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法域交叉背景下“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定位与实现

“修复生态环境”责任是传统民法中广义“恢复原状”的延伸具象，但在实践样态上已超越民法，扩张成为一种跨公私法域的责任方式。在刑事司法领域，“修复生态环境”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非刑罚处罚方式予以适用。在行政执法领域，“责令修复生态环境”则是“责令改正”在生态环境损害领域的具体表达。在实现路径上，修复生态环境应首先通过行政追责方式予以实现，仍无法填补损害时，方可寻求司法救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可分为直接性修复和替代性修复，前者为首要责任方式，后者尚须严格界定其内涵，避免泛化，应通过严格的测算方法、监督执行方案及验收标准予以落实，以使替代性修复名副其实，真正实现生态环境修复的全面填补目标。     

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研究及立法完善——以类型化思维为视角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存在着难以梳清的模糊地带,而我国目前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又徘徊于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这直接导致了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的模糊,在司法适用上产生尴尬。为此,可以类型化作为思维角度对责令性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界定,并提出避免此类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模糊的建议：行政处罚权收归司法、“责令”二字在行政立法中慎用。     

“双碳”目标下流域生态修复的法律规制转型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已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体系与制度安排,启动法律规制体系的气候变化应对转型。流域是社会经济生态的综合系统,在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功能。目前流域生态修复形成基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行政修复与个体担责的司法修复两条进路,但受还原主义规制逻辑影响,流域生态修复法律规制体系不仅与流域整体性特征冲突,行政修复与司法修复也相互割裂,且司法修复有倒置成为主导的趋势,忽略了行政机关的核心修复职责。为契合“双碳”目标对过程与结果的双重要求,明确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定位,流域生态修复需要从立法目的、规划目标、修复标准以及规制逻辑等方面转型,激活流域气候变化调节功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未来应通过行政主导、司法补足的地位分配实现流域生态修复与固碳增汇的衔接,进行气候变化适应性调适,并协调生态修复与发展权的关系,积极回应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打造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保护的中国方案。     

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的正义进阶

生态司法修复基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方案。《长江保护法》实施以来,长江司法保护是回应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宏观目标的有效路径。近年来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大量设立,以生态空间为中心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衔接并作为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场域。作为司法能动的体现机制,其反映了长江司法保护从“纠纷解决”的形式正义向着“以生态修复为中心”并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的实质正义进阶。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实质正义进阶实现包含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目前虽然满足了初步要素构造,但在程序与实体的深层价值实现都存在提升空间。未来长江司法修复基地应当细化程序构造并衡平实体利益,秉持程序正义的稳定性与实体正义的开放性结合特质,实现立体化的长江生态保护。     

行政责令行为法律规范分析及立法规范

责令行为规范普遍存在于现行法律中,责令行为规范可分为司法责令规范和行政责令规范。行政责令规范可进一步分为内部行政责令规范和外部行政责令规范。通过对行政责令行为内涵的考量,可以确立特定的界分基准,将外部责令行为中的处罚性责令行为与命令性责令行为进行明确区分。根据法律规范中“制裁”要素的结构,可将具有行政命令性的责令行为规范分为五种类型,不同结构类型体现出不同的法律规范功能。现行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存在词义界定不明确、结构选用不合理、行为配置不科学等诸多问题,有必要构建典型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模型,以推动行政责令法律规范的统一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预期对租金房价比变化的影响作用研究————基于住房使用成本模型的分析

责令行为规范普遍存在于现行法律中,责令行为规范可分为司法责令规范和行政责令规范。行政责令规范可进一步分为内部行政责令规范和外部行政责令规范。通过对行政责令行为内涵的考量,可以确立特定的界分基准,将外部责令行为中的处罚性责令行为与命令性责令行为进行明确区分。根据法律规范中“制裁”要素的结构,可将具有行政命令性的责令行为规范分为五种类型,不同结构类型体现出不同的法律规范功能。现行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存在词义界定不明确、结构选用不合理、行为配置不科学等诸多问题,有必要构建典型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模型,以推动行政责令法律规范的统一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论行政约谈法治化路径

行政约谈在实施中存在“缺位”“越位”以及缺乏实效的困境,在制度上存在立法层次低以及不健全的缺陷。应定位行政约谈为行政事实行为中的非正式行政行为,将行政约谈的类型分为常态的行政约谈与异化的行政约谈;常态的行政约谈包括行政指导型约谈与行政调解型约谈,异化的行政约谈包括行政命令型约谈与行政处罚型约谈。应制定《行政约谈条例》进行统一立法,以“依法约谈”为基本原则,以政府职能边界、约谈对象违法情形、与其他行政行为关系三个标准确定行政约谈的适用范围,构建能够保障约谈对象与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行政约谈的实效性与效率的程序制度,将行政命令型约谈、行政处罚型约谈、规制性行政指导型约谈纳入行政救济的范围。     

论《民法典》中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司法适用

我国《民法典》第1234、1235条授权满足规定条件的机关和组织运用民事法律责任手段追究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违反国家规定或一般注意义务的侵害行为、损害事实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侵害行为要件上，除了将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认定为侵害行为之外，法院还可以将违反一般注意义务的行为认定为构成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侵害行为。我们可以将《民法典》第1234条中的“能够”和“修复”分别解释为“技术上、经济上和法律上都能够”和“基本修复、补偿性修复和补充性修复”,以便推动生态环境实物修复责任的司法适用。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修改司法解释为虚拟治理成本法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等生态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的运用提供切实依据，以便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责任的司法适用。     

