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测算与比较

文章基于2009—2018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4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两阶段SuperNSBM模型、MLD指数模型和PECM模型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与比较。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总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偏低,生产发展阶段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低于服务发展阶段,MLD指数呈“N”型变化且变动差距缩小;京津冀城市群对生态福利绩效差距缩小的贡献率最大,但产业结构优化效果不显著;长三角城市群中等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居多,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显著促进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差距最明显,技术进步抑制了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高。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

本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还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影响在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之间存在一定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都有利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而Porter 外部性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影响。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Jacobs外部性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负向溢出效应,Porter外部性对人力资本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因“虹吸效应”而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些研究,对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加快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区域创新体系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DEA-Tobit两步法,综合评价201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分析影响区域创新体系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研究表明:配置效率与区域开放程度、高技术产业发展、科研机构的人才投入、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正相关；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有负显著影响；产学研结合水平、政府科技投入等因素对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对我国三大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

最近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已将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整体发展战略布局，天津滨海新区有望继广东深圳、上海浦东之后列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三增长极”。为此，我们整理和分析了近几年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京津冀”和“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经济区域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和发展状况，供读者参考。     

中国创新水平差距时空演进特征与收敛性——基于“城市群”维度的测度

城市群正逐步成为创新组织和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且城市群内地区间创新联系不断强化。文章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Markov链分析方法,从城市群维度审视了中国创新水平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变特征。主要结果有:(1)中国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东部与中西部城市群创新水平差距在扩大;(2)中国城市创新水平差距从发散向收敛态势转变,这源于东部沿海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内城市创新的溢出和扩散效应;(3)处于相同空间依赖模式下的城市更易形成空间收敛。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城市群创新空间互动的存在性和作用机制,尤其在东部沿海城市群内更加明显。     

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比较研究——基于Malmquist-DEA模型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产业生产效率最有效的经济指标,为此采用Malmquist-DEA法对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及其三大类别行业在2006—2016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在制造业三大类别领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皆高于长三角地区,但整体波动变化情况也较长三角地区更为明显;京津冀地区制造业技术进步增长率、技术效率增长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同样都高于长三角地区;六省市中,天津和上海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高于所在地区整体水平,上海和北京制造业是效率型增长,江苏、浙江和河北制造业是投入型增长,天津则介于两者之间;上海和河北在制造业各类别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不同水平的相对均衡,而制约北京、天津、江苏和浙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短板领域各有差异。     

长三角区域经济与上海新一轮发展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会议期间,明确指示要加快长三角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与此同时,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被认为是继纽约、多伦多和芝加哥、东京、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伦敦和曼切斯特都市圈之后的世界第六大都市圈。那么,2010年上海世博会预计的30亿美元直接投资,加上拉动5倍以上相关投资的“乘数效应”,能否成为构筑长三角快速成长的“加速器”呢?     

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动态分解、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

以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为框架,构造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对中国2006—2019年城市碳排放治理绩效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含义、跨期动态变化、区域均衡等层面对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进行多维分解,检验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一,样本期内全国城市平均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动态分解结果显示,中国各地的平均碳排放绩效水平不断改进,创新效应对其贡献逐年增大但赶超效应贡献不足;第二,空间分异方面,珠三角、长三角、粤闽浙沿海、长江中游等东部地区城市群不仅平均碳排放绩效水平普遍较高,且碳排放绩效的增长速度较快,中西部地区仅成渝城市群碳排放绩效表现较好,中原、京津冀等城市群近年来碳排放绩效的改善速度较快;第三,基尼系数测度及其分解显示,近年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指数的分异程度逐步加深,分异成因主要为城市群组间差异,城市群内部差异贡献度较低;第四,Lasso分析及双固定面板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清洁能源使用、金融发展、绿色环保和科技支持能够有效改善城市层面的碳排放绩效,能源消耗强度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对碳排放绩效具有负面影响;最后,城市群因子探测结果显示,各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特征、动态演进与趋势预测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束缚,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破解京津冀工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关键。文章基于2004—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工业数据,采用改进后的RSBM-ML模型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测算了京津冀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使用Kernel密度估计、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和趋势预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呈现递增的趋势;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差异逐渐加大,出现右拖尾的特征,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差异增加,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技术效率;空间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高水平邻域对于本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拉动作用,而低水平邻域会阻碍本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     

长三角地区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研究

文章针对长三角地区因创新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出现的阻碍创新的问题,建立DEA模型,对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度,并对投入冗余、产出不足和投入资源利用率等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有近一半的城市创新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配置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正向关系,城市之间创新资源配置差异较大,部分城市大量创新投入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未来长三角地区要加强区域内创新资源协调配置,注重创新资源结构优化调整.     

