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以三台山德昂族村寨为例

以云南省德宏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村寨的保护性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文章分别探讨了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价值及保护和开发的问题。认为少数民族村寨由村落文化空间、口头传统、节庆、手工艺品等构成,具有独特的民族、地域特色和经济价值。通过民族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互动,探讨用保护性旅游开发的理念和方法,构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互动发展的新模式,以实现其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的双赢。     

多元文化视野中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德昂族水鼓舞为个案

德昂族水鼓舞源于德昂先民的生活,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德昂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通过不断的总结和改良而形成的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文化活动,是德昂族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的结晶。本文以地处云南边疆山区德昂族水鼓舞蹈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口较少民族德昂族水鼓舞的延续困境,探讨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德昂族水鼓舞保护与传承的路径。     

《达古达楞格莱标》的茶文化内涵

德昂族《达古达楞格莱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史诗的瑰宝。以《达古达楞格莱标》文本为依托,从民族起源、原始思想文化、民俗意识等方面来发掘《达古达楞格莱标》的茶文化内涵,以弘扬诗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并促进德昂族传统文化——茶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中国龙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重构

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符号象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被赋予了高贵与吉祥的美好含义。然而,西方国家对龙的主流翻译是dragon,西方文化中的中国龙形象也因此打下了邪恶的dragon的印记,中国龙被西方人错误地理解成了邪恶的妖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传承性,承认世界文化的交融性与多元性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因此,在西方的文化意涵中重新塑造中国龙形象、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超越儒道互补:开拓创生的文化品格——程贤章长篇新作《围龙》启示录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传统文人人生范式的完整表达。本文认为 ,程贤章长篇小说《围龙》塑造的客家人形象以一种开拓创生的文化品格突破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生范式 ,而这种开拓创生的文化品格既解释了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 ,也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迎合西南地缘特征的山地文化生成逻辑——以滇缅边境地区的德昂族为例

塑造文化的物体系双重包容自然生态环境及其由客观和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历史环境,这两个基础要素共同决定人类文化体系。德昂族文化的发生发展深受西南客观物理环境及地方社会历史进程影响,德昂族文化根本就是西南边疆特有"物体系"共同形塑的精神体系的具体化存在。德昂族基于族群的历史迁徙和族群记忆基础上生产族文化过程中,经常会不同程度地遭遇地方大民族和客观地域环境障碍,逼迫人们牺牲性地放弃曾经的文化要素而调适性地依从地方物理区场。表层上,德昂族基于族群自我边界塑造自己的文化系谱,但其本质却是在不断地磨合不能有效吻合于地方物体系的文化菱角。也就是在这种文化打磨的过程中,德昂族创造出了充分浓郁有西南地缘特征和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结构,从而以更加"适应"的生活姿态延续和新创生多彩的族文化。     

旅游空间中的传统与现代性——傣族曼龙村寨的旅游人类学分析

在现代社会大背景下,傣族曼龙村寨在旅游中为游客展示了传统与现代性的完美碰撞。以傣园公司、游客、国家行政权力为代表的现代性力量,在旅游空间中与曼龙村民这一传统力量展开了互动,虽然双方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平等关系,彼此间地位也相差悬殊,但传统依然以各种方式凸显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后台"的真实生活中,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成为了主流。     

新罗神话的鸡龙崇拜：鸡首龙身与红山文化的鸟首蛇身

鸡龙是朝鲜半岛新罗神话的角色,不同版本记载不同,或载为鸡和龙,或载为鸡龙。究竟是鸡还是鸡龙,显然是一个问题。从鸡龙的形象起源来看,尽管鸡龙形象并不多见,但早在红山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鸟首蛇身的鸟龙形象,与鸡首龙身基本相似。朝鲜半岛南部的神话中出现鸡龙形象完全是可能的,朝鲜半岛南部也有红山文化传播的印迹。     