美国政府管制成本与收益分析的制度演变——从总统行政命令到国会立法

美国政府管制凸现出行政权扩大和管制型国家兴起的发展趋势。行政机构拥有半立法、半行政和半司法的管制制度,已经改变了“三权分立”原有的内涵:总统的行政命令成为行政机构制定规章条例的指导大纲;行政机构的规章条例又渗透到市场的各个角落;国会通过立法制约规章条例的泛化;司法审查考虑到经济发展的现实,减少了对行政命令和规章条例违宪的宣告。政府最终从法律程序上改变了传统的命令与控制的管制方法,建立了成本与收益分析的市场管制制度。     

生态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及实现机制

生态修复责任关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实现。中国现行法律中生态修复责任表现为一种行政管制工具和一项法律责任方式。作为一项法律责任方式,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责任是以请求权为基础的民事责任,属于私法责任。生态修复责任虽有"私法责任"之名,但在私法责任的理论框架下,难以得到圆满解释和适用。遵照大陆法系公私法的二元划分,生态修复责任实为公法责任。此处的公法责任不同于传统的公法责任体系,是环保行政主管机关依赖公法规范督促监管污染者实施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责任。公法责任属性下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应当建立起以"行政磋商修复+行政责令修复+行政代履行修复"为主导的公法机制。     

The Running and Inspir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Behavior of Taiwan

Article 4 and article 201 of Taiwa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prescribes the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behavior and the types of the court’s decision. These articles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ction. The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behavior in Taiwan based on a relatively mature theory— discretion defect theory,and the general legal principles specifi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 These theories and legal provision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s for mainland to build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behaviors.     

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重构——基于制度本质的回归

从当前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呈现出“公权主导”和“民主行辅”的制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本质与核心价值,由此造成主体困境、法理困境、制度困境等诸多问题。通过域外经验考察, 中国应当秉持行政执法优先的理念,建立激励机制,发展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环境公益诉讼。具体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发挥司法监督功能;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辅,运用惩罚性赔偿发挥震慑功能,回归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本质。     

《公司法》宜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使广大市场主体能够“正常生存”，实现“更大发展”。公司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公司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法律。《公司法》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主体重要论述的贯彻。现行立法并未采取权利法定化的路径，导致公司生存权与发展权无法成为价值判断及司法裁量的直接依据。此次公司法修订应在总则部分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这两项权利是公司的基本人格权，贯穿于整个公司法规范体系及公司生命周期。公司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确立有助于公司的“正常生存”与“更大发展”，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亦有助于精准定位公司法改革之方向。     

论民国时期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以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判决为中心

通过司法审查以规制行政裁量是推进行政法治的重要环节。刊载于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公报》与《司法公报》上的426件行政法院判决书显示,行政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被诉的行政裁量行为在形式合法性与内容合理性上均加以审查。形式合法性审查包括审查行政裁量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裁量权的行使有没有违反行政法基本原理等方面。内容合理性审查则突破了1932年《行政诉讼法》第1条对行政行为只允许合法性审查的约束,借助中国传统司法“济情法之平”理念,对部分不合理的行政裁量行为判决变更。行政法院的审判实践对推动当时的行政法治具有积极意义,但国民政府未能及时修订法律,将行政裁量合理性审查问题确定下来,从而降低了司法审判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     

“专利蟑螂”之美国规制

基于专利权的排他性,专利制度的缺陷,专利侵权的后果而产生的“专利蟑螂”（patent troll）在美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专利蟑螂”威胁到大量企业的生存,阻碍了创新,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为了应对中国将来可能大规模出现的“专利蟑螂”的境况,也为在美国遭遇“专利蟑螂”的中国企业提供指导,文章借助美国专利制度改革、司法改革和竞争法等方面来探讨“专利蟑螂”之规制。     

论凯尔森纯粹法理论之宪法效力观

我国《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特征体现在普适性、程序严格、不得相抵触三个方面，据此可引出三个问题，即宪法为何应被遵守？为什么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较普通法律更为严格？法律抵触宪法无效？凭借独创的“纯粹法理论”在宪法学领域作出不可湮磨贡献的凯尔森，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宪法应当被遵守是因为其效力来源于“基础规范”；程序更严格是对“实质宪法”的形式化的要求；“法律抵触宪法无效”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陈述。以上解答便代表了凯尔森对宪法效力问题的核心观点，即其纯粹法理论下的宪法效力观，希望籍此能将纯粹法理论的合理内核融入当今宪法学理论研究之中，使“规范性”得到更多的重视。     

WTO与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实施与完善

行政许可法关于原则、许可设定主体和设定范围、许可实施程序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WTO协定的要求,WTO协定的国内实施也将为该法的落实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比照WTO规则,行政许可法尚需进一步完善,主要包括应增设比例原则和宽容审查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需要补充和明确;应适度拓展对行政许可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和强度     

试论比例原则及其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比例原则是德国首创的行政法原则,有不少国家予以运用。它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该原则的价值在于从权利的基本性质和法治国的实质精神出发,对行政权进行有效控制,体现出法的正义。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将其作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可以缩小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提高审判的可操作性和司法权威性,有助于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