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人类学视野下的亲属关系研究

作者首先分析了女性主义人类学如何重新审视亲属关系的研究,然后从两个方面总结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亲属关系研究:(1)分析亲属关系研究中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建构过程;(2)分析亲属关系的连续性和历史变迁。     

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基于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

本文把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置于传统-现代的维度中,考察了个体家庭与多组亲属关系实际交往的状况,分析了影响亲属交往疏密的主要因素,并评价了传统和现代因素在城市社会与城市家庭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互动方式.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和家庭普遍在重视发展密切的亲属关系方面延续了中国传统；与传统的亲属关系有着本质不同的是,亲属关系失去了控制和支配个人的权力；以血缘、亲缘关系远近排列的差序格局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亲属关系频度和亲密度的主要变量；中国城市居民的亲属关系有着自身的变化和发展逻辑,其与现代性因素之间并非简单线性或相互排斥的关系；亲属间的互助互惠等工具性行为,对于人们的现代性没有明确的正向或负向影响.     

社区认同的群体路径研究

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社会转型导致社区的现代性，从而产生社区认同的整合问题。虽然社会转型拉大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距离，但文化为二者提供了衔接的桥梁，利用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动态地应对社会形态变迁带来的社区认同问题。亲属关系实践有利于培养社区居民的自我认同和行为规范，并借助社会化的机制强化社区认同；地缘关系实践有利于增加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有效解决社区的异质性问题。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意义上的初级群体可以成为通向整合社区认同的有效路径。     

宏观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变化

通过对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分析,我们发现亲属关系仍然是城市居民核心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网的亲属构成中,配偶相对于父母、子女相对于兄弟姐妹的地位更加重要;朋友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占有突出的中心位置;同事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社会关系。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变化是中国宏观社会结构剧烈变迁的直接反映。     

性别二元化禁锢下的“言谈合适”

言语表达中存在着“性专有”和“性优选”两种差异。自然人在语言活动中，除了受本身的生理性别制约之外，主要需符合社会角色对言谈举止的约束。有意识地统一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恰当地合情合理地使用语言。使自己对社会性别这个社会范畴有更自觉的认识，能更清楚地认识在性别基础上做出的种种区分，认识到语言在建立与维持这些区分时所起的作用，才能使言谈更合适、更自然。语言变量研究证明，自然人在性别二元化的区分之下，言谈合适就是语言社会性别化的强制结果。     

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中适格原告的认定

我国司法实践承认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然而,司法解释对近亲属关系的规定过于简单,导致适格原告的范围过于宽泛,有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复杂的亲属关系和庞大的人口基数,被告将被迫对一个连直接受害人自己都很难确定的潜在原告群体承担近似无限的侵权责任。美国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以明确的亲属关系为基本判断标准,近年来又以实质性情感联系为标准进行更加深入的评价,以确保在完善救济受害人的同时有效兼顾对行为人自由的维护。参照美国法的成功经验,构建一种明确的亲属关系和实质性情感联系两大标准统一的全新机制,有助于为我国司法实践中适格原告的认定提供有效参照。     

制度变迁与企业家成长

制度变迁与企业家成长都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企业家成长是在制度变迁中进行的。制度变迁和企业家成长引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于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制约了企业家成长 ,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现实制度变迁和企业家成长之路在于制度创新和建立企业家制度     

试析正确处理亲属关系

正确处理亲属关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讲究社会公德既是处理亲属关系的基本准则 ,又对正确处理亲属关系具有保障作用。亲属之间要以社会公德为准绳 ,采用积极可行的途径和方法不断改善相互关系     

晋狮企业家群体文化特质的形成与演化研究

文章在总结晋狮企业家群体文化表征及其形成的历史诱因基础上,进而对集群化背景下晋狮企业家群体文化的局限性及其演化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与启示:企业家群体文化是促进区域产业形成与发展的文化资本;企业家群体文化是评价区域企业家资源禀赋的重要标志:由群体文化构成的企业家内生性环境是产业区得以形成的集聚机制平台;企业家群体文化需要在新的机制中扬长避短,整合重塑.     

明清时期亲属谦称中的谦语素

素属谦称特指那些基于亲属关系上的面对他方引称己方亲属时或面对己方亲属自称时所用的谦称.明清亲属谦称丰富、活跃却并不杂乱,它们大多含有"家"、"舍"、"敝"、"小"、"愚"等比较固定的表谦语素.通过明清时期含谦语素的亲属谦称的典型实例,可以对亲属谦语素进行梳理,得出当时社会对它们的使用规约,以为现代汉语书面语中亲属谦语素及亲属谦称的正确使用提供指导、借鉴或思考,也为亲属视野下汉语谦语史的研究奠定明清阶段的研究基础.     

傣族慢轮制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圣俗二元世界

西双版纳傣族慢轮制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止体现在古老的手工制作方式和工艺流程上,而且还深刻反映了傣族传统圣俗二元生活方式及其变迁,它构筑了傣族群体所独有的、也是不可替代的文化表征系统,是剖析傣族社会文化及其变迁不可多得的佐证.     

