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主义“设想”辨析——经典重读

《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设想” ,其实并不是马克思的 ,而是他批判的《哥达纲领》的。马克思诚然是从这一“设想”出发开始他的推理的 ,但这并不因此就证明他对这一“设想”的认同。毋宁说他由此推理而否定了这一“设想”。社会主义的未来制度只能从它的历史规定中逻辑地推出 ,这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对此 ,马克思早就有类似论述 ,这才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真正“设想”。     

由“徽商”了解徽州文化——推介《徽商品谭》

我校徽州文化研究所方利山副所长的徽州学新著《徽商品谭》一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是作者十几年来对徽州文化中的“徽商”课题努力求索的一个结集，共有“历史上的徽商”、“好儒的徽商”、“徽商与徽州文化”、“徽商与现代社会”、“徽商古今谈”等五个部分31篇文章。《徽商品谭》通过对各类史志、家谱族谱及民间文献的追寻勾辑，列举了多种类型的徽商人物事迹。     

“纲目”和“真假”

王希廉先生一八三二年在《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卷首《红楼梦总评》中说: “五回…是一部《红楼梦》之纲领。” 他第一次提出一种假说,来说明《红楼梦》的大的结构。这就是所谓“纲目说”的滥觞。这种理论,把《红楼梦》分为“纲     

从“批判”到“批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晚报》开了一个《燕山夜话》的专栏,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人民日报》社长、主编的邓拓,以马南部之名为这个专栏写杂文。其中有一篇《“批判”正解》,文章开头说,他的几个无话不谈的老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久前来看他,谈话中提到了那年头盛行不衰的思想／学术批判,主客双方各持一说,吵得脸红脖子粗,直到夜深也没吵清楚。邓拓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于是继晷焚膏、挑灯夜战,以公开信的形式,阐述了他对“批判”的意见——     

胡适关于辛亥革命的一封佚信

由《徽学园圃》改名《徽学春秋》，意指现在国内外徽学研究颇具“春秋气象”，同时想加大其纵深感。这一版块除发表一些正论文章外，还特辟了若干专栏，如“徽州人物”、“徽学名家”、“徽学新说”、“徽州说鳖”、“徽学动态”等。增加徽学文章的趣味性，可读性，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有关“徽州学”的普及工作，是我们增设上述专栏的主要用意。对此，欢迎读者诸君批评指正，更期望大家踊跃来稿。     

浅谈徽剧应该姓“徽”

关于徽剧的起源问题。史论界历来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徽剧起源于安庆、石牌。它应该姓“安”或“石”。如《中国戏曲志·安徽卷》称：“徽剧，亦称徽调或乱弹……明末清初。徽剧以青阳腔、昆曲及俗曲为基础，于安庆石牌、枞阳一带发展而形成”。并认定“石牌是徽戏发源地”。第二种说法是。徽戏起源于徽州、池州的“徽州腔”、“池州腔”，它应该姓“徽”，而不是姓“石”。     

也谈“徽州”名称的由来

今徽州地,秦朝属会稽郡,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称新安郡,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改称歙州。以“徽”名州,据《宋书·地理志四》载,始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领歙县、休宁、婺源、祁门、绩溪、黟县。为什么叫“徽州”?传统的说法是因为绩溪县有徽岭,《太平广记》说绩溪有大徽村,所以改州为“徽”。也有的     

李白诗中的“断肠草”小考

李白《妾薄命》一诗中,有“昔作芙蓉花,令为断肠草”句。清人王琦编注《李太白全集》时,认为“揆之取义,‘断肠’不若‘断根’之当也”。因此在他编注的《李太白全集》中,这两句诗作“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一作‘素秋’)草”。后人据王琦的本子编选的《李白诗选》之类的选本,多袭用这两句。这两种说法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意思却有很大差异。“断根草”可以泛指一切断了根的草,而“断肠草”却指一种专门的草。为了弄清到底是“断肠草”还是“断根草”的问题,我们不妨对“断肠草”作一小考证。什么是“断肠草”?据陶景宏《仙方注》说:“断肠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这是第一种说法,邓之诚在《骨董琐记全编》中也引证了这一说法,但他指出:“断肠草即指罂粟言。知其流入中土已久,盖远在六朝之际矣。”这当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认为“断肠草”即“钩吻”,《本草纲目·草部六》载:“[钩吻]广人谓之胡     

姬姓分封“查邑”的查氏溯源

本人曾于2000年发表《婺源查氏考略》（《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一文，近年来，又在皖、浙、赣看到多本《查氏宗谱》，后又于嘉兴市得到陈启文先生的文章，先生在文中提到，“从始祖查延一世至今，到‘家’字辈八十六世竞能代传衔接，这在中国家谱中罕见。”陈先生用了“罕见”一词。敦促了我这个查氏八十四代“良”字辈裔孙，更加深入地研读所见的《查氏宗谱》与大量的有关资料。     

“易无思”与“思无邪”——苏轼对于“思无邪”的独特阐释

孔子以一句“思无邪”来概括整部《诗经》,这样的概括使后世争讼不断.苏轼对于“思无邪”作出了很独特的阐释,他在《论语说》一系列诗文中以《周易·系辞传》的“《易》无思也,无为也”与“思无邪”互训.对于苏轼的解释,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这也是洛蜀党争中的主要思想差异之一.     

