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基于兰州的调查分析

主要围绕家庭结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亲属关系四个方面,对兰州的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和分析.主要发现是:兰州的城市家庭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以主干家庭和单身家庭为辅.家庭关系当中除直系亲属之外的所有亲属关系都比较疏远.这也从侧面证明,兰州的城市家庭基本上已经核心家庭化了,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再到家庭文化,已经越来越远离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从家庭内部的关系来看,虽然夫妻平等的程度已经越来越像西方的家庭,但从亲子关系看,其哺育和反哺的关系依然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调的家庭关系存在巨大差异.当然,家庭反哺模式的改变已经露出端倪,即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中国城市居民的养老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正在从子女赡养模式改变为靠自身和社会养老模式.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呈现出三种状态:1.相对稳定的家庭类型。三代直系家庭是其代表;城镇三代直系家庭的维系得益于家庭内部管理的松弛,在农村则与独子比例增大有关。2.明显上升的家庭类型。夫妇核心家庭提高幅度显著,实行20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是这一家庭类型的主要推动力量;隔代直系家庭增长率最高,它既是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现象,又是社会发展具有缺陷的反映;单人家庭也有增长,青年人晚婚和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丧偶比重提高是主要影响因素。3.以下降为表现形式的家庭类型。缺损核心家庭明显减少,标准核心家庭有所下降。后者的降低主要是夫妇核心家庭上升所致,或谓核心家庭内部不同类型调整的结果。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家庭结构总体上将持续这种状态,一些家庭类型将发生进一步的变动。当代家庭的结构简化和规模缩小使家庭功能及家庭成员关系方式发生改变,将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的现代转型和重构

以"孝"为主要形式和基本特点的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效应.现代市场经济和随之而来的家庭结构的变迁对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并提出了建构现代家庭代际伦理的必然要求.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和孝伦理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老年人保障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民主与平等的共进、权利与义务的共享共担是建构现代家庭代际伦理的总目标.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与家庭结构的变迁

随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中国家庭恢复了生产经营功能，从而引起家庭结构的变化。此变化主要表现为其基本经营单位实际上是以家庭群或网络家庭的形式出现的。被吸收进入家庭群的家庭都遵循亲属原则和功利原则。亲属原则非常重要，但功利因素的作用在增强。家庭群的出现，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但群内易出现矛盾。为防止因矛盾而导致家庭群解体，一些家庭群采取了股份合伙、承包等措施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中的文化传承方式探析

当代中国家庭正在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变迁———从传统的超核心亲属关系到现代核心家庭的出现;从以血亲主位、父子轴心,到以婚姻主位、夫妻轴心;从重视礼仪、习俗,到礼仪、习俗逐渐淡化;从超稳定状态,到家庭剧烈震荡。传统的中国家庭在解构中呼唤重建。但是,不管形式、结构、功能与人们观念如何变化,中国家庭的根仍在。整个中华文化体系中,家庭是一种终极关怀性质的存在,家与“在家的感觉”融为一体,家园与生命的合一,是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文化理想,是一种早已沉淀到骨子里的“当然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家庭,与中国文化之精神始终…     

有限现代化：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

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是工业化过程中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指数。对比基于西方社会产生的亲属关系现代化理论,中国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具有地方性：小家庭情感联系不一定紧密化,美英等国意义上的大亲属群体“疏远化”从未发生,企业家根据市场理性不断扩展大亲属群体,最终形成了选择性的紧密化。小家庭性别分工的城乡二元格局、企业内部－外部差异以及大亲属群体顾恤－剥削的两面性是宏观二元经济环境的投射,金钱、情感和权力交织下的企业家亲属关系凸显了市场经济二元制下的性别区隔和社会等级。     

一个永远"神秘的诱惑"——论《雷雨》的神话意识与现代性焦虑

《雷雨》是青年曹禺苦闷与深邃的灵魂的投影,蕴藏其间的神话意识和现代性焦虑是剧作家对人生的的真切感受;《雷雨》表面上看是对封建社会和家庭的毁谤,实际上表达了现代人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中对自身生存悲剧的困惑和不安;而从更深层的意蕴而言,《雷雨》传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世界奥秘的追问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注,表现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和挣扎,从而给不同时代的读者和观众留下了一个永远"神秘的诱惑"。     

