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家庭创业——基于Logit和PSM模型的研究

基于CFPS2016的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发现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均显著促进家庭创业决策,且二者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采用PSM模型进一步分析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正规金融虽然整体上显著促进了家庭创业绩效,但对农村、中西部地区以及从事农业生产和无稳定收入来源的家庭创业绩效的作用仍十分有限;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创业绩效的作用非常有限且不显著。     

我国非正规部门宏观效应动态量化分析

 本文基于2008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新框架,在对非正规部门的统计内涵、宏观效应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选取地区生产总值、非正规经济、非正规金融、城镇非正规就业四项指标,通过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对非正规部门宏观效应进行动态量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非正规部门具有“低效率、低抗风险性”特征,对宏观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较小;非正规金融规模弹性系数稳定在0.3-0.4之间;非正规部门就业规模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增长起积极作用,作用的大小与国家人口流动政策调整紧密相关。     

新疆地区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新疆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构建四元Probit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GHK模拟估计法对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进行了有效识别,估计出影响因素对两类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效应,发现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组织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并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估计结果稳健。研究发现:(1)对农村正规金融需求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等的影响为负,户主是否汉族、是否拥有技能等的影响为正;(2)对农村正规金融供给而言,居住地距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距离的影响为负,非农收入比重、家庭纯收入等的影响为正;(3)对农村非正规金融需求而言,家中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为负,户主是否汉族、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等的影响为正;(4)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供给而言,是否处于南疆的影响为负,家庭纯收入、家庭获取礼金和获赠所得总额等的影响为正。     

农户借贷行为的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基于天津市农村二元金融结构视角

通过对农村金融调研数据的描述统计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研究表明:在农村,非正规金融多为零星、小额信贷;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和金融环境对正规金融的选择影响为正,对非正规金融的选择影响为负,资产价值高的农户发生借贷的可能性较小;无论是正规金融还是非正规金融,年龄对借贷需求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人数则是负向影响,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对非正规金融需求较多,以生活为目的的借款对正规金融的借贷需求较少。     

我国非正规经济投入产出表编制与应用分析

随着非正规经济规模的扩张,非正规经济与正规经济之间的关联逐渐增强。本文结合我国非正规经济特征对国家投入产出表做进一步开发,编制出1992、1997、2002、2007和2012年5个年份的非正规经济投入产出表;然后采用Leontief逆矩阵及其结构分解技术对非正规经济的产出乘数效应和经济关联效应展开分析。结果显示：1非正规经济与正规经济之间具有紧密的经济关联,逐渐成为支撑正规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具有拉动增长的巨大潜力;2非正规经济内生发展机制、非正规经济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反馈机制和关联机制均有好转,说明非正规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愈加通畅;3动态乘数效应、动态反馈效应和动态溢出效应对非正规经济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差异,政府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基于P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来研究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当期减贫效应,但持续减贫效应不显著。具体表现为仅在缓解农村贫困人口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发挥了积极效应,而对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短缺程度上没有发挥积极效应。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不仅具有较强的当期减贫效应,而且具有长期持续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程度的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     

非正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还讨论了正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知:地下经济金融部门净金融投资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有长期的正向关系,地下货币资金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负向关系,而地下信贷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因此,对于非正规金融收益和危害的判断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对待,引导其健康发展,趋利避害。     

数字金融、创新创业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规模与质量视角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规模和质量的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了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创新创业效应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对经济规模型增长的作用程度大于经济质量型增长,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政策和区位的异质性;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和创新创业效应在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对经济规模型增长的影响呈边际效用递增的双门槛效应,对经济质量型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的三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机会获得和经济成果共享三个维度构建了测度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1—2021年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度量,进一步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布不均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邻近地区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短期和长期效应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效应。     

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的空间相关性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345个城市的空间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的空间相关性,通过Moran's I指数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经济绩效与金融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运用SEM模型和SDM模型对2012年我国345个城市的空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城市经济绩效和金融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绩效的提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度对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有正向作用,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政府作用不仅对所在城市经济绩效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有正的溢出效应.     