乡村旅游发展与民族传统艺术变迁——以湘西德夯苗寨为例

作为一种全球化消费文化形态,日渐兴起的乡村旅游对中国乡村文化尤其是对民族村寨中的传统艺术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就湘西德夯苗族村寨而言,其传统艺术是基于苗族历史文化传统和村寨日常生活文化运行机制而生成和存显的,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知识特征.乡村旅游的影响,苗族传统艺术逐渐从原来的村寨日常生活文化生态走向现代消费文化语境,其强烈的地方性知识特征被视为建构"奇异"文化空间的有效资源,原本仅仅作为苗族村民节日仪式或者日常娱乐方式的传统艺术,现都被重塑成供人消费的旅游商品,舞台展演是这种商品消费的主要形式.这就使得苗族传统艺术的发展和存显处于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延续与蜕变等多重文化选择的状态之中.     

“龙”的精神及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若干关系

一、民族团结、和平统一的象征在中国古代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之间，既有兼并，也有融合，主要是融合的关系，而龙的综合性形象，就是这种融合关系的最显著的表现。龙形象及概念自它产生之日起便为各民族普遍接受，中国的汉族崇拜龙，少数民族也崇拜龙。龙文化具有兼容并蓄性，使中华民族紧紧凝聚在一起，因而龙文化在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问题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并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对龙都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很强的民族凝聚力，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团结，这也是中国…     

龙的基本神性与民族文化心理

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作为一种"神物",龙必然具备种种神性.本文探讨和揭示了龙的七种基本神性.作为一种贯穿古今、广渗华夏的文化现象,龙的神性必然要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发生关系,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阐述了这种关系.     

泰国傣泐人的传统维持与族群认同——基于泰国两个村寨的田野考察

在外来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源于中国西双版纳而聚居于泰国北部的傣泐人的很多传统文化正在逐渐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有识之士采取相应措施来保护与复兴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当地文化发展的一种新现象.曼堤村与曼栋么村通过宗教祭祀、发展传统产业、编写民族刊物等形式来维持民族传统文化,促成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族群认同,将传统文化保护与社会需要相结合,形成了以村寨为主的基层积极主动保护传统文化的现状.     

苗族村寨选址的生态智慧与历史情结

苗族村寨选址是苗族建筑文化的重要内容。现时态的苗族村寨,其选址活动多数发生在一两百年前。苗族村寨选址方式至少有13种。选择行为总体上具有对隐蔽性、对利用大山逃生的便利性和对凭险抵抗自然优势的强调,极富生态智慧和历史信息。苗族村寨选址的生态智慧,主要源于苗族元哲学思想和富有适应性的传统知识体系。在苗族元哲学思想逻辑下,所有的选址活动,都是富有理性的行为,不是迷信活动,不能运用现代科学理论观点进行简单否定。     

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的文化保护与发展

当前,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过程中,由于理论指导的不足和价值目标的偏差,在民族文化开发利用上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和较突出的破坏性开发问题,主要体现在“伪文化”的出现、民族文化的过度开发、社会关系与社会价值观的变异、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周边社区脱节、生态环境的破坏等方面。对此,应提倡联动发展、教育先行、合理规划和保护生态,促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可持续发展。     

试述古代小说中龙女形象的发展演变

龙的形象在六朝的志怪作品中比较简单,在唐传奇中开始趋于生动。在龙的系列群像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龙女形象。龙女形象的发展演变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渐渐褪去令人类陌生和恐惧的异类形象和兽性,直至被赋予人格化的、为人类接受、亲近并与之婚配的温柔形象。唐传奇《柳毅》的出现,真正使龙（龙女）成为了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朱坝村房名调查报告

黑水传统社会中房名制度是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本文试图以一个传统文化保留较好的村寨——朱坝村为个案，呈现出一个传统房名制度影响下的社会村落如何运作，以及房名制度如何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逻辑。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文化形态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具有明显的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产业开发价值.本文按其功能,将传统聚落的物质形态构成要素分为宗教要素、生活要素和自然要素三类,并从空间构成上将其划分为环境空间、精神空间和生活空间,进而从物质层、心物层和心理层三个层次对文化形态赋予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影响进行剖析,归纳出传统聚落的四个文化因子,即水之村寨、越人之村寨、神灵之村寨和佛之村寨.提出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按傣族聚落的文化核心、社会时代特征和相应的民族价值观将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有机地统一了傣族传统聚落发展中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作用,深化了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产业开发中所需的、对传统聚落文化演进的认识.     

