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入唐诗人的特征及其成就

朝鲜半岛新罗政权与唐朝的关系是朝贡册封关系,是唐代周边诸国华化最深之国.新罗入唐诗人的数量和水平,在诸国入唐诗人中均居第一.新罗宾贡诗人集中出现在晚唐.新罗国对留唐及第的器重和及第归乡后的荣耀,使得宾贡生对进士科举的执著不逊于晚唐举子.活动于唐末的崔致远、朴仁范、崔承祜、崔匡裕四人取得了较高的诗歌创作成就,代表了新罗宾贡诗人的最高水平.其中崔致远的总体创作成就最高,但艺术水平不及朴仁范.     

崔致远汉诗创作与唐代社会书写

崔致远是朝鲜公认的汉文学鼻祖,也是朝鲜统一新罗和唐代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在唐期间,崔致远创作了不少赠酬诗、送别诗、纪德诗、述怀诗,记录他的生活和交游,并以此抒情写意。同时,他的汉诗还描绘了唐代社会的拜见礼仪、请托行卷、江南风俗、社会战乱以及名胜美景。崔致远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唐代社会画卷以及中朝文人交流的场景,也表达了其中国情结,至今仍有历史与文化价值。     

论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建设资源

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志改革汉诗的诗人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改变了汉诗的功能和形态,加速了汉诗内容的平民化、创作方式的激情化和新诗形式的自由化,刺激了诗界革命和新诗革命,加快了汉诗的现代化.新诗对民间诗体的重视既加剧了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转化,也在古代文人诗体--定型的格律诗体受到新诗革命者极端否定的时候,起到了维护汉诗传统诗体的作用.受政治需要民主自由改革、新诗改革需要增多诗体的时局影响,还受到以西方浪漫主义诗派重视民间诗歌的外来风气的影响,新诗诗人才在20世纪初的新诗革命时期高度重视民间诗歌.此间的民间诗歌热不仅影响了诗人的作诗方式,还影响了诗人的做人方式.     

新罗文人崔致远与淮南节度使高骈交往关系考

唐末来华的著名新罗文士崔致远在游宦淮南幕府四年期间,与淮南节度使高骈既建立了融洽的宾主关系,也缔结了亲密的私人情谊,同时还曾有过频繁的诗歌赓和活动。崔致远于中和四年(884)秋决意东归新罗,其起因也与淮南政局的恶化以及幕主高骈人生态度的转变有着很大的关系。     

中韩诗谊诗话四题

西汉中叶《周易》学者焦延寿所著《易林》中载有中国第一首歌赞朝鲜之诗。从丽玉的《公无渡河》到李白的《公无渡河》，古代朝鲜、中国两位诗人共同为“公竟渡河”谱写一曲狂者之歌。来自新罗国的五鬣松生根子华山，李贺以它为题林创作了《五粒小松歌》，是中韩友谊的又一诗证。新罗才子、晚唐诗人崔致远在中国留学和做官期间，与女道士兰若柳有过一段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     

中国十四行诗体的形式特征综述

“十四行诗”在我国古已有之，这是华夏古国诗歌的形式丰富多彩的一个佐证，但不是古代诗人的自觉有意的创作。“十四行诗体”在我国现当代走过了“模仿、创造、发展”的三个阶段，涌现出一大批十四行诗人，但中国诗人在创作中，从内容到形式，都按照汉诗的特点习惯进行改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十四行诗，这是中国诗人对世界诗歌的贡献，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郑蕴汉诗中的中国典故研究

郑蕴是朝鲜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和学者,他生平积极参政,同时创作了604首汉诗.郑蕴诗作中引用朝鲜朝典故少之又少,反而广泛引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义士、有谪迁经历的臣子、品格高洁的隐士及重情重义的事典,以及《诗经》《论语》《孟子》《楚辞》等先贤的著作,杜甫、文天祥等诗人作品中的语典,这体现了郑蕴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文学审美趣旨,更表现了中国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深刻的文学、文化交流关系.     

川沙的诗意之思与汉诗的期待

加拿大华语诗人川沙的汉诗,通过英译,在北美颇具影响力.川沙的诗歌,富有激情与力量,在语言节奏上追求打击乐的音响效果,在诗歌意象上重视自然事物色彩的美丽描摹.他的《裙子组歌》,体现了诗人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崭新追求.诗人的故乡与异乡之思,显示了汉诗深度探索的可能性.     

接受的先声：陶渊明形象在韩国的登陆

从崔致远与晚唐文人的交游,《昭明文选》与韩国的科举制度,崔承佑等众多的新罗留学生在唐的文笔活动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陶渊明形象在新罗末高丽初(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亮相于韩国文坛的过程.     

追随崔致远在中国唐代的历史遗迹

韩国新罗学者崔致远于869年入唐学习,于885年以唐使者身份归国,在此期间,他的游踪范围涉及到漂水、高淳、盱眙和淮山、淮阴和水廓、淮安和新罗坊、扬州和唐城、苏州和邮事等江南地域.实地考察这些历史遗迹,为崔致远的研究开拓新视野,注入新活力.     

