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

在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中,武汉三镇是受灾最重的城市。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行动,同时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通过考察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成长,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1855～1874年黄河漫流与山东人口迁移

咸丰、同治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漫流，汹涌澎湃之水灾肆虐于山东３０多个州县，其祸害之烈，惨不忍睹。连年的水灾造成山东人口迁移，其形式有三种：（一）以湖团形式移民于铜、沛、鱼等地；（二）南河故道移民；（三）后撤型移民。黄河漫流地区的人口迁移具有以下特点：（一）迁出地较为单一；（二）漫流区内部移民差异不显著；（三）移民的自发性；（四）移民的生存性。灾民外迁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对于迁出地来说，它部分地缓解了当地的人口压力，但土著流徙加剧了土地荒芜、村落萧条、城镇衰微；对迁入地来说，大量的移民前来开发荒地，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在政治、文化、政区设置等方面引起了当地社会的某些变动。     

传教士与中国救济理念的近代化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通过开设学校、报馆、医院,兴办慈善机构,参与赈灾救荒等方式,参与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在中国举办的慈善事业,影响了中国近代慈善救济思想和实践.这些影响表现在:慈善与救济内容的扩大与对象的延伸;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的变化;赈灾中从平均救济到选择性救济的变化.     

1910年奉天新民府水灾与救济——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考察

1910年奉天新民府发生严重水灾,灾民遍地,损失惨重.水灾发生后,官府及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劝募及赈济活动.官方稳妥地进行灾后救济并处理好善后事宜,安靖地方救济工作较为成功.但由于水灾过后未能根治柳河,为以后水患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晚清山东的黄河水灾

晚清时期,黄河下游的山东频受黄河水灾,特别是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后,黄河水灾频仍.黄河水灾导致晚清山东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社会矛盾激化,沿黄地区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下降,居住习俗深受影响,并出现河神信仰盛行的现象.     

黄河水患与北宋对外军事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一个朝代,造成这种局面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今的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如果从黄河水患的角度,对造成北宋时期军事力量薄弱的因素进行探讨,可以看出黄河水患在很大程度上对北宋的政治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制约了北宋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不能把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和孱弱的军事力量完全归咎于黄河水灾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但是,这些因素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近代华北自然灾害期间京津慈善机构对妇女儿童的社会救助

华北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历史上水旱灾害非常严重,如1876~1879年的“丁戊奇荒”、1917年以京畿为主的水旱灾、1920年的华北五省旱灾、1924年以直隶为主的水灾、1928~1930年的西北、华北大旱。1931年后直至1935年本区域又是连年水灾。灾荒年份,受害最深的是老弱妇孺,尤其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与贫苦儿童。在此期间,官方救济机构和民间慈善机构均致力于对妇女儿童的救助。一、官方和民间的临时留养首先,官方严禁拐卖妇女儿童。1917年京畿水灾督办处先是发布告示,严禁出卖幼孩,并要求直隶各县官署先行垫款免费收养父母无力抚养的儿童,俟后由督…     

内黄三杨庄水灾遗址与西汉黄河水患

西汉时期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灾情严重.内黄三杨庄遗址是一处西汉末期的黄河水灾遗址,也是一处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农田和庭院建筑遗址,被列入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广州大型体育场馆英文标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指出目前广州大型体育场馆英文标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改进和提高广州大型体育场馆英文标识的建议。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赀刑变迁与秦汉政治转折

秦律赀甲、赀盾之制起码起源于春秋,所收为实物而非货币;体现了商鞅变法以后秦以军事立国的政治特点,与秦重农重牧的经济传统相一致,统一以后依然如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表明,汉律对秦律因革并举,将秦律赀甲、赀盾全部改为罚金,同时扩大了赎刑的施用范围,体现了秦汉由尚武到尚“文”的政治转折,在促进了经济复苏、减轻刑罚的同时,也进一步导致司法不公,弱化了法律惩罚和制止犯罪的功能。     

启蒙运动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

中国学界一般以"理性主义"来概括启蒙思想,并据此得出启蒙运动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相对立的结论。本文先分析启蒙思想在英国的代表洛克的"经验主义"、在法国的代表卢梭的"情感主义"、在德国的代表康德对理性的批判,揭示这三大思想家对基督宗教的正面态度;再分析伏尔泰等抨击教会的法国思想家对人文精神和基督信仰的态度;最后对比了启蒙思想的实践者即美国国父们与法国革命领导人对基督宗教的态度之不同,及其对两国革命与后果的影响之不同。文章反驳了上述流行结论,指出基督宗教不但为人文主义提供了神圣的核准,而且提供了必须的补充。     

中国城乡贫富差距与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相互作用,使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本应缓解贫困,缩小城乡差距,但是,我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与当前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三元”人口结构不一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或使我国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只有为我国“三元”人口各自建立合适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解决农民生活普遍贫困的现状。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     

新历史主义与新时期影视

新历史主义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新历史主义对西方、乃至中国影视文本的影响是普遍的。新历史主义特征的影视常常将古代生存的丰富性简化为一个个亦喜亦乐的情节化故事,将历史上多元的权力关系简化为一次次爱情的游戏,将无情的历史真实简化为善恶分明的道德寓言,企图调和空间距离与时间进程的分离,为观众制造一个又一个的狂欢场景,从而满足他们实现社会认同或本能欲望的白日梦。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对西方新历史主义对中国新时期影视的影响表现了一定的担忧。其实,尽管新历史主义影视编导采用了游戏历史和消费历史的策略,使时间与空间产生了错乱,但我们在评价此类影视文本时,仍然要有历史尺度:我们在欣赏此类影视时,应考察它们是否能将历史进行重现,并以历史主人翁的身份回顾历史和改造现实。     

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工业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当前,在推进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西部地区面临着许多瓶颈因素的制约,只有通过产业链整合,促进工业内部二元结构的转化;加快制度创新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提升技术能力,促进二元产业层次的融合;发展循环经济,构筑生态工业模式;推进信息化进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具体措施,才能不断推进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我国银行保险共赢中的矛盾与出路

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银行保险已成为我国寿险三大支柱业务之一。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的银行保险已达到金融一体化的第三、第四阶段相比,我国银行保险还处于“分销协议”这一初级阶段。在对我国法规政策、税收等市场环境的具体分析之后,根据对银行保险发展模式的研究,给出了我国银行保险共赢中的矛盾的理论解释,并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议。     

美国与欧盟现行反倾销法及我国的对策

ＧＡＴＴ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达成了新的"反倾销守则",全称为《关于执行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定》（以下简称新守则）。它是在欧美国家多年的反倾销立法与实践的基础上对"东京回合"后达成的"反倾销守则"作了全面修改与补充,提高了透明度和法律上的预见性,加强了程序要求,强化了反倾销的纪律,从总体上来说顺应了美国与欧共体在反倾销措施的立场。除个别条款外,新守则基本上倾向进口国的利益,顺应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需求。它更多地代表了反倾销措施适用最多的美国与欧共体的利益。本文就ＷＴＯ反倾销守则及欧美现行反倾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