重构门多萨的“金蛇王权”想象——论16世纪中西关系史的形象塑造

如何把龙这一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到印欧语境中，是困扰了中外译者几个世纪的难题。16世纪的西班牙汉学家门多萨曾用“金蛇”(serpiente dorada)来表征中国皇帝的权力符号。尽管现下汉语学人也关注到了早期汉学家使用“蛇”来翻译“中国龙”的转码策略，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宜之策，却忽视了两者在中世纪语境下都具有浓重的负面意涵。因此，问题的关键并非是“蛇”的负面文化冲击力轻于“龙”,而在于龙是以基督教的异族暴君形象存在于16世纪欧洲文化记忆之中的，而建构这样一种异质文化形象背离了《中华大帝国史》的同一化书写立场。与此同时，作者的同一化意图又被巧妙地编码进了乌托邦式的想象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从中西方遭遇之语境下的具体政治经济经验中解读，这种新文化形态是16世纪中西关系史进程的一种历史折射。     

史前信仰中神龙形象来源刍议

人类信仰的一切形象都源于可被观察的自然现象,受崇拜的形象并非来自虚幻,而是自然现象被神化的结果。本文旨在比较各上古文化的信仰内容,并藉此了解中国龙的形象自然来源。对照上古文化信仰可以发现,自古埃及以降的闪米特文明都有神奇蛇的信仰,但这些蛇都是克托尼俄斯的神物,代表地下界,从不升天也不飞翔,这种信仰符合蛇的自然本质。然而中国的龙完全不同,其为天神,既不符乎蛇的本质,又和其它古文明崇拜的蛇神形象大异其趣。因此可以推断,埃及蛇与中国龙的形象和神能俱不相同,形象来源应该也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笔者以为龙的形象来自昆虫。龙的崇拜源自农耕文化,而昆虫对农耕生活影响极深。农人天天观察昆虫,发现其具有羽化神能。在大自然中,只有昆虫能由蛇体化为鸟形,也只有昆虫能暂死后再生、升天。因此古人神化昆虫,这实为龙的形象与崇拜来源。不同地区的萨满教,都有崇拜昆虫变形、羽化神能的痕迹。不论从考古资料或古代文献中,都能发现中国先民确有尚虫信仰。古埃及人也崇拜过昆虫,事实上,笔者认为与其和埃及的蛇神作对比,中国龙可能更近似于古埃的金龟蜣螂甲虫崇拜。尽管埃及的金龟和中国的龙崇拜在起源、发展上关联性不大,但两者的信仰观念与象征意义却相当接近。本文以中国龙的古代造型和自然幼虫作对照,发现很多幼虫尾巴上有带着犬齿的假头或尾刺。这种双嘴的形状恰好符合古代中国龙的造型特征,尤其在商周礼器上,头尾两端双嘴的龙形更是随处可见。头尾双嘴是幼虫的特征,农人观察昆虫,依其形体创造出神秘概念,而神龙的双嘴形状正可旁证龙的形象源于昆虫的说法。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将着重讨论夏禹的故事和其名号。夏禹形貌为虬龙,其名"禹",恰和"虫"同字,故龙、虫义同。夏禹神话也表达了幼虫与神龙的同等性。     

20世纪80年代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别意义

20世纪80年代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突破了50～70年代的单一刻板模式,变得多姿多彩。这种变化主要有三种趋势:一种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彻底反叛,以对抗男性中心文化;一种是向传统女性形象的回归;一种是试图寻求一种独立、平等、和谐的新型两性关系。这种女性形象的分化反映了传统的女性价值观受到质疑和解构,女性逐渐成为社会性别关系的一个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