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公民参与的诸因素分析

公民参与是现代政府制订、实施和评估公共政策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进政府公共政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有效途径。本文分析了公共政策与公民参与的内涵及联系,探讨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必要性,针对具体实践中制约公民有序参与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扩大公民参与的途径,以期进一步推动公民参与的发展,从而制定出有效的公共政策。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限制因素及解决途径

公共政策的制定既是整个公共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又是决定一项公共政策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并达到政策预期效果的关键。因此,保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有效参与,无疑是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虽然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规范。     

公共政策制定中大众媒体对公民有序参与的影响

扩大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大众媒体与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既可以制约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也可以促进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大众媒体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动机、参与方式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的范围、质量和效果。     

论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价值与路径选择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决定着政府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科学性、合理性与实施的可行性,有助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增强对公共政策的回应与监督.实现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应该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政策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政府性民意表达机制与舆论监督机制,并培育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践行公民参与,培养公民参与文化.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背景及现实选择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背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民主的发展,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效地保证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也面临许多限制性困境,对公民如何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公民参与的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公共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确保公民在政策制定互动中的知情权、加强制度建设等,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现实选择.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随着新型服务行政理念的发展,政府应重视公民对公共政策周期的全过程参与。基于政策过程模型,从议程建立到政策制定、执行、调整,再到政策终结,公民应参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使政府和公民间形成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政府与公民实时沟通渠道不畅通、官员公开信息不及时、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等主要障碍。为此,应从完善双方沟通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培养公民参与能力等方面着手,促进公民的全程参与。     

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研究

在互联网时代,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如何使公民能够有序地利用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我国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既有积极作用,也存在许多问题,今后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引导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化分析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确保社会价值公平分配的重要途径。公民通过各种不同的参与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要实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有序和高效,科学合理、公正公平的制度保障是关键,而制度障碍正是目前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瓶颈。应从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以及重点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建议、批评制度和听证制度等具体制度建设入手．以完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环境。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适度参与分析

随着我国的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政策参与日益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度十分低,这也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科学性,也会造成政策腐败和政策的执行困难。因此学术界就提出要大力加强公民的政策参与,但是,过度的参与也会影响公共政策的效率,增加公共政策的制定成本,影响公共政策的权威,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乱。所以,公民的适度参与才是目前最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政治民主的发展状况的最佳选择。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确保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效参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我国目前正在逐步推广的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应通过合理的制度构建,使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有序”的形态下展开,努力创造出既与世界文明潮流相一致,又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良好状态。     

组织化有序参与：扩展公民参与的新思路

公民参与碎片化是导致扩展公民有序参与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使公民参与组织化。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的组织基础,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功能也符合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目标。因此,要通过激活群团组织的利益表达与聚合功能、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市场治理和释放NGO的社会治理活力来实现公民组织化有序参与。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论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

在网络化时代,网络将成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网络增强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直接互动。在网络环境下,应着重围绕提高政府和公民的网络素质,建立面向社会的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以加强网络参政的法制建设等提高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广度和深度。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驱动机制建构——基于福州便民呼叫中心的个案研究

在理论推演的基础上,基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公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影响力的格局,提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3种模式,即政府驱动型、公民驱动型及公民全过程参与型,指出公民驱动型绩效评估模式是打破当前政府驱动型绩效评估模式,并向公民全过程参与型绩效评估模式过渡的有效途径.同时,以福州便民呼叫中心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定性实证分析,归纳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公民驱动型绩效评估机制的特征和运行过程,建构公民驱动型绩效评估模式的理论内涵.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问题研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证

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可以说是公民有序参与的一个标本。公民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是有选择的,公民有序参与的驱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各样的利益需求。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民参与必要性,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政府公共政策所固有的缺陷和不足成为公民有序参与的触发机制,而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有序参与存在着制度缺位,这就迫使公民有序参与要进行恰当的技术选择。在政策参与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保证公民有序参与的实现,公众则通过参与技术的选择形成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了政府与公众的合作共赢。     

公民参与形式的类型及其适用性分析

公民参与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和政府公共政策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公民参与形式的设计和选择直接关系到参与的结果及有效性,进而影响到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尽管公民参与形式选择的有效性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人们仍可以采用一些规范性标准来评价公民参与形式的有效性,从而有助于公共管理者在不同的政策背景和目标下,理性地对公民参与形式做出选择。     

环境风险中政府信息公开与民众参与的博弈研究

通过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博弈分析,研究政府公开三种不同类型环境风险信息的动机,在此基础上分析民众参与对政府公开环境风险信息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在民众参与缺失情形下,政府公开第I类环境风险信息;为避免承担信息公开成本,政府隐藏第II类环境风险信息;引入民众参与不能促进政府公开第I类环境风险信息,仅在确信民众参与必然发生时,政府才有可能公开第III类环境风险信息;对于第II类风险,仅当政府确信民众参与必然发生,同时民众确信其参与后政府必然采取风险应对措施时,政府才会公开环境风险信息,民众能够参与政府风险决策。     

基层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中国基层政府对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具体机制处在探索之中,存在机制不健全、参与渠道不畅、公民参与意识薄弱等诸多问题。这使公民基层政府绩效评估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推动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关键之一,是从公民的主体地位出发,认识到公民在社会生活中不仅仅是顾客,而且可以承担多种角色。文章分析了公民的多元角色对基层政府绩效评估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基于多元化角色理论,对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进行路径建构。      

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道德能力

现代化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指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自主决定公共政策的议题、程序,通过国家的力量实现对公民社会的自治,这种参与要求公民具有理性的自我认识能力、基本的正义感能力以及形成合理的善的观念的能力作为前提.公民的这些道德能力的形成的保证是公民拥有参与公共活动的基本财富与公民社会和法治秩序基本形成.     

权利本位: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

权利本位是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权利本位是以普遍赋权的方式通过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宪法化、地方法制化和具体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立法模式。作为一种法哲学观念,权利本位观表达了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或者出发点的一种价值陈述,实现了传统社会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力本位模式向现代社会权利本位模式的转换,包含着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现代化的功能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