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

虽然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说在近代以来最有影响,人们甚至把《新民说》的道德思想仅仅归结为公德说;而实际上,《新民说》中后写的《论私德》,对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论私德》不仅深化了他个人在《新民说》初始的道德论,而且对由启蒙推动的道德反思的限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十年前,便作了根本性的揭示,显示出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同时《论私德》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论在近代的调适和发展的典范。     

梁启超的“私德”观探析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民族危难当头,写出一部醒世之作《新民说》,其中的"私德观"的论述很精辟。"私德就是独善其身",他不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而是高屋建瓴,站在民族主义的高度论述了私德的种种局限,指出其不能成就完善的人格,也没离开五伦的范畴,更是阻厄了公德的建立。     

浅论梁启超的道德观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关于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关系 ,强调“无私德则不能立”和“无公德则不能团” ,指出私德是公德的基础 ,公德是私德的延续和发展 ,培养良好的私德是第一要义 ,形成良好的公德是发明新道德和产生新民的前提 ,并明确提出“道德革命”的主张。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

［摘要］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站在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其中较为集中的阐述了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公德和私德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在公德和私德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以期能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新民，为国家尽责。     

王学与梁启超新民学说的演变

1904～1905年,梁启超相继发表了几部阐扬阳明之学的论著,将王学作为转变其新民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在1904年后的新民学说中,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放弃了以前输入欧美文明以铸造国民"公德"的思想.梁氏以对"新学青年"私德之批判,将新民学说的矛头对准其论敌革命党人.同时,其政治观念的变化,日本思想界对他的影响,等等,也是他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的原因.     

世纪更替与"公德""私德"的近代重构--以梁启超和刘师培为中心

在新旧世纪更替之际,中国资产阶级比较重视思想启蒙.他们从改造社会主体出发,深刻揭露批判了封建"公德"私德"观,指斥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家族制、儒学等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从理论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强调"私德"是"公德"重构之关键,要求融合中西之精华,从改造家族伦理入手培养良好私德,辅以政党培育近代"公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有助于近代理想人格重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     

《论语》对私德与公德的论述

市场经济实行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公德严重失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不能对应有的市场经济道德体系补位也是重要原因。非但如此,传统道德重私德轻公德的特点还加重了公德缺失的现象。传统道德,尤其是儒家道德是强调整体主义的,为什么会最终导致私德的泛滥？这可从儒家的重要典籍《论语》对私德和公德论述中寻找其源流。通过在澄清私德和公德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论语》中私德和公德的内容、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对待孔子思想的正确态度。     

制度安排视域下的公德与私德建设

作为道德哲学的基本范畴,公德与私德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当前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之所以困惑重重乃至阻滞不前,一个重要的症结就在于公德与私德的冲突、错位与分裂。协调二者的分歧与矛盾以推进社会道德进步,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就是要坚持公德与私德建设并举的原则,建立和健全维护公德与私德生成的制度,为促使公德与私德的转化、结合与贯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孝行与官德:公德与私德间关系的案例分析

本文把公德与私德间关系的一般讨论具体化为对我国金昌等地"把孝敬父母、关爱家人等私德作为选拔和评价干部的硬性条件"这一实际做法的争议,通过对正反双方各种观点的系统梳理、辩驳和评价,提出以下观点:(1)官员的家庭美德、私交情谊属于其私德范畴,不宜抹杀公德与私德的分殊,不宜用私德统一官德;(2)孝行之于官德,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3)用传统儒家伦理重建当代中国官德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性贿赂”惩戒刑罚化探析——以法律与道德之关系为视角

在当下我国的贿赂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大案要案频频发生,其方法、手段也日渐多样化的情形下,我国刑事立法把贿赂犯罪的贿赂物限定在财产性物质上其弊端日渐显现.权色交易已不属于私德范畴,而是属于公德范畴并纳入到法律调整范围.将性贿赂入罪虽存在定罪量刑、取证、证明等方面的重重困难,但是,这是立法技术问题,不能以技术操作的困难来否定立法价值.     

诸葛亮北伐的争议及其才能质疑

诸葛亮北伐问题历史上一向争议很大,进而对诸葛亮的才能问题也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分析当时蜀汉与曹魏的形势对比、诸葛亮的北伐动机,指出无论在公在私,诸葛亮都有不得不北伐的动因;且在北伐战争的初期如果策略得当,的确有胜利的希望,而不能单纯以兵力数量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导致诸葛亮北伐战争的失败有诸多原因,但诸葛亮个人军事才能的平庸以及用人上的失误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因素。     

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张力——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探析

关于梁启超的自由思想,学界的主要分歧在于梁氏是否看重个人自由。本文认为,梁启超是重视个人自由的,只是他认同的是“自由之德”即“文明的自由”,而非“自由之俗”即“野蛮的自由”,他认为后者正为中国入所具有。另外,当日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历史情境中,作为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梁氏有时又强调国家的独立自由居第一位。由此,在梁氏的自由思想中,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就具有了一定的张力。     

长歌欲自慰 情心眷弥重——戴良与医家关系考述

元末婺州文学家戴良,与诸多医家交游密切,留下的相关诗文在元人文集中首屈一指。戴良对其交往的师长辈、友朋辈、亲属辈医家,态度是敬佩、推崇和期许的。这源于戴良的家学渊源、婺州的医学发达和戴良济世情怀的寄托。戴良与医家的交游,保存了元代医家的资料,倡扬了医家才德,提高了医家的地位。     

如何历史地看待有关诸葛亮的几个问题

文章主要论述了有关诸葛亮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流的军事家;二、诸葛亮娶丑妻不是为了政治前途;三、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是真心的而非有所待。     

试论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特点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以德服人，注重道德感化。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努力施行道德教化，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自身的特点，强调善政不如善教和郡守的教化责任，注意以品行用人和“观物起兴”的实物教育。     

《论语》教育德性思想及启示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也蕴涵着丰富的教育德性思想。其中包括"道"、"德"、"仁"、"艺"全面发展的德性价值目标,"为仁之本"的德性价值取向;培养教育主体的德性忧患意识,"思齐"与"自省"的德性自觉,坚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好学、善学、乐学、无自欺之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持之以恒的德性精神;进而使得教育主体一是具有知、仁、勇的三大德性,以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德者之德性境界,二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学(教)者之崇高德性境界,三是知命、知礼、知言,具有乐水、乐山,动静相宜的情怀,进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仁者之德性境界。     

论姜太公佐周灭商之德

姜太公的德与谋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其德是谋的基础,谋则是德的手段.姜太公之德在佐周灭商时,主要表现为政治上要求统治者具备好的政行及施惠百姓的实践行为.在军事上,主要表现为以民心为本,以卦兆、天时为末.姜太公以德为基础的谋与春秋战国时以私利为基础的谋有着本质区别,这对后世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推崇政治与关心德行——感悟普鲁塔克

作为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者,普鲁塔克既推崇政治生活又强调德行的修养,所以他既激烈地批判伊壁鸠鲁派,又辛辣地讽刺斯多亚学派,但他的道德论说却传达了与两派"类似"的一些"要道",还存在许多与基督教道德有亲和性的"布道",而这些学说都尽可能地远离公共生活,这与他推崇的政治生活之间显得极为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