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接触始末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在东方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渠道在华寻找政治同盟。南方实力派陈炯明资深的革命经历、对新生苏俄的赞美和尊崇、反帝爱国的政治态度曾一度使他成为苏俄、共产国际选择的联合对象。然而事实证明陈炯明并非莫斯科式的革命者,"六一六"事件发生后,陈氏对莫斯科和中共的态度也急转直下,苏俄、共产国际结束了联合陈炯明的尝试,从而转向与孙中山的合作。     

苏俄、共产国际的结盟策略与在华合作者的选择

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找同盟者的策略,主要来自于列宁的早期结盟策略思想以及共产国际关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形成同盟,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东方战略".由于共产国际和苏俄在目标上的矛盾以及对中国情况的疏解,来华代表们在中国寻找同盟者的过程必然要经历往复的试探和选择,最终其确定国民党作为其合作者.     

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原因探析--基于苏俄、共产国际因素的考察

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是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因素之一,此为孙中山亲口承认.十月革命后,苏俄宣传理论不断完善,为其"移植理论"提供可能.苏俄、共产国际主要通过派往中国的代表来影响孙中山."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更是面受教益.孙中山在舆论宣传思想与实践上的努力最终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可.     

试评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贡献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 1 92 4年 1 1月来华 ,主要任务是参与筹备和参加中共“四大”,指导中国大革命。中共“四大”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大历史功绩 ,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 ,已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这是全党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其中也有维经斯基的贡献。本文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 ,对维经斯基与中共“四大”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客观地评价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重要贡献 ,这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初苏俄政府与中国地方实力派交往原因初探

重视中国地方实力派是20年代苏俄政府对华外交中的一个特点,来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频繁与中国地方实力派接触也是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重要表现。由于与北京政府恢复邦交谈判进展不顺利,而中国地方实力派的特殊地位使它们具有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与中国地方实力派联合将有助于中苏谈判朝着有利于苏俄方向发展,而且与它们合作有可能形成与苏俄联合反日的力量。苏俄政府对华的多重外交表明国家利益始终是苏联外交至高的原则。     

析共产国际从联合吴佩孚、陈炯明到联合孙中山的演变

众所周知,在我国民主革命之初是共产国际、苏俄首倡联合孙中山,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但联合孙中山则非共产国际、苏俄之初衷,而是在它们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的方针破产之后,特别是在一九二三     

罗素的两大命题与20世纪初社会主义论战的再审视

20世纪初,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访问,提出了事关中国前途的两大命题,引发了思想界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大论战。论战的双方虽然在观点上针锋相对,立论也均有片面性,但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民族先锋,都希望能为中国的富强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高调主张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其主张受到民族心理和情感、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后的舆论氛围、苏俄和共产国际为实施其东方战略的强力介入等因素的影响。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传播分析

20世纪上半叶“苏俄通讯”传播文本,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撰文本,中国作者实地踏访后写出的通讯文本.另一类是翻译文本,由中国翻译者从国外报刊上译录的西方“苏俄通讯”文本.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文本,它通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自我传播等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经验在中国的有效传播.     

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政权与政府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根据俄国、印度和中国的材料,研究和阐述了东方国家旧政权与旧政府的特点,揭露和批评了其弊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旧政权与旧政府是与农民生活的孤立性相互适应的:俄国等东方国家集权的政权与政府往往帮助新生资产者剥削农民;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政权与政府往往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使本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列宁提出,沙皇政权实行的是专制君主制或无限君主制,由沙皇独掌全部政治权力,残酷统治和压迫广大人民.十月革命时期及其以后,列宁领导苏俄人民对建设新政权与新政府进行了探索,形成并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观点: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列宁主张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与政府;1918年春,列宁主张建立坚强有力但受到有效监督的新政权与新政府;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建立有文化的国家机关和精简与节约的国家机关;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以后,列宁主张在东方一些国家建立农民代表苏维埃--这些国家的新政权.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维经斯基初次使华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作为第一位使华的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成功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他借助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社、成立革命局、成立书报中心报道十月革命及苏俄建设情况,出版、译介、印刷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知识分子、学生、工人中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论列宁的东方理论

从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期间列宁的文献看,他的东方理论已经产生。从他逝世前夕留下的文献看,东方理论已经成熟。东方理论包括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东方国家必须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伟大而曲折等重要观点。东方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实现了由“西方重心论”向“东方重心论”的转移,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为正确地认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思想指南。     

维经斯基:成功的首位赴华使者

1920年，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同意派出的首位使者来到中国。他的活动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早期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始末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访晤了孙中山，得出了应该实行国共合作的结论。他去北京向苏俄第一个驻中国使团团长巴意凯斯汇报工作后，便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对此完全赞成。     

程序弊端导致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

对于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大多学者认为“东方战略”是主要原因。其实，共产国际在整个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共同导致了其错误的形成。决策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对中国的情况把握不准，没有能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思考中国的问题，决策者不能够吸收各方面的正确意见。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共产国际代表将决策环节的争论延续到执行环节，增加了中国共产党执行的难度，甚至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混乱。     

共产国际与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领导权问题

<正> 共产国际为指导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做了许多工作。一方面,促进了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其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和失败,甚至几乎陷于绝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解决好这些国家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有两次代表大会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东方国家的革命问题。这就是分别于1920年和1922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两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     

共产国际二大与党内合作

共产国际二大提出了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该是反帝、反封建以及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的思想,这当然毋庸置疑。但是,在一些论者看来,与此联系的下列观点同样似乎不须要怀疑:马林之所以力主国、共党内合作,就是以共产国际二大精神为依据。这种看法是值得讨论的。共产国际二大召开时,中国、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欧洲资本主义主要不是从工业的欧洲各国,而是从自己的殖民地汲取自己的力量。……欧洲工人阶级只有在这种源泉完全枯竭时,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犤1犦因此,“为推翻国…     

廖仲恺与共产国际使者的交往及其影响

共产国际素有苏联政府的"第二外交部"之称,其使华人员往往担负国际援助亚洲尤其是中国革命力量发展和政府在华寻求革命新盟友的双重使命。廖仲恺与路博及马林的交往,有助于对苏俄革命情况及其对华政策的了解,也对其"联俄"思想的形成和在行动上推动孙中山实施"联俄"政策有很大作用。     

"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

印度的中国形象在历史时段上分为古代与现代,古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神话与信仰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中心与边国的对立等级关系是由佛教信仰确立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同样成为边国,西方是中心,其差异与等级的关系是由西方现代性确立的.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或者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与印度竞争、对峙、排座次的东方对手,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同时作为他者,完成现代印度"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双重身份认证.现代印度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第一层是知识论的,第二层是意识形态的,第三层是话语理论的.     

东西方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东西方理论是东方社会主义理论与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合称 ,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方案至今未变成现实。 2 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 ,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发展起来的。中国在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 ,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探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