加强京津冀经济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崛起

京津两市是我国北方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这里既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北方的经济中心，交通运输发达，工业及科技实力突出，对外开放程度高，有着巨大的发展优势和潜力。加强京津冀区域经济融合，发挥比较优势，加快经济一体化步伐，将这一地区发展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最为活跃地区之一，显得至关重要。此稿通过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发展的启示，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现状、机遇和发展思路，将给读者以更多的启示。     

聚焦关中城市群 增强发展紧迫感——关于尽快构筑关中城市群的战略构想

曾几何时，“聚集”一词似乎变得时尚起来。从企业聚集、到产业聚集再到城市聚集，在接纳一个个新名词的同时，人们也在实现着观念的嬗变和认识的突破。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城市化进程的深入，竞争的主体不再仅仅是单个企业和单个城市，更多地表现为企业集团和“城市集团”。世界经济不断向五大城市群聚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逐步成为中国经济的三部“发动机”，中原、武汉、长珠潭、皖江和成渝争先恐后扛起振兴区域经济的大旗，周边城市群已形成对关中的包围之势。陕西如果不增强紧迫意识，尽快构建关中城市群，打造关中城市群这个品牌，就难以确保在西部乃至亚欧大陆桥上的经济重心地位，并在区域经济竞相发展的“博弈”中争取到主动。关中城市群必须要发展，而且要加快发展、超常规发展。     

人才新政、就业规模与城市经济韧性

文章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各城市在2011—2020年所颁布的人才新政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以就业规模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探讨人才新政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人才新政对城市经济韧性呈现先减后增的“U”型作用;政府、市场、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人才新政改善城市经济韧性的主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才新政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就业规模的门槛效应,就业规模越高,人才新政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联动效应及其转化机制研究

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深入研究区域联动效应及其转化机制，有助于理解新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与联动规律，从而为科学调控区域联动效应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本文在量化识别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联动效应的基础上，以四大板块为基本框架分析区域联动效应及其转化机制。研究发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板块经济特征，东部板块与中部板块之间以及东部板块内部、西部板块内部的辐射拉动效应已经形成；人口流动、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绿色发展差距的缩小均有助于推进区域间联动效应由虹吸效应向辐射效应转化。为使各板块内欠发达省份获取更多的辐射拉动效应，中部和东北板块可优先关注板块内部；西部板块可强化人口流动以及增长极对联动效应转化的推动效应；而东部和中部板块则应关注绿色发展差距对区域联动效应转化的约束效应。     

城市群经济网络与经济增长——基于大数据与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

借助大数据时代下获得的海量数据,本文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网络特征,重点研究了城市群经济网络的增长效应。首先,构建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流动网络、企业组织网络与电子商务网络,对其各自的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对比。其次,将网络分析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结合起来,使用扩展的J检验方法对不同网络结构下的模型设定方法进行了识别,考察了经济网络带来的溢出效应对于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三种经济网络下长三角城市群均呈现出了“中心-外围”的网络结构,其中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及无锡位于城市群经济网络的核心圈层。对网络结构的模型识别结果显示,中心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网络的溢出效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而言,在人口流动网络下,资本、政府行为存在显著为负的网络溢出效应;在企业组织网络下,人口规模、对外开放呈现出显著为正的网络溢出效应;在电子商务网络下,政府行为存在显著为负的网络溢出效应,对外开放呈现出显著为正的网络溢出效应。     

金融服务聚合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机制构建

在区域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区域金融集聚是支撑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而这种推动是靠区域金融服务体系中的货币资金储蓄效应、金融货币投资效应、金融资源配置效应实现的.文章研究表明:要促进区域金融服务聚合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必须发挥区域金融服务聚合的网络效应,并在要强化区域金融服务聚合过程中,强化区域金融风险的防控.     

基于我国第三产业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

第三产业作为衡量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章用空间统计方法测算第三产业空间集聚和溢出效应,考察我国第三产业空间区位分布格局.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空间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基本呈现出“东部高值集聚,西部低值集聚”的分布格局.此外我国第三产业不仅整体上具有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在三大地区内部也具有空间集聚效应.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长江、珠三角地区对东、中部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具有空间效应,但对西部地区的空间影响程度较为微弱.     

我国六大区域税负差异的实证分析

文章主要运用Theil指标等方法研究我国1978～2009年六大区域税负区域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原因,研究发现,六大区域税负总差异、区内差异及区际差异都经历了“扩大”转向“不再扩大”或“缓慢下降”的过程；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区内差异较大；虽然京津冀和长三角区内差异均较大,但其中心城市——北京与上海的税负结构明显不同,其原因主要为税制改革、长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流转税的主体地位、“总机构效应”等.最后,针对这些特征及原因总结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供解决对策与建议.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与空间格局分析

文章基于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126个主要地区的经济统计数据,采用泰尔系数与GIS-ESDA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与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差异明显,但呈现减弱趋势,各城市间差异大于城市群际之间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州城市群,正相关集聚效应显著;中游城市群地区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经济联系度不强;西部成渝城市群地区、滇中、滇南城市群区缺乏高水平地区,低低水平集聚关系较为显著;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组织特征呈现多核心与单核心边缘结构特征.     

边界效应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

运用经济增长收敛性模型、Barro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和Head与Mayer修正后的边界效应模型对1988年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边界效应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边界效应在减小,趋同性在增加.进入21世纪,地方政府追求行政区域边界内的利益最大化,使得江苏与上海、浙江的边界屏蔽效应增大,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