乡村社会延续——一个微型农村社区人际关系剖析

一、亲缘旧格局的变化中国农村的人际关系分作亲缘和地缘两大类,亲缘包括血缘和姻缘。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的特征是血缘的单系偏重,因此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认为:单系的家庭组织重视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血缘因之就替代亲缘成为构成传统人际关系的主要成分。他指出传统社会记认亲属的基础是抚育作用,而不是生育事实所引起的生物关系。抚育作用推到家庭之外依生育和婚姻关系的路线时就形成亲属。在今天,区别于传统的一个明显事实是抚育不再依赖于亲属。后代的抚育除家庭之外,更主要的是由社会来完成。亲属的基础是在婚姻基础上的生育事实引起的生物连带关系。因此,研究亲属的构成,应该从家庭的夫、妻、子三角结构中去迫寻亲属关系扩展的起点。生育的事实不仅意味着新一代的出生,而且意味着家庭的更替。婚姻关系是家庭的基础,也是生育事实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根据“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以及其对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在社会资本的三个因素中,网络密度与社会距离是呈正相关的,也就是人们交往圈子中亲属所占的比例越大,那么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就越远;网络多元性对社会距离具有负向影响,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越多,那么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近.信任有助于减小社会距离,普遍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都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个人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尤其是对社会中不稳定关系的信任度越高,那么其感觉到与外地人的社会距离越近.不过,社团参与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论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

本文提出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论证了现代"发明"传统的两种方式:现代赋予传统不同于过去的新的含义(重构),现代创造出相应的新的传统(新构);分析了现代"发明"传统的两个方向:主要指向现代性积极的正向方面,以及主要指向现代性消极的负向方面;本文还阐释了传统与过去、现在、将来的关系,被发明的传统的社会功能,以及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特别表现在,作为各种思潮汇集点的当代中国,每种思潮都离不开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处理.     

宏观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变化

通过对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分析,我们发现亲属关系仍然是城市居民核心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网的亲属构成中,配偶相对于父母、子女相对于兄弟姐妹的地位更加重要;朋友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占有突出的中心位置;同事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社会关系。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变化是中国宏观社会结构剧烈变迁的直接反映。     

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米兰·昆德拉

与卡林内斯库的审美现代性理论不同,米兰·昆德拉提出的“欧洲小说”观念,是以审美现代性对抗“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的源头所在。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展现出了对资产阶级的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对审美现代性立场的坚执中产生的反省,阐述了他独特的“欧洲小说观”与审美现代性起源新说。他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以审美现代性的态度,审视和评判现代生活,深入地考察了现代人生存中的一系列现象：媚俗,舞者,轻与重,快与慢,记忆与遗忘,革命、鸟托邦与抒情姿态,等等,犀利地揭示出其中的现代性悖谬。     

现代的宽容与中国的世俗：张爱玲文学现代性的两个特征

促使张爱玲的现代性转向日常的因素有：上海的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日伪文艺环境、独特的女性意识、中国文学传统等,另外,战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宽容的现代意识与世俗化生活原则的制约下,张爱玲完成了对文学现代性的建构。张爱玲的文学现代性是一种怀疑文明的中国式的世俗现代性,具有媚俗倾向;是一种基于宽容的现代意识但最终又有一定传统意味的反现代性;是一种与五四有一定关联但主要体现上海市民精神的文学现代性。     

社会学的"个人":意涵、问题及前景

社会学的"个人"是现代性过程催生的重大历史产物之一,这一过程赋予了"个人"独特的现代性意涵.也造就了"个人"所背负的沉重问题:背弃自然、背对历史、社会共同性的迷误,这些问题表现了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严重扭曲.在社会互构论看来,个人的现代性意涵对于破解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和深刻危机有着根本性意义.故须开辟现代性的新走向,以彻底变革人与自然的现有关系;拓展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视野,以理解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真实意义;阐析现代社会的共同性意涵,以重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新家庭主义：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伦理形态分析

在农村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不仅是被现代性力量改造的对象,而且是回应现代性压力的能动主体。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功能调适的产物,体现为“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发展目标的嵌入、村庄竞争的激活和家庭风险的内化定义了现代性压力对家庭转型的路径和机制的影响,激发了功能导向的家庭伦理实践原则。不同于传统家庭主义的伦理本位,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具有鲜明的功能本位色彩。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政策既要引导和调动农民家庭的能动性,也应适当疏解家庭压力和维系家庭的伦理韧性。     

新时代家庭道德建设的思考——基于关怀伦理与正义伦理融合的视角

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处理当代家庭问题中有重要价值,但伴随现代家庭结构的转变、家庭矛盾的凸显,我们需要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进行现代性的思考,这种思考主要基于一种将带有关怀特征的传统家庭伦理与正义伦理融合的家庭伦理构建新视角,为解决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家庭问题提供路径。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城市居民住房梯度消费中的家庭因素研究

住房消费是关系到城市居民切身利益的基本问题,也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认为,城市居民的住房消费本质上不是个体消费行为,而是一种家庭集体消费现象.因此,本文把城市居民家庭视为住房消费的基本单位,从家庭生命周期、家庭规模结构与家庭决策等三个方面来重新认知当前城市居民的住房梯度消费的基本特征.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裂变与社会和谐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是城市和谐发展的核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农村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农村家庭的裂变,"一家两地"、"一家两制"成为进城农民工家庭的主要形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要转变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观念,为进城农民工安家立业创造环境和条件,推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