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水平对“工作-家庭”增益影响分析

社会成员成功的标志通常是达到事业家庭的双赢,社会个体如何达到这种双赢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文章以女性领导者为研究对象,从工作家庭关系出发,通过置入心理资本终结变量,研究社会支持水平对工作-家庭增益水平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家庭增益水平,且心理资本在社会支持与工作-家庭增益水平之间发挥了完全的中介调节作用.     

中国家庭部门能源回弹效应及其福利影响

能源回弹效应的大小影响到能源效率的提高能否实现预期的能源消费量的减少.目前文献上对回弹效应的研究大多是对生产部门回弹效应的研究,文章采用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模拟研究了中国家庭部门能源使用效率提高所引起的能源回弹效应.研究表明,长期家庭部门回弹效应为83％,长期总回弹效应为58％.并对家庭部门回弹效应的福利影响进行了分析.     

中国省际区域家庭债务的空间关联及其解释

文章基于2004-2015年中国省际家庭债务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SLM及SEM模型,研究了省际区域家庭债务的空间相关性.结果显示:(1)我国家庭债务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集聚效应,且样本期间的Mo-ran'sI指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我国家庭债务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2)空间相关性对区域家庭债务的增长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即一个地区家庭债务的增长将通过空间溢出促进周边地区家庭债务的增长;(3)住房价格及人均收入水平对家庭债务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人均储蓄对家庭债务的影响为负,经济发展水平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并不显著.     

通信企业员工工作价值观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

通信企业员工的工作绩效为构建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基础,一直为管理者所重视,而员工价值观无疑对工作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在理论综述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和概念模型,以华南地区的通信企业为样本,分析了通信企业员工工作价值观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个体统计变量不同,对工作价值观的认知存在显著性差异;人口统计变量对员工工作价值观与工作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起调节作用。     

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与家庭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本文基于2018年和2019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微观家庭的平衡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我国人口未来变动趋势,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属性、受教育水平三个维度着手,就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率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具有负面效应,更为积极的生育政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本文建议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生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挖掘老年人口消费潜力,推动建设高水平国内消费市场。     

女性家庭地位越高就越幸福吗?

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家庭地位越高就会越幸福。然而,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有序响应模型和条件混合过程法,研究发现女性拥有更多家庭事务决策权未必能改善其幸福感。分样本回归显示,对于受教育少以及受强外部传统文化规范约束的女性群体,家庭决策权对其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尤为显著。这一发现,对将来关于个体幸福感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即只有把外部文化规范等社会背景考虑进来,家庭决策者身份的幸福效应方向才能最终确认。此外,本文关于传统文化规范力量 仍然主导着女性幸福感的发现,也为政府部门制定致力于赋权女性的政策提供了论证基点。     

职业倦怠与工作满意度关系研究

以96名不同阶层企业员工为调查对象,采用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分析了工作紧张、社会支持、职业倦怠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其结论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年龄与工作年限)对企业员工的工作紧张、社会支持、职业倦怠和工作满意度有影响等。     

基于灰色GM(1,1)-马尔柯夫预测模型的家庭赡养能力研究

我国基于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养老方式为家庭养老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结构、人口、家庭结构以及相关理念的变化,家庭养老模式的困境凸显,文章以定量的标准来评估了目前的家庭赡养能力以及预测了未来的家庭赡养能力。通过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来定量衡量家庭赡养的综合能力系数,最终得出我国的家庭赡养能力呈现出平稳下降的趋势并且未来会出现持续下降趋势的结论,为完善养老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个人所得税减免有助于中国城镇家庭提高消费吗?

预期效应的准确识别往往是政策评估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2010-2012年月度数据研究发现:第一,2011年6月底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获得通过时,工薪家庭消费便已显著增加,并在2011年9月正式实施时达到最大,随后逐步下降,两个月后达到较高稳态(约为0. 20),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与既往研究不同,这说明税收减免只在短期提高家庭消费,忽略家庭预期将会导致减税效应低估。第二,家庭增加的支出以服务消费和食物消费为主,耐用消费和债务支出并未显著调整,这可能与减免力度有关。第三,与常规认知不同,政策边际消费倾向更多地随着减税率(而非收入水平或者流动率)增加单调递减。本文通过改进Kueng(2018)所提理论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     

工作幸福感与工作生活质量及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企事业单位内的员工为调查对象,共收集到207个有效样本,探讨了工作幸福感与工作生活质量以及工作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对研究的实践意义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组织气候对心理资本与工作态度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通过对277名企业员工的实证研究,采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探讨了组织气候对员工心理资本与工作态度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组织气候对希望与组织承诺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组织气候对希望与工作满意、工作投入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组织气候对乐观和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和工作投入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组织气候对坚韧性和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和工作投入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     

基于VEC模型的家庭债务、房价与消费的动态关系研究

文章选取2001 ～2011年宏观季度数据,采用VEC模型对消费、家庭债务和房价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长期,家庭债务和房价对消费的影响都是正向的,房价对消费具有积极作用的原因可能在于成本约束和替代效应的影响比较小;短期内,当偏离长期均衡时,三者将以-0.196129的弹性调整到长期均衡状态.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消费与房价之间存在双向反馈机制,家庭债务与房价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家庭债务与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家庭债务不是消费的格兰杰原因.     