“火”——大宇宙意志——试论郭沫若《女神》中“火”的形象

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已进入了一个科学文明火花进射的时代。在中国五四新诗坛上,最早同这新时代的火花接吻的诗人是郭沫若。这一特点,最集中表现在他早期诗作对于“火“的抒写中。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共五十六首诗,其中写到“火”的就达二十多首。在他后来的《星空》、《恢复》、《前茅》、《战声集》以及解放后的诗作中,也曾多次写了“火”。可以说,在郭沫若一生的     

“辩证唯物主义”一词小考

“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是怎么提出来的?它包括什么内容?在使用过程中其含义发生过什么变化?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正确认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术语作些考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公开发表的著作看,他们从未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他们用“现代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等术语来称呼自己的哲学。最早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的是普列汉诺夫。他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1891年,他在《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的论文中,就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唯物     

“王伯舆”是王世贞的名字吗?

《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三期上载有朱星同志的《<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谈到明人王世贞的许多个名字别号。其中谈到王世贞又叫“凤升”,又叫“息庵居士”,“又叫‘王伯舆’,《弇州诗集》卷四十四中有一首通俗诗:‘有情痴故侄,无情黠亦尔;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这全是他自写,他在兄弟中行大,所以王伯舆也该是他的化名。这可给《大汉和辞典》作补充。”“王伯舆”并非王世贞的化名,原来这首看似通俗的诗也并不通俗,用了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中一个典故。     

斯密著作中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真实价格”

陈岱孙教授在《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中指出: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提出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并实际上赋予二者以截然不同的含义。他的根据是:斯密先是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国富论》上卷,第26页。下同,均只注页码)按他的理解,“在这里,劳动一词指的是‘购买或支配的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另外     

“不忿”辨

读张怀平同志的《“不忿”解》(《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我认为就李端《闺情》诗来说,这一解法可以成一家言。但就“不忿”这一词语来说,实有商榷之必要。“不忿”用得颇广,一般解作“恼恨”,唐代就不乏其例,如《降魔变文》:“太子下马,不忿欺诳之情。”这里的“不忿”,显系“恼恨”。其他如:《三国志平话》卷中:“蒯越、蔡瑁有不忿之色。”元曲《连环计》第四折:“连李肃也不忿其事,因此拔刀相助。”《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兴哥不忿,一把扯住他袖子要搜。”《警世通言·况太守断死孩儿》:“邵氏不忿,一时失手,误伤人命。”     

“乘一总万”与“以少总多”

刘勰十分推崇《诗》中“两字穷形”,“一言穷理”,洗炼的艺术手法。一言就把道理讲清,两字能将形貌描透,多少有点夸张,但他从中总结出一条“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艺术规律。如果将《物色》篇的“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和《总术》篇的“乘一总万,举要治繁”这四句话联系起来看,说刘勰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典型化的艺术方法,也不算过分吧。客观事物是无穷的,景色变化是无常     

论《红楼梦》中的“色”、“空”观念

曹雪芹不仅是伟大的作家,而且是杰出的美学理论家。虽然他没有专门的美学著作传世,但是,他却有意识地通过他的《红楼梦》来展示了他的非常丰富卓越的美学思想。如果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再再强调、反复论述,并在《红楼梦》的创作实践中始终贯彻如一的“真”、“假”观念是他的美学思想的核心的话,那么,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作为全书“立意本旨”来加以强调的“色”、“空”观念,则是作为他的美学思想的“真”、“假”观念的具体发挥。     

王充论“美”

关于“美”这一概念,先秦诸子一般地都是与“善”这一概念混同起来使用的,但也已经意识到二者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如孔子就曾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可见在孔子看来,“尽美”的可以是“尽善”的,但并不一定都是“尽善”的,反之亦然。这也就是说“美”应当是一个既与“善”相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但是“美”究竟与“善”有何区别,孔子以及先秦时代的其他诸子都没有给以具体说明。这种情况,到了汉代也还是如此。如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曾用虞舜、文武之事来说明孔子上述对于《韶》和《武》的“美”与“善”的看法,这意味着他同意孔子对于“美”与“善”的观点,但也没有说明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一般地是把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使用的。     

“壮西”、“壮欢”能不能比较?

黄英振同志的《“壮西》的艺术特点》一文(见《学术论坛》1982年第五期),是针对我的《壮族民歌种种》(见《民间文学》1980年9月号)而发的议论。他认为拙文对“壮西”与“壮欢”这两种壮族民歌的艺术风格所作的比较,“是非常片面的”。在这里,我有必要作如下说明: 其一,我的拙文,只是将各地区的壮族民歌,按其形式体裁,归类成“壮欢”、“壮西”、     

在“沿革”上做文章 于考据上下功夫──读徐学林的《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

70年代末，学林告诉我，他打算对安徽县以上的行政建置，从古至今的兴废、发展、演变的过程做些研究，写一部通史性的省志。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很有价值意义。到90年代初，他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城市》、《安徽建置沿革》、《安徽历代政区考释》等相关专著，为实现其总目标作了阶段性扎实准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今年春，学林给我送来了这部洋洋180万言的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令人惊喜异常，我深为他换而不舍的治学、敬业精神所感动。在这里，写下一些我的感想。（一）咬紧“沿革”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