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中的两种主要调节方式。在道德与法律的互动过程中,道德越来越法律化。道德中的正确理解利益、正义以及应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的观点是道德法律化的价值基础。我国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缺失现象要求法律对道德加以补救,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道德规范的多元性以及强制性特点也需要法律对道德规范加以补充。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方向性分析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某些社会问题无法仅仅依靠道德规范来解决,亟须将某些软约束的道德规范上升至具有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层面即道德法律化,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道德法律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是,需要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具备合理性认识,一个社会中的道德与法律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国传统伦理法中蕴藏了丰富的道德教化资源,道德法律化具备了理论和现实上的可能性。在道德法律化的进程中,需要重视道德之于法律的内蕴及拱卫作用,应以法律道德化作为道德法律化的依托和向度,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二者间的相互支撑作用,避免单一道德法律化路径可能产生的弊端和问题。     

对“道德法律化”的几点质疑

"道德法律化"是"制度伦理"中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本文从理论依据和逻辑方面、在调控范围和实践论证方面对道德法律化提出质疑:试图把道德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不仅理论上存在不足,实践上也会带来许多负效应,道德法律化是不可行的。     

论韩非法学思想的人学基础

韩非的法学思想不是冷酷无情，不是构建在人性恶之上，不是脱离人道的“杀无赦”，而是充满着法意人心的激情，是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人学。儒家将法律道德化，法家将道德法律化，在这两条道路中，韩非是后者的代表，闪耀着道德法律化的光辉。韩非法学思想建立在他的人学基础之上，人学是关于人的解放与对人关注的学问。韩非的法学通过变法、重刑、刑尝、平等而关注着人的本能性、历史性、社会性、自由性等。本能性、历史性、社会性、自由性是人之为人的内容，也是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实现的内容。韩非以人为本将道德法律化构建了他的法学思想，他的法学思想既是人学思想的体现，人学思想又是法学思想的基础。法学即人学。韩非的法学思想为当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道德法律化的分析

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是道德和法律的内在共性和道德自身的非完满性,但道德和法律毕竟属于两套独立的规范体系,两者在内涵和功能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这使得道德法律化存在一定的限度,只有那些对社会秩序维系至关重要的基本道德才能进入法律的视域,高层次的道德不宜转化为法律。     

“道德法律化”的人性论基础

本文通过对"道德法律化"内涵的界定,论证了"道德法律化"不是简单地将道德转化为法律,而是法律调节范围的扩大化.并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了"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道德的法律化分析

道德与法律具有内在同质性使道德的法律化得以可能 ;通过道德立法 ,加强制度建设以及思想道德教育 ,实现道德的法律化。然而由于法律与道德内涵的差异性 ,又导致了道德的法律化存在限度     

关于道德法律化的思考

道德法律化不仅具有内在依据,同时还具有形式和外在的依据及可能性。但并非所有道德都可以转化为法律。某种道德规范是否应该法律化,关键要看其对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和正常运行,以及发展地位和影响。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不能取代道德规范。因此,在进行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中要防止泛法律主义,要准确把握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及分寸。     

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思辨

文章从德与法的辩证关系切入,对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进行思辨,需考察其下限与上限两个维度。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下限存于抑恶扬善、提高强制性,凸显从行政道德转为行政法律的必要性;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上限存于德与法的辩证联系,须考察法律之缺陷、道德之特性,强调社会的多样性。德法共治才是我国合理的治国方略。     

论道德的有限法律化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们党的治国方略,而道德和法律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在我国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当前阶段,把道德法律化作为道德建设的首要方式,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同时,这种法律化又必须是有限度的,应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平衡的关系。     

“伦理法”的是与非

对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特征 ,人们的概括五花八门 ,然而“伦理法”的概括在近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伦理法”的概括应予肯定 ,但现有的理论解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 ,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伦理法”的概括只有基于世界法律发展的整体背景 ,基于立法、执法、守法等法律运行的全过程 ,才可能达致理论的完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源——浅谈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 ,是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进程的伟大方略。本文结合社会实际 ,阐述了德治与法治并重的现实意义 ,提出理想、信念是道德建设的基础 ,行政道德是德治思想的核心 ,全面落实以德治国 ,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干部的道德建设     

德可固法 法可厚德

法律和道德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源于道德又规范道德,道德合于法律又高于法律;法律是道德发生作用的保障,道德是立法、执法、守法的基础。目前的中国应以“道德的法律化”为主,“法律的道德化”为辅。     

伦理道德对“法治”的基础性支持维度

“法治”不同于“法制”和“依法治国” ,它的实质是一种正义、自由精神 ,而这种精神与伦理道德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法治精神的外化即法律的基础在于伦理道德原则 ,不论是其合理性还是其秩序的建立 ,都要以伦理道德为保证 ,而且法治的具体实施即立法、执法和守法更是需要道德的支撑。     

法律与道德辩证关系再思考

在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国策过程中 ,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与道德的辩证关系。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 ,不可偏废。道德是立法的价值基础 ,是执法和守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不断加强道德教育 ,尤其要从娃娃抓起 ,开展自爱—他爱的道德教育     

把握“公平正义”在联系法律与道德中的“纽结”作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研究和把握法律与道德的相互统一,处理好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是其重要环节。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不仅有逻辑上的可能性,而且有理论和实际上的现实性。明确和把握"公平正义"在联系法律与道德中的"纽结"作用,使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就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从而实现我们治国理政方式的新发展。     

先合同义务及其比较法学研究

先合同义务是指合同成立前及合同无效时缔约双方当事人所负的附随义务。始于德国法学家耶林(VonJhering)提出的"缔约上过失"的先合同义务理论,虽然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发展各不相同,但两大法系都注意到合同订立前的预备性协议阶段,认为基于信赖应该赋予当事人一定的义务,即先合同义务。先合同义务理论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好反映了合同法本身的根本变革。     

伦理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中的重要环节,解释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对接,也影响到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对法律尊严和法官权威的认同。然而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解释者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陷入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之中,导致法律解释结果在适用中出现困境。究其原因,伦理的缺失是重要因素之一。伦理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能够影响法律解释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语言表述以及解释方法的选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律解释中的困境。     

如何构建道德评价标准的新体系

道德评价标准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 ,其内容也在相应地不断调整。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必须用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思想来指导道德评价标准的构建工作 ,并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如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开拓创新精神等引入道德领域 ,形成以道德评价规律为基础、以道德评价导向为灵魂、道德评价原则为主导、道德评价规范为载体的新体系。