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行为·艺术: 性别权利倡导和抗争行动形式库的创新

2012年被媒体称为中国“女权行动元年”。通过考察这一年发生的“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上海地铁反性骚扰”和“光头姐抗议教育部”等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性别事件,文章分析了街头行为艺术作为一种新的抗争行动手法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相比近年来抗争政治研究整体蓬勃发展的局面,国内学界对抗争行动形式库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首先对这一领域的理论视角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然后简要呈现街头行为艺术在中国抗争政治景观中的兴起。文章的主体部分围绕这一抗争行动手法的三个关键词——街头、行为和艺术,结合近年倡导性别平权街头行动的实证资料,详细阐述了它们各自对于抗争行动的意义及其对实施效果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从政策改变、参与动员和文化变迁三个层面,评估运用街头行为艺术进行诉求表达和政策倡导的成效。     

为什么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存在差异 ——一项基于治理结构与政治机会（威胁）的城市比较分析

本文结合社会运动联盟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比较了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形态,提出一个基于治理结构与政治机会（威胁）的比较分析框架来理解两个城市业主组织联盟形态的差异。研究发现,与广州相比,上海的物业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基层治理组织架构也更加健全,体制内支持者相对缺乏,从而降低了社会冲突发生以及冲突激化为社会性公共议题的可能性。考虑到都市抗争的反应性特征以及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和利益表达双重功能,都市抗争研究应该具体分析行动限制的制度根源、国家在预防社会抗争出现以及在抗争过程中的多重角色。     

从在线到离线：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以反建X餐厨垃圾站运动为例

本文以反对垃圾站选址的社区集体抗争为例,采用虚拟民族志方法,展现了业主利用互联网进行抗争的行动图景,揭示了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从线上走向线下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于浅层行动,在线动员能够实现广泛的离线参与;对于深层行动,在政治弱控制、参与热情高涨的运动初期,在线动员效果较好,但在政治控制介入、行动力弱化的运动维持阶段,则需要通过离线的二次动员或现实网络及组织的生成来保证行动参与并支撑运动的持续性。文章指出,互联网的动员潜力、行动特性及运动历程综合影响着从在线到离线的转换,而控制因素产生的政治风险塑造着网络动员的方式和策略,型构着网民群体的行动逻辑,并最终呈现为对在线动员效果的约制。     

组织动员、行动策略与机会结构——业主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组织动员、行动策略和机会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基于发生在1999-2012年的中国191个业主维权案例,系统考察了纠纷类型、参与人数、维权方式、业主组织和政府反应五个因素对业主集体维权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涉及政府部门的行政型纠纷和混合型纠纷中,业主不易维权成功;动员一定数量的业主有助于集体维权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动员人数越多,成功可能性越大;不同维权方式及其组合会影响维权结果,非制度化的激进行为并不利于业主实现其利益诉求;真正代表业主利益且能有效运作的业主组织可以显著提高业主维权成功的可能性;政府的行政失当行为(包括不当干预和行政不作为)大大增加了业主维权的难度。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     

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广州一个社区就物业管理费和业委会展开的集体行动,试图说明在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维权运动中,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社区运动及其行动策略的产生,一方面是“依法抗争”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到“以理抗争”的多重文化逻辑的影响,即包括行动者基于利益理性的“依法抗争”、基于家园认同所寻求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平衡,以及以往社会主义群众动员孕育的人民抗争的话语/价值体系。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以理抗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以法抗争”,既有着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     

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

本文基于SS事件的田野调查资料,从微观层面考察参与主体的行为互动及其逻辑演进,剖析利益与价值因素的交替主导效应,进而解释聚集者何时、因何、如何参与和退出集体行动,并以此回应海内外学者的观察。本文的结论主要有：直接利益受损者行动目标由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的转变,为聚集者提供了参与契机;价值因素是聚集者参与集体行为的核心动力;直接利益受损者在面对社会价值诉求与个体自身利益选择时,后者的作用凸显,聚集者也随之选择退出,集体行动终结;当前,“价值-利益回归效应”在处理由偶然事件引发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具有有效性,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并不完全与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相契合。     

基于话语民主的虚拟政治秩序研究

所谓虚拟政治秩序,是指互联网政治系统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功能相协调,政治实体、政治规则和政治控制等结构性要素良性互动。其一般条件是:政治实体有足够的政治理性、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政治规则应以正义、公平和良善等为基础并吸纳被统治者意见;政治控制应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但互联网环境下政治实体的主体悬置和群体极化、政治规则的正义性丧失以及去权威化和去中心化导致的政治控制力减弱,对虚拟政治秩序造成了威胁,需引入话语民主以重建虚拟政治秩序。国家层面应以电子政务为依托,扩大网络参政议政;联合网络媒体,以媒体议题设置功能引导舆论;设立民意专员并加强同宣传部门、网管部门和意见领袖媒体等的合作。公民层面应推举意见领袖,发挥其传递、引导、解释和价值影响功能;为利益群体设立参政议政的政治社区,促进深入对话和限制敏感话题的无序传播;成立网络社团,发挥其"排气孔"和"安全阀"作用。     

自然灾害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自然灾害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在近期的灾害研究中,研究者开始引入"社会资本"这一社会结构性资源的概念,分析社会资本在灾害中的角色和作用.本文对相关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综述表明,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可获得的资源)可帮助受灾者获取有关灾害的信息,得到救援、物质支持和精神鼓励等实质性资源;而表现为公众自愿组成的公民组织、人际信任以及合作与利他的社会规范的宏观社会资本则可以促使受灾社区及居民的团结合作,更积极地参与到灾后重建工作中来.     