并家模式下的家庭权力重构及其实践逻辑——基于苏南农村的并家经验考察

苏南地区的并家对传统父权制结构造成冲击的同时，也重塑了新的家庭权力结构，并直接影响子代小家庭的发展。并家作为一种双系婚姻策略，以满足父代纵向情感需求为导向，客观上形塑了新的父权形态。“新父权”遵循“情感—资源—权力”的实践逻辑，本质上是父代参与子家庭事务的权力，具有隐匿性和不稳定性、权力相对性等特点。“新父权”客观上破坏了小家庭的边界，对小家庭造成挤压，但其权力实践因小家庭自主性强弱而呈现出不同形态。     

我国中产阶层的形成机制与社会功能--基于亚企业家理论的研究

亚企业家是中产阶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私人品的主要提供者。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增加主要依赖于亚企业家群体的壮大。在企业家制度安排下,亚企业家生成机制引致亚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并促进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壮大,由此推动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现阶段农村劳动人口的职业角色研究——对段夹村劳动人口职业角色分化情况的调查

本文以社会角色理论为基础，运用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方法，以一个村级社区为分析总体，对现阶段农村劳动人口的职业角色分化状况作了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现阶段农村劳动人口职业角色分化，不仅表现为职业角色类型增多，而且还表现为职业角色间的关系也由人民公社时期单一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发展为多种关系，私营企业主角色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社区“领袖”；另外，由于亲属关系在职业角色分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一些职业角色存在着明显的姓氏集中趋势，社区结构出现了利益群体与亲属群体结合或重合的现象。     

中西亲属法文化的冲突及其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

亲属法(Law of domestic relations; Familien recht)一词在比较法和法制史的领域内,常常被赋予不同的涵义。一般认为,亲属法是规定亲属关系、家长家属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而产生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即规定亲属或家长家属身份的发生、变更、消灭,以及基于上述身份关系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亲属法的发展变化无疑表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中国亲属法从奴隶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运动,则具有与西方亲属法不同的特质。中国古代的亲属是极为典型的身份法。以家族主义为核心,以名分等级为特征的儒家礼教和宗法思想深深地积淀     

社会认同：多维呈现与社会建构——基于贵州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史研究

借用亨廷顿对社会身份的分类方法,将三线建设者群体的社会认同分为族群认同、地域认同、文化认同、主观阶层认同和情感认同。通过口述史料我们发现,三线建设初期,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共同构成了三线建设者社会认同的主要形态,而到了三线建设中后期直至现在,主观阶层认同和情感认同的重要性逐渐凸显。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三线建设者群体社会认同的建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历时态下的时间轴,另一条是共时态下贯穿始终的"使命感"。时间的变迁反映的是不同时期国家对三线建设政策方针的改变,以及由于大环境的变化带给人们的不同心理体验,并最终折射为社会认同在不同时期呈现样态的转变。而"使命感"则很好地解释了三线建设者群体,无论是在三线建设初期的艰苦条件下,还是在三线建设后期直至现在个人境遇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均对三线建设保持高度情感认同的原因。     

变动中的东亚家庭结构比较研究

调查数据显示东亚社会的家庭结构没有呈现出核心化趋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的现代化水平序列和家庭结构模式形成了错位;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中的典型核心家庭在东亚社会中的比例都是相对较低的;三国四地各自的家庭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东亚三国四地的核心家庭(核心、夫妻和单亲)和亲属网络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东亚社会中的家庭变迁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模式,显示了家庭变迁的多维路径和多元模式。     

现代化进程中的姻亲关系审视

人类的亲缘关系是围绕亲属制度而展开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相对于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而存在的一种亲属关系,它是人类社会最原初和最基本的构成关系。亲缘关系既包括由生育带来的血亲群体,也包括由婚配带来的姻亲群体。姻亲关系是以配偶为中介,本人与配偶的直系或旁系血亲之间的亲属关系。姻亲关系作为亲缘关系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由来、发展及变迁逻辑

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城市和农村相分隔的二元式管理.前期为完成工业化,国家建立起以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集体制、二元户籍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后期则在城市化进程下,建立起以准市场经济、承包制与村社制、低价征地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城乡分治的二元式管理对加速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工占农利和城占乡利之模式.本文对该模式之由来、发展路径和变迁趋势进行了剖析并与苏联农村管理体制对比发现,中国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下其变迁方向亦另有独自路径.     

同性恋群体的家庭主义社会融入模式

尽管中国社会中的同性恋者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充满张力，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父母公开表达对同性恋子女的支持，并参与到为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的公益行动中。基于对“出色伙伴”及其服务的同性恋者父母的研究，揭示了原生家庭从同性恋群体主要的压力来源，向接纳和支持同性恋群体的积极力量的转变。这种转变植根于中国家庭发生急剧变迁的背景之下，并与性别关系、代际互动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密切关联。相比西方社会基于个人主义的同性恋群体权利争取和实现模式，受到“新家庭主义”理论的启发，研究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社会融入的家庭主义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