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社会及其生产——以civil society的三种汉译法为基础

复调社会指特定空间内同时存有多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和社会领域,它们具有平等的地位和价值,既对立又对话,既协调又冲突,使该社会处于未完成状态。本文就汉语世界对civil society的三种不同译法即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展开社会学考察,认为这译名选择的差异源于不同欧洲语言赋予civil society的不同指涉,以及中译者基于对本国现代化的过程和目标的不同理解而做出的不同选择,故具有实质的或者说社会学的价值。本文的复调社会指这三种译法及其所表示的三个社会领域之间的对立和对话关系。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国家复调社会的形成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这三种力量的发育及其间错综复杂的合作和对立关系的延展。到20世纪后期,西方复调社会基本成型,但随着新的价值和需求的不断再生产,西方复调社会依然处在未完成状态。复调社会的提出,有助于洞察civil society相互冲突的内涵,防止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用一种内涵遮蔽其他内涵。     

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 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

功能分化和领域分离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构成许多建基于启蒙理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分化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及功能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在启蒙理性传统中却付阙如。本文在M.莫斯的“总体的社会事实”的启发下,尝试构建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概念来考察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文章认为,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是以在社会组织层面整合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以及社会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之间的人为对立为目标,“法人团体”属于中介性的“总体的社会组织”范畴。虽然涂尔干的这一想象有简单化和乌托邦化的嫌疑,但其对于洞悉和超越高度分化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弊病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中国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挑战、危机和超越的寻求

概而言之,2004年到2006年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主要是理论——研究取得了如下一些成果：（1)2004年,《国外社会学》成功改版为《社会理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中国大陆惟一刊发国内外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专业刊物;2006年,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理论专业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学科制度建设迈出了可喜步伐。（2)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中国两岸三地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学者的理论研究文集（苏国勋,2005;阮新邦,2005;黄瑞祺,2005;谢立中,2006;叶启政,2006;郑杭生,2006),同济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集中推出高宣扬教授几十年的社会理论研究成果系列,这对于检阅我国近数十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回顾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历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3)国外社会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和介绍蔚为大观,大批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被推介到汉语学界,特别是M.韦伯和涂尔干著作的系统译介,对国内社会学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助推作用。（4)回返古典主义、重建社会学的学术传统的倡议得到积极回响,相关研究成果斐然。（5)一些新的议题不断进入国内学者的眼界,特别是关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考的视野不断得到拓展。（6)努力走出西方社会学思维模式,以中国经验和本土传统来反思并批判西方社会学的基本范式,重建中国社会学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绩。     

不要相信我太多!

“存在的即是合理的”？ “如果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那我们又何须去反思其存在的合理性？” 这是从一个小朋友的社会调查手记中摘抄出来的。     

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情结

在当下学界,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 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马克思早就断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学作为直接以这个基础为对象的学科,当然非享有上层建筑之王的殊荣不可;而且,经济学所奉行的工具理性和理性选择原理所具有的简明性、可计算性,也理所当然地让其     

社会理论学科发展报告

与许多边界已有定论的学科不同，撰写本报告的前提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理论”（socialtheory）以及作为学科的“社会理论”做出界定，虽然我们也知道，任何精确的方式都难以明确“社会理论”的具体内涵（Sibeon，2004：20），或者说，“对社会理论的任何界定都注定是有争议的”（Giddens　and　Turner，1987：1）。     

考试制度在高校人才培养系统中的地位--高校教学改革的理论前提研究

教学改革的实质是构建良性、高效的人才培养系统。该系统由教学工作体系、考试制度、人才培养目标三部分组成。考试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考试制度在该系统中的功能和价值在于:表征了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规束和引导教学工作体系的构建、运作和改革。教学改革必须高度重视考试的教育价值,自觉地调整具体的考试模式来为人才培养目标服务。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既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又是其支撑性条件之一。近年来的民主制度建设和促进社会组织发育等政策的实施对于"公共性"的生长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效果。但是,"公共性"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瓶颈。除部分的制度性因素之外,社会心理、共识缺失以及管理的技术化也是阻滞公共性发展的重要原因。推进公共性,提升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需要增进公共权力部门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