论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以香港利东街居民运动为例

香港利东街的反拆迁运动是香港近年来抗争历史最长、反响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居民运动。作为“无权者”的组织,“H15关注组”凝聚和动员外部多元化的行动者和网络,开展文明而具有建设性的抗争行动,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展示了普通人在城市规划与重建方面也具备强大的生产性力量。政府部门也因此在具体施政和治理理念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改进。“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和增长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改变具体情境下的原有权力关系结构,推动社会变迁。     

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与测量：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网络闭合”和“结构洞”两种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提出“信任”和“网络位置”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最主要特征的观点,并从组织和群体两个层面及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对企业的社会资本测量进行了分析。在本文所提出的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的分析框架中,在组织层面上,将企业看作是网络中的节点,关注企业的正式关系以及网络结构特征;在群体层面上,将企业社会资本看作是企业“班底”的内部信任程度以及在他们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位置。     

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     

共性中的差异: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合法性比较——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

"合法性"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新制度主义认为,法律强制的规制性维度、专业性说明的规范性维度和社会道德文化的认知性维度,是组织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在组织合法性的三个维度上呈现出共性与差异共存的特征:法律规定共性与法律地位的差异,政府机构支持共性与行业协会支持的差异,组织成员角色期待共性与组织成员认可的差异.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合法性差异主要源于业主组织发展阶段性、国家对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和社会基础结构的不同.明确业主组织法律地位,成立国家和省级层面业主指导协会,建构业主组织内部民主机制,是推动中国城市业主组织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的关键.     

战后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研究

二战后日本依托全球性国际组织、洲际性国际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及双边外交活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顺利地实现了从被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到全方位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被治理者、配角到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者、领导者的转换。这种转换之所以能顺利实现,既是当时的全球经济治理形势变化使然,更是日本抓住全球经济治理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机遇,采取了有效对策的结果。日本通过制定和调整国家战略、争夺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权、开展经济外交、提供公共产品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对于正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来说,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角色转换的成功经验值得深入研究。     

维权情境中的自发性认知解放——以业主积极分子的权利意识的演进为例

本文旨在考察业主维权情景中行动者的认知过程。作者提出了理解主观认知的分析框架,并根据权利内容即财产权抑或自治权、权利性质即反应性抑或进取性两个维度,对业主权利意识进行类型学划分。对微博的分析呈现了近年来业主积极分子权利意识的分布和演变状况;访谈结果则显示积极分子对权利意识的认知解放是一个自发、互动的过程,而且抗争面临的阻力促进相似抗争的连结,社会化媒体为类似抗争的串联提供了平台,推动了认知解放过程。本文阐明了在中国情境下框架化和认知解放过程的自发性和互动性,同时指出未来的研究应该从以事件为中心的案例分析转向以议题为核心的抗议事件族的分析。     

以行动与结构互动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研究--评林南社会资本理论的方法原则和理论视野

美国著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从理性选择行为出发 ,在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基础上 ,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为了从嵌入性资源获取回报而在社会网络中进行的投资 ,揭示了社会资本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上的展开形式、矛盾运动和变化机制 ,提出了丰富的理论假设与理论命题 ,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视野 ,不仅吸收了阶级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等资本理论的成果 ,而且克服了关系论、功能论和集体论等方法论的局限 ,使社会资本研究进入了新的理论境界 ,对于在中国开展社会资本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多学科视角下的社会抗争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的性质、动因和治理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社会抗争的社会学研究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社会抗争的结构性影响;社会抗争的法学研究更多地从公民（主体）出发,研究公民权利维护和救济以及国家对社会抗争的法治;社会抗争的政治学研究侧重从国家和政府（制度）出发,以抗争政治学为理论范式,关注社会抗争的性质和治理。本文分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三种理论路径,希望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上能形成合力。     

生成与转换:社会转型期的政党权威

政党权威的生成是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和政治社会化等功能发挥的过程中实现的,因而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社会的转型对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党的组织模式和党的领导方式等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因而引发了政党的权威转换,它主要包含从人治权威向法治权威、权力性权威向权力性和非权力性权威并重的转换过程。     

社会边缘人: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基于SS事件的分析

以SS事件为例,从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积极参与者的社会特征及其力量的展示过程中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当前,中国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具有社会边缘人特征.社会边缘人的力量展示过程如下:以社会性纽带为组织后盾;通过有效动员向民众借力;寻求政治机会,使地方政府居于强者弱势地位;引领聚集者挑战地方政府权威.社会边缘人是中国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其参与行动可解释为以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其动员能力强,组织化程度低,但其惊人的力量难以持久.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社会建设为重心"

社会建设关系到发展本身的正当性,加强社会建设是经济发展自身的需要,也是政府职能转换的要求和方向,从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出发,党和政府的工作正在经历、并且也需要经历一个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社会建设为重心的发展。社会建设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广大公民不断觉醒和提升的权利意识和诉求,与政府和社会满足和保护公民正当权利之意识、机制、能力的欠缺之间的矛盾。今天,从宏观的制度和结构层面看,我国社会建设面临着三个方面的约束,即政治改革滞后、社会参与不足和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权力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