在中西之间:朱光潜的诗论

朱光潜的诗论力图融合中西,但其立足点在西方诗论,其侧重点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朱光潜的诗论科学地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中国传统诗的独特内涵,同时又总结了新诗的经验,为新诗"非诗化"倾向的克服提供了理论指导,对新诗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李朝末期汉诗家申纬

李朝末期,社会极度堕落,百代硕学李星湖、丁茶山归隐林下,文运陷入混沌。天才诗人申纬继金昌协之后成为时代的彗星。其诗以苏轼为宗,自命“由苏入杜”,又因同清代名儒翁方纲等江南名士广泛交游,故受清朝清丽纤靡诗风之洗礼。其书、画亦为人颂。因此,申纬以诗、书、画三绝名扬中外,在朝鲜汉诗文坛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东渐日本的文化结晶,是汉诗最大的海外支脉。在共同的文字基础上,随着对汉诗的不断受容与扬弃,日本汉诗逐渐将域外文化与自身的民族性相融合,走向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学传统,同时在语言文字、内容题材、汉诗训读方面创新求变,最终完成了汉诗的本土化嬗变,使日本汉诗获得了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异质特性,成为源于汉诗而又异于汉诗的日本的汉诗。     

吴芳吉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

吴芳吉是20世纪前期的著名诗人,其诗独辟蹊径,自成一格,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但学界对其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从诗歌创作概况、丰富的内容、鲜明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特点等几个方面予以简析,展示其诗歌的突出成绩和创造性,阐释其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特殊意义及其现实价值。     

谁知圣人意,不尽书籍中——苏轼诗歌用典研究

苏轼用典比前人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为灵活多态,能够从典故来源处汲取创作灵感,转换体物视角,借鉴创作经验,进而推陈出新.尤其是在语典使用中,转益多师,取长补短,形成多样化的创作风格.同时,还不断改进和拓展用典方法,既影响到诗歌的修辞,又影响到命意谋篇,为诗歌带来多义性、情节化等特点,体现出“有为而作”、“辞达而已”、“无中生有以追求神似”的诗学主张.     

为排除结构中的汉诗作论作史——毛翰论之三（上）

作为诗人和诗论家的毛翰，根本就不被西方的时髦理论和创作牵着鼻子走，甚至是完全拒绝西方的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尤其是其诗论，无论是国内向度还是国际向度，均特别彰显了个人立场和中国身份。从他选析的《历代帝王诗》以及诸如《帝王诗、帝王气象及专制情结》、《民国首脑们的诗》以及《诗祸余生石天河》等一系列笔锋犀利、鞭辟入里、充满锐气和才学的重要文章，其从诗歌介入历史，未必就是为了颠覆权力关系。其《诗美创造学》、《歌词创作的原理与方法》特别醒目的是，因为其是诗人出身，在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中便随处可见其相当浓厚的经验色彩，是随手拈来和谈笑风生之中的精彩纷呈。     

戴望舒诗歌翻译的文化选择

戴望舒翻译诗歌的数量远远超过他创作诗歌的数量,这取决于历史处境与他的文化选择。他在现代新诗史上的位置不仅仅在于他开创的新诗风,也在于他通过译诗为汉语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语言质地和迥异的想象空间。戴望舒诗歌翻译也展现了其文学与文化重构的宏伟目标。     

才思横溢触处生春--东坡"以才学为诗"析论

苏轼学问繁富,诗中用典丰缛,千变万化,善于镕铸,做到"神仙点瓦砾为黄金."大体有用事与用辞两端.用事类可别为七种方式隐含式、缩写式、翻案式、抽取关键语句式、翻用式、暗用式、直用式等.用辞的变化,则可归纳为10种情况改字、增减、重组、摘用、倒用、反用、暗用、套用、引用、缩用等.     

许筠对唐宋明及朝鲜诗歌的批评

朝鲜王朝是朝鲜历史上诗歌理论发展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的许筠诗歌批评涉及到了唐、宋、明诗以及朝鲜历代诗歌。他以唐诗性情本质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崇尚唐诗,轻视宋诗,肯定明诗。在对朝鲜历代诗歌的批评上,体现了他的民主、民族意识。     

论金笠诗嘲戏风格和女性题材的汉诗渊源

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是金笠诗歌的整体性风格,而女性题材则是其诗的重要内容。要深入理解金诗整体上的嘲戏风格和其女性题材的世俗情调,对汉诗传统的借鉴是一个重要原因。金诗对从先秦到唐宋的汉诗传统都有所汲取,其中李白、苏轼和柳永的影响尤巨。狂傲不羁的李白诗、怒邻骂座的苏轼诗和风流从俗的柳永词构成其诗歌嘲戏风格和女性题材之世俗情调的重要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