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分析

文章首先构建了基于员工满意度为中介变量的分析模型,并形成了相关的基本假设.其次,根据人力资源管理、员工满意度、企业绩效三个变量形成调查问卷,并在企业之间调查形成用于实证分析的数据.最后,对人力资源管理、员工满意度、企业绩效三组变量进行了信度分析、因子分析和因子分析,从而证实了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企业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和员工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挑战-阻碍型工作压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理研究

探讨中国情景下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压力与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理,有针对性地对工作压力进行合理干预,对提高员工创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利用192份调查问卷,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挑战型工作压力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阻碍型工作压力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则反之;内部动机在两种工作压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资本在两种工作压力与内部动机之间起调节作用。     

非线性定价、家庭人口特征和收入再分配效应调整

本文以分时阶梯定价为例,在人口老龄化及生育政策逐渐放宽的背景下,通过建立结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引入家庭人口特征后,非线性定价对收入再分配效应这一政策目标的影响。通过构建引入家庭人口特征的二次近乎理想需求（QUAIDS）函数,基于相对等价补偿方法建立收入再分配效应调整的测度模型。估计了为保持相同效用增加家庭不同类型的人口需要增加的电费补偿率及其金额。研究结论表明,引入家庭人口特征后收入再分配效应得到了强化;家庭人口特征对消费者行为选择有显著影响;不同人口规模的家庭的电费补贴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动态分析显示,随着预算水平的提高,家庭人口特征对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在减小。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储蓄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家庭储蓄率的理论模型,并运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数据和村级数据,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储蓄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家庭储蓄率,但"不完全、不彻底"的劳动力转移才是导致农村家庭储蓄率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二元"结构下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家庭储蓄率随劳动力转移规模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由东部到西部呈加强状态,但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效应随时间弱化。     

人情支出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基于地位寻求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基于地位寻求理论和中国实际,在跨期效用最大化假设下导出了人情支出模型,并利用微观数据对中国城镇家庭的人情支出行为以及人情支出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城镇家庭在人情支出上存在显著的地位寻求特征。（2）人情支出对消费既有促进效应又有挤出效应,且后者明显大于前者。     

购房意愿与家庭消费

目前,居民收入不平衡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购房意愿与家庭消费的关系和居民收入不平衡导致的住房攀比有关。基于相对收入假说,利用2010—2018年CFPS数据,从居民收入不平衡视角分析购房意愿与家庭消费的关系。首先,建立面板二值选择模型考察居民收入不平衡对家庭购房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高收入家庭率先改善住房条件的行为会对低收入家庭产生示范效应,因此家庭购房意愿会因为周围人群住房面积扩大而增强,而家庭平均住房面积增大与居民收入不平衡紧密相关。因此,居民收入不平衡对家庭购房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购房意愿增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由收入不平衡导致的购房意愿增强会对家庭消费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为了比较不同收入群体购房意愿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家庭手存现金的中位数作为分组标志将家庭分为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分组回归的结果显示,房价上涨背景下购房会强化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与手存现金多的家庭相比,手存现金少的家庭的消费受购房意愿的影响更大,对同期收入也更加敏感。最后,分别从长、短期提出逐步实现居民收入平衡增长和促进居民消费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住房按揭贷款如何影响家庭消费结构

利用按揭贷款购房已经成为中国居民家庭最为重要的消费金融行为之一。住房按揭贷款通过“挤压效应”和“补偿效应”影响家庭消费行为,进而改变家庭消费结构。利用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家庭不同种类消费项目的需求刚性不同,住房按揭贷款的发生对不同消费品造成的“挤压效应”和“补偿效应”也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出差异。综合分析,现阶段家庭贷款购房过程中,家庭消费结构变化受到住房按揭贷款的影响较大。     

农村母亲文化程度对家庭教育投资目的与期望影响的统计考察

文章以农村家庭为分析单位,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选取农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探讨母亲文化程度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目的与期望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母亲的文化水平直接影响到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目的;无论母亲文化程度高低,在对子女教育期望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和一定的随意性;随着母亲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无论是对男孩还是女,都越来越高,母亲文化程度严重地影响到对子女的教育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