯认为官僚统治窒息了人类社会的超越精神和价值创置。许多韦伯研究者都认为,这是科层制在现当代工业化社会中特有的逻辑结果。而像马尔库塞等,则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有待于技术本身的发展来解决的。但是,如果把韦伯的这些观点,与他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的论述,尤其是他关于中国古代科层制的分析结合起来看,我们便会发现,任何时代的科层制,实质上都是一种“官僚精神”的体现,它具体表现为：（1）世俗理性主…     

农业强国、城乡融合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处于建设农业强国、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阶段。2022年、2023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第六届、第七届农业社会学论坛分别以“城乡融合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强国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从农业社会学视角出发，直面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小农户与现代大市场、作物特性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生态、粮食安全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民主体性与乡村建设发展、家庭经营与乡土社会底蕴等议题，回应理论与实践呼唤，展现农业社会学的品格、知识与关怀。     

教育社会学导论

如果我们不经过客观的分析,全面的比较和冷静的反省,不进行深刻的理论探究与广泛的史料印证,以解答具有丰富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文明中国为何在教育学和社会学理论方面显得如此不能与之相匹配,以及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性格特征的本质所在等问题,就贸然企图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社会学知识体系,或者使外国教育社会学中国化,那么,这种努力即使是虔诚的,它的效果却不一定是预期的。我们知道,教育社会学不具有可作普遍解释的理论模型。如果盲目移植与本土文化传统、社会条件、与过去经验完全不同的舶来教育社会学,则会严重地腐蚀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创造活力,使之完全丧失其独立的个性,因而使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沦于形而下的比较或模拟研究的可悲境地。我们的出路在于,只有通过对中国社会与教育的多角度透视,只有通过对外国教育社会学知识传统的反省与批判,包括理论结构、概念、问题的选择,研究重点、方法的确立,才能使中国教育社会学摆脱移植与加工的性格,跳出“实用”与“实证”方法论的窠臼。     

教育社会学导论

如果我们不经过客观的分析、全面的比较和冷静的反省,不进行深刻的理论探究与广泛的史料印证,以解答具有丰富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文明中国为何在教育学和社会学理论方面显得如此不能与之相匹配,以及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性格特征的本质所在等问题,就贸然企图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社会学知识体系,或者使外国教育社会学中国化,那么,这种努力即使是虔诚的,它的效果却不一定是预期的。我们知道,教育社会学不具有可作普遍解释的理论模型。如果盲目移植与本土文化传统、社会条件、与过去经验完全不同的舶来教育社会学,则会严重地腐蚀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创造活力,使之完全丧失其独立的个性,因而使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沦于形而下的比较或模拟研究的可悲境地。我们的出路在于,只有通过对中国社会与教育的多角度透视,只有通过对外国教育社会学知识传统的反省与批判,包括理论结构、概念、问题的选择,研究重点、方法的确立,才能使中国教育社会学摆脱移植与加工的性格,跳出“实用”与“实证”方法论的窠臼。     

美丽中国与环境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六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环境社会学自创立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制度化的交流平台。在此基础上,第六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围绕“美丽中国与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召开,参会者采用多元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理论视角,从不同层次和维度探讨了绿色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的呈现机制、环境公正、环境治理和“美丽中国”建设等议题,并且对此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会者的研究成果既有扎根本土的分析,又有全球的理论视野,体现了跨学科的交叉融合,进一步凸显了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政策应用性,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机制提供了借鉴作用。     

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可能解释－韦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参考

韦伯是经济社会学中较为偏向社会学视角的理论家,他的经济学理论背景和社会学的关怀使他在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时,呈现出了与以往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韦伯经常参考边际效用理论,此时社会学虽处于前科学阶段,但韦伯贯彻了他独特的理想型概念和个体主义方法论原则,因此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那场关于方法的战斗中,表现出来了与以施穆勒为首的主张政策论的正统保守派和以布伦坦诺为核心的力主科学论的学者都不同的观点,这就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原则.韦伯试图与历史学派和传统的边际效用理论学派厘清界限,强调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关键在于描述而非预测人类行为.但即使同样采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韦伯关注个人选择如何集合而成宏观秩序,和这种宏观秩序提供给个人选择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他与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迥异的观照人类行为的视角.     

苏国勋的韦伯论题及其超越: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苏国勋先生以近40年的学术生命深耕韦伯研究。他特别关注韦伯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范畴，对它的理解和运用经历了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素朴的，即理解、重建这一范畴，分析韦伯是如何基于它来展开文明比较、形塑对不同文明的认知和判断；第二个层次是反身性的，即用这对范畴来反思和批判韦伯使用这对范畴的过程及其结论，揭露韦伯困境的症结，即在形式和实质、工具与价值的二分中偏向于前一极而难以自拔；第三个层次是超越性的，从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中捡拾起“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即“中和合理性”来重塑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并以之重新洞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明走向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议题。苏国勋先生对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形式性范畴的实质性理解和从中国文明汲取超越的资源的做法，对于扭转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形式化取向是一个重要启示。     

试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及其局限

韦伯把社会行动纳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开创了解释社会学的先河,打破了孔德、涂尔干为代表对社会现象只能进行实证研究的论断,开拓了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为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巨大的空间.文章在试图分析韦伯行动的内涵、类型划分的基础上指出韦伯社会行动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意义,并在时代的发展脉络中探析韦伯社会行动理论体现出的不足与局限.     

马克斯·韦伯的遗产:当代经济社会学制度分析的古典传统

在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制度分析占据了重要地位,而这种分析传统可以在韦伯关于市场的论述中获得体现。韦伯关于市场制度的研究,将企业组织形式和融资制度、货币交换制度、法律和产权保护制度、理性国家等制度因素视为同新教徒所具有的理性伦理精神具有一致性的资本主义起源因素。     

理性的进步意义与危机:韦伯的现代性思想解析

韦伯将理性主义与现代性结合起来,认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所有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正是理性的作用促成了现代性的生成。但理性主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进步和促进发展的同时,又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危机,其最终结果是把人类装进一个钢铁般的牢笼里。韦伯理性化的现代性分析不仅为后来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出发点与分析框架,对后发国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韦伯提出的应对现代性困境的诸多举措只能"治标",难以"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