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逻辑的经济学分析

非正规金融作为农村中非法定的金融组织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村企业主之间的相互发生的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行为的直接融资,由于目前农村巨大的资金需求缺口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滞后,信贷资金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农村非正规金融必然存在.文章试通过政府金融机构、借款人及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三经济主体之间的逐利行为,利用经典的均衡理论,分析得出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必然性,且具有自主交易、市场效率和不可操控性等特征.因此,有效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使其与正规金融一起共同服务于农村有着重要意义.     

民间非正规金融的成因及治理思路

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现存正规金融而言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资金融通活动,不过处在国家宏观调控和金融当局监管之外,未进入官方的统计报表,具有非法性和隐蔽性。但非正规金融不受法律保护并不意味着对其存在价值的全盘否定。事实上,所谓非法金融或地下金融按照能否促进市场发育成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虽然为现行法律法规所不容,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经改造未来可能取得合法资格的金融活动,此即我们要考察的非正规金融或称灰色金融;另一类则是既为现行法律法规所不容,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未来也不可能取得合法资格的金融活动,此即真正意义上的非法金融或称黑色金融。鉴此,我们对非正规金融的认识就不能简单地只停留在非法性的层面上,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将其等同于黑色金融。我们应该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将非正规金融视作一种合理但不合法的存在,这也是本文对非正规金融展开分析的隐含的价值判断前提。 非正规金融的生成是同其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紧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地区农民收入差异影响分析

文章运用我国30个省市2004-2010年面板数据,分别建立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截面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研究分析2004年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以来,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扩大、效率的提高均能促进农民增收;但由于存在区域差异,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增收的促进程度不同,表现为东部地区作用最明显,而中部、西部地区促进作用略低.     

金融潜能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东北三省地级以上城市为例

金融潜能正通过一系列经济发展效应影响着城市化经济的发展质量。提升金融潜能的质量和增强优秀金融潜能的空间溢出能力,能够扩大金融经济发展正效能的辐射范围,助推城市和区域经济连动式发展。定义金融潜能并将其分为金融集中趋势潜能、金融规模潜能、金融外向潜能和金融流强度潜能,通过构建金融潜能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模型,测度2004-2012年东北三省地级以上城市的上述四种潜能,并分析各种金融潜能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情况。结果表明:四种金融潜能对于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但水平偏低。因此,保集聚、促规模、创区位、推辐射将是未来金融潜能推进东北全面振兴的必然途径。     

中国省域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利用空间统计方法检验金融集聚的空间相关性,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结合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计量方法,对金融集聚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区域金融集聚效应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路径依赖”特性;地方保护阻碍了金融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受“路径依赖”的影响,产业集聚对金融集聚的影响不明显;“城市拥挤效应”强于“城市经济效应”,导致城市化进程与金融集聚路径相悖;外贸依存和人才机制显著地促进金融集聚.     

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城乡居民经济福利差距的影响

文章通过构造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指数与城乡居民经济福利指数,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分析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城乡居民经济福利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背景下,普惠金融数字化不仅可以提升本地城乡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有效缩减二者之间的差距,而且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缩小其邻近地区居民经济福利差距。但是该经济福利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可有效缩小东部地区城乡居民的经济福利差距,但在助力中部和西部地区降低城乡经济福利差距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弱。未来应持续推进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有效融合,因地制宜地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并加强乡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探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限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0—2020年面板数据，构建能够克服解释变量与门限变量同时具有内生性的动态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区域，人力资本积累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第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著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双门限效应。当人力资本积累处在低于最小门限值的低水平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当人力资本积累介于最小与最大门限值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转正但并不显著；当人力资本积累处在高于最大门限值的高水平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三，各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差异是造成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绩效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的重要原因，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与方向取决于各自人力资本积累处于何种区制类型。本文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产业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4-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金融产业的就业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金融业就业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且金融集聚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之间的交互作用能促进金融业就业的增长,但金融集聚与金融发展规模之间的交互作用要强于与金融发展效率之间的作用.     

对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思考

农村金融的发展 现状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银行业等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以民间借贷为主的非正规金融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存在,正规金融才是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本文的讨论也仅限于正规金融.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